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评判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具标志性的刊物《新青年》“反孔非儒”话语体系的主要支点。纵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所载“评孔”文章, 不难发现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 但就不同时段而言, 他的态度与立场则有所变化。1916年1月1917年8月间是其极言批孔的时间节点, 锋芒所向直指“孔教运动”及“孔教”与帝制复辟的关联, 而此前、此后的态度都相对平和, 批孔的立意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 这种“反孔非儒”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在特定时间段对孔孟思想进行异常激烈而决绝地批判亦“事出有因”, 其中尊孔复古复辟势力逆流回潮的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传播策略以及政治高压下“为政治而文化”的情结等诸多因素, 共同宰制了其“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极言批孔的事实。立足原典研究和与之相关“语境”因素的考察表明, 笼而统之地评价这种“全盘反传统”抑或“感情用事”的论说都有失偏颇, 惟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 方能对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问题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 “反孔非儒”; 《新青年》;
作者简介： 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问题所引发的争论业已持续了一个世纪, 至今仍聚讼不休。在“众声喧哗”中, 论争的焦点纠葛于陈独秀批孔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感情用事”、是否造成了“文化断裂”等几个命题上。(1)至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否一味激烈、决绝地反孔还是前后有所变化, 以及其批孔抑或极言批孔的深层历史动机是什么, 学界则明显关注不够。(2)借此, 本文以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标志性的刊物《新青年》为视点,(3)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对陈独秀的“反孔非儒”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一、《新青年》所载陈独秀“评孔”文章的统计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评判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中对儒家传统认知与定位的基本观念及论述要点。下面是《新青年》上所载“评孔”文章数量与陈独秀所发“评孔”文章名称、数量及其所占比例的统计。(1)
综观上表可见, 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发“评孔”文章 (包括“通信”栏目上的通信) 共有44篇, 占《新青年》所载“评孔”类文章总数92篇的47.8%。进一步统计上表的数据表明, 陈独秀“评孔”文章大多集中刊发在1卷5号 (1916.01) 至3卷6号 (1917.08) 的《新青年》上, 计有30篇, 占《新青年》所载“评孔”文章总数的32.6%、陈独秀“评孔”文章总数的68.1%;1卷1号 (1915.09) 到1卷4号 (1915.12) 的《新青年》上共刊发陈独秀“评孔”文章4篇, 占“评孔”文章总数的4.3%、陈独秀“评孔”文章总数的9.0%;4卷3号 (1918.03) 至7卷2号 (1920.01) 所刊发的陈独秀“评孔”文章10篇, 占“评孔”文章总数的10.8%、陈独秀“评孔”文章总数的22.7%。由此不难看出,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当之无愧的批孔健将、先锋, 其孔孟观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了《新青年》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人物对孔孟思想进行评判的主要面相。
二、《新青年》视域下陈独秀之孔孟观的变易
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 但细读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 会发现其孔孟观前后还是有所变化。约略论之, 《新青年》初创阶段, 即1卷1号 (1915.09) 至1卷4号 (1915.12) ,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态度比较温和而持中, 其批判焦点主要集中在儒家社会伦理层面;1卷5号 (1916.01) 至3卷6号 (1917.08) , 陈独秀批孔言辞非常激烈, 锋芒所向直指孔教及其与帝制、复辟的关联;4卷1号 (1917.09) 一直到7卷6号 (1920.07) ,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态度又趋于平和, 属于反孔反礼教的退潮延续阶段。
(一) 温和持中 (1915.09~1915.12)
在《新青年》初创阶段, 陈独秀专注于西方思想学说的译介, 尚未有“孔姓儒名”的专论出现。他在《敬告青年》《今日教育之方针》《抵抗力》等文中, 基于对新时代“新青年”的期许与要求, 偶对儒学社会伦理层面有某些枝节性的批判, 但态度也是相当温和的。如他在《敬告青年》中谈及人权时代的新道德应与过去的旧道德有所不同时, 尽管抨击了“儒家三纲之说”,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忠孝节义”的儒家道德观念。他认为只要是从自我意志出发, 那么忠孝节义就不算奴隶之道德, “非然者”, 才可称之为“奴隶之道德也”。(1)不惟如此, 在号召青年应有进取心时, 他甚至还不遗余力地颂扬了孔子儒学中积极入世的思想特质, 主张“人之生也, 应战胜恶社会, 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 进冒险苦斗之兵, 而不可逃遁恶社会, 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吾愿青年之为孔墨, 而不愿其为巢由”。(2)又如在《抵抗力》一文中, 陈独秀一方面批评“老尚雌退, 儒崇礼让, 佛说空无”是造成国人抵抗力薄弱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对儒家传统的某些方面持认同态度, 试图从中发掘出国人抵抗力薄弱的“救济法”, 认为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乃是增强国民抵抗力的一剂良方。(3)
(二) 极言批孔 (1916.01~1917.08)
陈独秀对“儒者三纲之说”开始直截了当的尖锐批判是从《青年》1卷5号开始的, 他在该期发表的《一九一六》一文中指出, “儒者三纲之说, 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 为臣, 为子, 为妻, 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 三纲之说为之也”。(4)接下来一期上发表的《吾人之最后觉悟》则从现实政治立言, 进一步揭露了“儒者三纲之说”与共和制度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危害, 认为共和立宪制“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 存其一必废其一”。(5)但就在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发生激烈“反叛”的时候, 《青年》在出足一卷后却因为护法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及至1916年9月1日以《新青年》之名发行第二卷后,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更加决绝, 尤遭时者及后人非议的激烈反孔言辞大多发生在这一阶段。翻检此一阶段《新青年》所载文章, 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反对孔教为教和“定于一尊”。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 抓住孔教非神道设教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要点, 对康有为的孔教说大张挞伐。“吾国非宗教国, 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 宗教信仰心, 由来薄弱, 教界伟人, 不生此土, 即勉强杜撰一教宗, 设立一教主, 亦必无何等威权, 何等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 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古人远矣!”(1)“夫孔教之名词即不能成立, 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 讵非妄人。”(2)在陈独秀看来, 既然“纳儒入教”和把孔教定为国教是错误的, 那么再在宪法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则是“怪诞”之事。他指出:“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 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岂独反对民权共和之孔道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即提倡民权共和之学派, 亦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盖法律与宗教教育, 义各有畔, 不可相乱也。”(3)
第二是集中批判孔教与帝制、复辟的关联。如《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答佩剑青年》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些文章中, 陈独秀尖锐地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 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 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 重阶级, 主张人治, 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 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4)“盖主张尊孔, 势必立君;主张立君, 势必复辟, 理之自然, 无足怪者……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 则妄人也, 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5)
第三是论证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 针对康有为把孔子之道载入宪法、定为国教的言论, 提出了“道与世更”的观点, 认为:“宇宙间精神物质, 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 道德彝伦, 又焉能补?”他指出, 生长于封建时代的孔子所提倡、垂示、主张者皆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政治, “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与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于多数国民幸福之无与焉”。由此, 他断言孔子之道与民主政治、现代生活、信仰自由的根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不能行于今日共和时代。“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 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 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在激烈的批孔非儒时期 (1916.01~1917.08) , 陈独秀亦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与儒学。如:1916年10月1日, 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 虽没有提“儒”或“孔”的概念, 但他特别强调勤、俭、廉、洁、诚、信等道德标准, 以为“此数德者, 固老生之常谈, 实救国之要道”,(7)这无疑是从正面肯定了儒家道德哲学之精髓的价值。1917年2月, 陈独秀在答常乃惪的信中也一再申言“孔学优点, 仆未尝不服膺”。(8)1917年3月, 陈独秀在答俞颂华的信中亦多处承认“孔教”的历史价值, 他指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 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 鄙人皆绝对承认之, 而不怀丝毫疑义。”(9)1917年7月, 陈独秀在《答〈新青年〉爱读者》中更是明确表示其“非孔”是否定孔子以“礼”为前提的伦理规范, “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10)
(三) 退潮延续 (1917.08~1920.07)
1917年8月, 张勋复辟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孔教运动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与此相关联, 陈独秀开始把关注重心渐渐转移到了其他方面。这一阶段,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反孔文章数量较为有限, 包括通信栏目在内, 计有10篇, 且除《〈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调和论与旧道德》等文章对孔孟思想批评稍显激烈之外, 其他文章偶有谈及孔子儒学, 其态度已远不及前一阶段激烈。所谓“吾人不满于儒家者, 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 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 其教忠、教孝、教从, 倘系施者自动行为, 在今世虽非善制, 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 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 非儒家乃阴阳家也 (儒家公羊一派, 亦阴阳家之假托也) ”。(1)此时, 他认为危害中国的不只儒学一家, 还包括道、佛, 甚至把老子学说视作危害中国之首, 儒家则排在其后。1919年5月, 陈独秀的反孔姿态可以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他声称其并非反对孔子个人, 而是反对“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 抵抗现代潮流”。(2)1920年,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陈独秀全身心地转向革命活动, 告别了为政治而投身文化的权宜之计, 仅从《新青年》所刊文章来看, 未见陈独秀再专门提及孔子儒学问题。
三、时势及其应对:反孔抑或激烈反孔的必然
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的孔孟观尽管前后有所变化, 但总体而言, 其批孔非儒的立场和趋向却是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的。那么人们首先要问的是, 其时该不该批孔?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仍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震荡之中, 经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 并没有真正走向民主与共和。梁启超有言:“革命成功将近十年, 所希望的件件落空, 渐渐有点废然思返, 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 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 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3)实际情形确是如此,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肇造后, 继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煞费苦心地借助孔子儒学的“三纲之说”来复辟帝制。与政治上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相呼应,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复古潮流也“烜赫一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不久, 康有为和张勋又在第二次国教运动中一唱一和, 联手导演了“丁巳复辟”的闹剧。继张勋复辟之后, 把持中央政权的各路军阀政客们走马灯似地更迭, 但无论谁上台执政, 都无一不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就像陈志让所说的那样, “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到张作霖就任大元帅 (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七) , 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 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全部尊孔”。(4)凡此种种表明, “革政不如革心”, 想要真正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实现民主共和, 单单靠自上而下的“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建构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在思想文化领域, 同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传统展开“激战”, 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让民主、共和的观念能够真正深入人心, 这样才能使广大民众自觉地认同和践行新思想、新观念, 才能有望使“古老”的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陈独秀“批孔非儒”便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志士救亡图存进行社会文化变革的必然, 是古老帝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无以规避的“劫数”。由此而言, 并不是陈独秀选择了文化激进主义, 而是时代选择了陈独秀。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的依据, 历史选择某个人或某件事, 归根结底还是历史的一种蓄势找到了它得以发展的现实性力量和方式而已。(5)
陈独秀批孔非儒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宗儒派对陈独秀等人的反孔非儒, 即便在其极言批孔的时期也都没有展开反击, 此中原因一直颇令人费解。现在看来, 陈独秀尽管言辞激烈, 但其“所指”确属基本事实, 而从陈独秀提出批孔到今天, 人们一直批评的不是其时该不该批孔的问题, 而是认为批得“过头”了, 有全盘反传统之嫌。这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在当时的“语境”中确实不合时宜了, 即便尊孔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么, 陈独秀批孔是否过了呢?是否有全盘之嫌呢?诸多论者在此展开过争辩。历史地看, 从1916年1月《新青年》1卷5号到1917年8月《新青年》3卷6号出刊之间, 陈独秀的批孔言辞的确很激烈, 甚至有整体反传统之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有人判定西方文明“破产”, 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 陈独秀等人也意识到了自身批孔有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 开始对先前激烈的批孔言论进行辩解。如陈独秀在《旧道德与调和论》中指出:“譬如货物买卖, 讨价十元, 还价三元, 最后结果是五元, 讨价若是五元, 最后的结果只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 也是如此, 改新主张十分, 社会惰性当初只承认三分, 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1)陈独秀以买卖货物为喻, 说明其言辞激进的理由, 无异于承认了其先前批孔话语的激进和极端。所以, 人们对其情绪化、极端化甚至是整体反传统的指责并不是空穴来风。令人困解的或许是陈独秀言辞激烈的反孔, 主要发生在1916年1月《新青年》1卷5号到1917年8月的3卷6号上, 无论此前还是此后的批孔言论则都是相对温和的。而尤遭时人及后人非议的地方就在于此阶段的激烈反孔。因之, 有必要探讨一下陈独秀的思想与主张在这一阶段何以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异”?究其原因, 至少不能忽略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与当时尊孔复辟逆流回潮的刺激有关。1916年1月至1917年8月间是中华民国创建以来最糟糕的时期。袁世凯贸然复辟帝制, 搞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继“洪宪帝制”失败后, 康有为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意倡导和开展尊孔复古及孔教入宪运动, 并最终和张勋一唱一和, 再度复辟帝制。陈独秀激烈批孔之最切近而具体的缘由就是受了尊孔复辟逆流回潮的刺激所致。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中明确申明了他在此阶段决绝反孔的原因:“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 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 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 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 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故不能已于一言。”(2)对此, 蔡元培亦有类似说法, “《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 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 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3)由此, 反动政治势力复辟帝制以及守旧派的孔教运动与陈独秀反孔非儒的言说形成了内在张力, 尊孔复辟派的声势越大, 陈独秀反孔言辞便愈激烈。从这个角度来看, 与其说陈独秀反孔言辞激烈, 倒不如说尊孔复辟派太过喧嚣。而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 情绪化的东西便会呈现出来, 难免有失偏颇。可以说, 如果孔子与儒学没有被袁世凯和张勋作为复辟帝制的工具加以利用, 如果孔子儒学只是被正心诚意的君子当作一般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扬弃, 而不是“纳儒入教”和“一教独尊”, 那么陈独秀对孔子儒学的态度可能就不会如此激烈和决绝。如前所述, 1917年张勋复辟, 不到13天就成为过眼烟云。与之相应, 此前与帝制复辟纠葛在一起的孔教运动也声名狼藉, 无甚影响。在此背景下, 没有了敌手的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态度亦迅速转向平和。这也进一步从侧面证明了陈独秀极言批孔与其时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有着很大的关联。
其二, 与争取社会关注的话语传播策略有关。《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 既没有“背靠当局”, 亦没有大的财团资助, 考虑销路和利润自在情理之中。创刊之初, 陈独秀就曾对群益书社陈氏兄弟承诺, 《青年》杂志“只要有十年、八年的功夫, 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4)这个“很大影响”意指的是社会效益的自我张扬, 当然对书社来说更重要的还是经济效益。(5)但《青年》创刊后发行的前几期, 读者反应并不强烈, 在《答陈恨我》一信中, 陈独秀直言:“本志出版半载, 持论多与时俗相左, 然亦罕受驳, 此本志之不幸, 亦社会之不幸。”(6)由于没有引起社会舆情的关注, 《青年》杂志初期的销量, 包括免费赠送和交换在内, 每期仅仅印刷1000份。(7)仅从经济效益而言, 刊物的经营无疑是“赔本赚吆喝”, 恰逢护法战争爆发, 刊物在办完第一期之后便借此缘由停办。由是如何凭借“知识”资本引起社会关注、打开刊物的销路自是出版商和作为主撰人的陈独秀最为关切的。而从《新青年》的“通信”栏目来看, 孔孟之道的“尊”“诋”之争是社会和思想上反应最为强烈的焦点问题。但在袁世凯极权统治的文化高压下, 直接批评其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几乎不可能, 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 被解散的国会重新召开, 舆论环境相对宽松, 多年经营报刊、深谙传播策略的陈独秀紧紧抓住这一吸引眼球的热点问题, 重磅出击, 在话语表达上不怕过之, 而唯恐不及, 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 并提高杂志的影响力。“那时候正是国会里为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闹得厥声沸天的时候, 陈独秀抓住了这个题目, 在《新青年》上大肆攻击。”(1)应该说, 陈独秀的极言批孔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此一阶段《新青年》的“通信”栏显示, 在数十封来信中有22封都是关注和探讨孔子儒学问题的。(2)与之相应, 《新青年》销量大增, 从创刊初期的1000份径直销到16000份。(3)这一事实表明, 特定环境下“打倒”、“存其一必废其一”等极具穿透力的批孔言辞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学子的注意, 从而激活了《新青年》的“生命力”及其销路, 而社会层面的极大反响又反过来助推了陈独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表达。后来《新青年》杜撰出一则“王敬轩”来信, 然后再加痛骂, 以此来吸引读者目光, 可以说也是这样一种编辑传播策略的具体运用。
其三, 与政治高压下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有关。《新青年》创办初期, 陈独秀等就曾声称“批评时政, 非其旨也”。(4)但陈独秀的意识根底不是一个埋头在学术界、不谈政治的人, 终其一生来看, 他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甚至可以说其一生都与政治分不开, 这也是当时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陈独秀之所以强调《新青年》只谈文化不谈政治, 实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到皖系军阀执政时期, 当政者对言论的控制非常严酷。据不完全统计, “从1916年底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 不到3年的时间里, 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 至少有17个新闻记者被判刑甚至被杀害, 1918年底, 全国报纸的总数减至221家”。(5)在这样的政治生态背景下, 以富有弹性底线的文化批评替代难以实现的政治批评, 似乎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举措。具有“为政治而文化”情结的陈独秀从个人本位的人权平等、自由观出发来反思和批判传统伦理道德, 启发国民“最后之觉悟”, 其“能指”背后“所指”的是文化专制、国家专制。这种借文化批评表达政治批评的“隐晦结构”贯穿于《新青年》的始终, 尤以第二卷和第三卷最为明显。通过检视那些言辞激烈的文章可以发现, 陈独秀极言批孔并非针对孔子和儒学, 而是针对那些借用儒家思想来行文化专制的人。令人遗憾的是, “文化批评一旦借助隐晦结构获得流行之后, 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很难再对它进行理性控制”。(6)在文化专制的背景下, 在尊孔复辟的阵营面前, 陈独秀借文化来批评政治的功利性而有意放大儒学消极的一面, 由此导致措辞激烈的反孔言说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对陈独秀“反孔非儒”问题的评价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展开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和声讨,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极大。对此, 以往论者受革命史观叙事框架的影响, 大多盛誉有加, 认为其顺应了历史进化潮流, 代表了革命与进步, 自应大书特书。近年来, 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颇为走俏的背景下, 一些学者又过多强调了学理的标准, 认为陈独秀等人的反孔非儒割裂了传统, 为其贴上了诸如“全盘反传统”、“感情用事”的标签。一般来说, 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三个标准, 即历史标准、学理标准和道德标准, 其中历史标准应是主要的评价标准。(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上述两种诠释理路都过多强调了道德标准或学理标准, 而忽略了历史标准。由此, 将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问题回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加以审视, 即立足于原典的全面研读和与之相关历史因素的系统考察, 最为切要。循此理路,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是笼而统之地判定陈独秀一味激烈反传统有违历史事实。新文化运动时期, 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立场与态度, “批”与“破”是一以贯之的。但就不同时期而言, 他所批判的角度和焦点, 特别是其立场与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 前后经历了温和而持中———激烈而决绝———相对平和等几个阶段。其中, 陈独秀措辞激进的反孔仅发生在1916年1月至1917年8月这一较短的时间内,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只是其孔孟思想认知与定位的一段插曲, 不能构成其孔孟观的全部。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批孔非儒, 既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亦要分辨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只是笼而统之地判定陈独秀一味激烈反传统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其次是陈独秀批孔抑或极言批孔均具有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转型期, 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和清理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由此而言, 陈独秀的批孔总体上顺应了浩浩荡荡的历史进化潮流, 不是可以简单否定的。而陈独秀在特定的时段发生思想变异, 即激烈、决绝地批孔的文化选择亦是“事出有因”。其中, 尊孔复古复辟势力的喧嚣和反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传播策略以及政治高压下“为政治而文化”的情结等诸多因素, 共同宰制了陈独秀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极言批孔的事实。
最后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陈独秀批孔非儒中表现出的不足。用历史主义的态度评价陈独秀的批孔非儒, 对其采取“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了解”, 并不等于不能从学理上评价陈独秀“批孔非儒”中的不足和偏颇。从当下的社会、学术背景出发进行回顾和反思来看, 陈独秀批孔非儒确实有其弱点和缺憾。这主要表现在陈独秀对儒学思想政治式的批判有余, 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否定传统过多, 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判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的结论过于武断, 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只看到儒学的落后面, 而没有认识到它在匡正人心和调整人际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等。这些评判和检讨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看待这些局限时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 不能仅以“后见之明”从“应然”的学理层面上来看待陈独秀批孔时所表现出的片面性, 还必须依据历史的实际, 既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惟其如此, 方能对陈独秀批孔非儒中表现出的理论不足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11980年代美籍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穆善培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一书问世后, 国内外学界附议者不乏其人。针对这股打着“反思五四”的旗号意在解构“五四定论”的思潮, 郑大华、张宝明、李良玉、严家炎、朱文华、欧阳哲生等一大批学者进行了质疑和辩正。应该说, 林毓生等人的观点是“逻辑”的而非“历史”的, 其偏颇之处不难洞察。但不无遗憾的是, 对其反驳者也往往不顾及时间序列, 撷取《新青年》文本中有利于自己论断的只言片语来做回应。如此, 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过度阐释”的误区, 五四“反孔非儒”问题所引发的争论非但未能澄清, 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人们既不能“知其然”, 更不能“知其所以然”。由是, 将五四“反孔非儒”的问题回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加以审视尤为必要。本文的写作旨趣即缘于此。
2杨华丽:《“打倒孔家店”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4年) 、吕明灼:《陈独秀是终生“非孔”派》 (上、下) (《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3期) 都曾对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阶段性变化有所探讨, 令笔者受益颇多, 但其立意、角度与笔者有很大不同;郭继民、苗青《对陈独秀“反孔批儒”的再认识》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 、杨红军《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学术界》2010年第9期) 、陈娟《陈独秀之反孔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等或多或少涉及陈独秀批孔或极言批孔的某一历史缘由, 但大多未具体展开, 且个中分析亦有不当之处。故此, 这两个问题有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 它将有助于对五四“反孔非儒”的问题做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3从1916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共出刊11卷。从1920年9月l日出版的8卷1号开始, 《新青年》杂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 (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 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本文所指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经典文献”的《新青年》, 仅限于前7卷。
4资料来源:此表根据《新青年》 (1~7卷) 统计而成, 空缺的年份表示该年份无相关文章。
5(2) 陈独秀:《敬告青年》, 《青年》1卷1号, 1915年9月15日。
6陈独秀:《抵抗力》, 《青年》1卷3号, 1915年11月15日。
7陈独秀:《一九一六》, 《青年》1卷5号, 1916年1月15日
8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 《青年》1卷6号, 1916年2月15日。
9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新青年》2卷2号, 1916年10月1日。
10(3)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 《新青年》2卷5号, 1917年1月1日。
11陈独秀:《袁世凯复活》, 《新青年》2卷4号, 1916年12月1日。
12陈独秀:《复辟与尊孔》, 《新青年》3卷6号, 1917年8月1日。
13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新青年》2卷4号, 1916年12月1日。
14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 《新青年》2卷2号, 1916年10月1日。
15陈独秀:《答常乃惪》, 《新青年》2卷6号, 1917年2月1日。
16陈独秀:《答俞颂华》, 《新青年》3卷1号, 1917年3月1日。
17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 《新青年》3卷5号, 1917年7月1日。
18陈独秀:《随感录十四》, 《新青年》5卷1号, 1918年7月1日。
19陈独秀:《孔教研究》, 《每周评论》第20号, 1919年5月4日。
20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 《梁启超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834页。
21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北京:三联书店, 1980年, 第140页。
22王桂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 《吉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3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 《新青年》7卷1号, 1919年12月1日。
24陈独秀:《复辟与尊孔》, 《新青年》3卷6号, 1917年8月1日。
25蔡元培:《答林琴南书》, 《公言报》1919年4月1日。
26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65页。
27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第10页。
28陈独秀:《答陈恨我》, 《新青年》2卷1号, 1916年9月1日。
29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第二编) , 北京:中华书局, 1959年, 第316页。
30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120页。
31左轶凡:《作为燃料的青舂及其表达---〈新青年〉杂志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 , 第78~92页。
3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年, 第32页。
33陈独秀:《答王庸工 (国体) 》, 《青年》1卷1号, 1915年9月15日。
34王东全:《中国近代的报刊》,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年, 第102页。
35杨红军:《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学术界》2010年第9期。
36所谓历史的评价标准, 就是把人物或事件放置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 看其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参见王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