周作人（1885—1967），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代表作 《鲁迅的青年时代》。

聪明人都喜欢沉默

痛苦必定是走在任何快乐之前的。痛苦总是先行的。因为，从生命力的持续不断的提高中，除了由于高兴而导致更快地死亡，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呢？这种生命力本是不能够提高到超现某种限度的。也没有一种快乐能直接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在一种快乐和另一种快乐之间必定夹着痛苦。生命力的一些小小的阻滞连带着穿插其间的生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构成我们误以为是一种连续的舒适感的健康状态。

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在其中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舍此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逐渐消失的痛苦产生不了强烈的快乐效果，因为这过程觉察不到。因此，感到自己的生命，觉得快乐，无非就是感到自己被不停地驱动着从当前的状态中走出来（因而这状态必定也同样是一种经常回复的痛苦）。由此也说明，对于一切注意他的生命和时间的人（即有教养的人）来说，无聊是一种压抑人的甚至可怕的重负。因为那穷奢极侈的人尝试过一切方式的享受，对他来说不再有什么新的享受了。正如巴黎人谈到英国勋爵摩丹特时说的：“这些英国人吊死自己是为了消磨时间。”在心里所知觉到的感觉的空虚激发起这样一种恐怖（空虚的恐怖），仿佛是预感到一种缓慢的死亡，它被认为是比由命运来迅速斩断生命之线还要痛苦。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用快乐来缩短时间也被视为同类的事情，因为时间度过得越快，我们就越感到精神爽快。例如在愉快的乘车旅行时，一次交往使3个小时在谈话中快快活活地度过了。当下车时，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看看表，就会高兴地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或是：“时间过得多么快啊！”

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

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

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适于生活的世界，接受了各种体线面，因与果，动与静，形式与内涵。若是没有这些可信之物，则无人能坚持活下去！不过，那些东西并未经过验证。生活不是论据；生存条件也许原本就有错误。

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诚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

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葛，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

谁的思想过于丰富，谁就宁愿把自己变愚蠢。

成熟不过是个性被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圆滑了。

人们的懒散更胜过于他们的胆小。而他们所最惧怕的是任何无条件的诚实和坦白所可能加予他们的烦恼。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而且，这少有的个人还具备反对个体的群体直觉和良知呢。

平淡的生活，往往是最危险的。

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绝不能把不平等者拉平。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

人在哪里看不到意义，人就会否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