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作家张贤亮成功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作家里的“首富”。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张贤亮生前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他住在这里已经有12年了。
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张贤亮就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
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2014年9月27日下午，张贤亮因病在银川去世，享年78岁。本文系作者当年应张贤亮邀请，前往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对他进行的专访，由张贤亮本人审定修改。本文为上篇。
我的生意是卖“荒凉”
张英：作为宁夏文联主席，一个厅级干部，为什么你在当初会突然选择下海呢？
张贤亮：我是一不小心下海经商的。当时有两个动因，一个是受社会影响，全民经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嘛。还有一个原因是作家要深入生活。我觉得专业作家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反正他们每月拿工资，写不写都没关系。上面总说作家要深入生活，不过是到工厂矿山呆一段时间，我看不如自己办一个企业，更能积累生活素材。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全国党政机关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潮。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人代表，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后来我们办了这个我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
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一不小心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
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 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 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新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张英：你是怎么发现镇北堡这样一个好地方的呢？
张贤亮：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
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憾。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就像《大话西游》里面秀才娘子卖猪头的那个地方，也是熙熙攘攘的，居然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张英：好象它成为电影外景地跟你也有关系。
张贤亮：是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但是这部电影反映并不好，有两三年禁演。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１２年后的１９９３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张英：你怎么看待张艺谋现在的变化？
张贤亮：张艺谋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领军人物，他的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为什么目前的作品还不能让人满意，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他和背后的创作集体文化底蕴不足、文化积淀不够深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共有的毛病。
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具在这个问题，而且除了电影之外，雕塑、戏剧、小说、美术等艺术领域还没有一个像张艺谋这样吸引眼球的领军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还是最接近大师的人。他现重视商业片，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而且商业片占主导是一件好事，只有商业和艺术真正结合起来，中国电影才有可能抗衡好莱坞电影的冲击。
张英：中国现在有十几个影视城，它们都在赔钱，但是还有影视城在不断兴建，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张贤亮：和横店影视城和涿州影视城不同，我是个人投资，而且我和它们的风格完全不同，镇北堡影城不是花大价钱造出来的，仅仅只有78万。原来镇北堡的城门洞已经坍塌了，我修它的时候，用的是明代的砖，我从老百姓家里面用高价把比这个城墙还要古老的砖收购来，把城门洞修得很好。
横店影视城和涿州影视城是政府用巨资打造出来的，请的是仿古建筑师，建的是全新的建筑，他们走了亭台楼阁宫殿一路，靠气势取胜，有些建筑比例是1：1的。
中国有几十个影视城，大多都赔钱，因为它都是高投入，这个你大概在报纸上看了吧，前期投入几千万，甚至一两个亿，但是影视城顶多再有8年到10年的使用期，再过8年到10年，拍电影、电视不用影视城了，它在电脑里边就制作了背景，像美国的《黑客帝国》，完全都是在电脑里制作的，将来影视都是这样，所以我敢狂言，所有再投资的影视城都收不回成本。
张英：那你的影视城怎么办？
张贤亮：我的影视城已经是中国电影电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一个纪念馆。我这个地方，你不要看它小看它旧，有40个大景点，小景点100多处， 300多亩地地下埋了800多亩的管道，每个地方通水、通电、通暖气，为了看上去原滋原味，让来拍戏的电影人满意。
它完全是迎合电影电视需要的作品，经得起反反复复地使用，你只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拍另外一部片子。我走的是舞台化、布景化的路线，仿古建筑虽然跟原貌一样大，但不一定适合拍影视。
对我来说，我是低投入高回报，我的投入和产出比例在全国影视城里是最高的。将来影视城怎么办？我准备逐步把它办成一个中国西部小村镇的博物馆，将来人们看西部农村当年的景象、小村镇景象，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荒凉的，有返璞归真的感觉，我想这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张英：你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却一直在赚钱，你是怎么赚钱的？
张贤亮：以前向剧组收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前他们的场租费也不到总收入的2%，我干脆就全免了，以此吸引剧组。
但是我要求剧组的布景要比我原来的好，如果不比原来的好，我也可以很省事地恢复。另外因为我是借剧组吸引游客。所以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或者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剧拍得越来越多，我把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迅速转化为旅游资源。现在的看点逐渐增多，以后会越来越多。我们不收他们的钱，他们留下外景地，我们靠外景地吸引游客。
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即便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现在，我们年收入的98%靠旅游。现在我每年给股东15%的利息，回报相当高了，而且比炒股要安全得多，他们都不愿退股。
在中国做生意也得讲政治
张英：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张贤亮：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不怕落伍地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
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人的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什么叫分享呢？员工离开这儿去银川其它地方打工最多只能拿800块工资，我这儿能拿1000块以上。这多出的200块是高出他劳动力价格的，是靠我的智慧和策划的创造赚到的、拿来与他分享的。在我这里工作的男员工比较稳定，小姑娘流动性大一点，她们有更重要的考虑，就是嫁人，这儿到底在远郊，比较偏僻。他们只要在我这儿多做一天，我就要给他们一天合理的待遇。
张英：好象这个影视城已经成了文物保护单位。
张贤亮：（笑）这个古堡之所以会被列为文物，就是因为文物保护单位见我赚了钱，他们就觉得有利可图，就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它的文物价值不大，其他地方还有几百处这种古堡，里面住的就是农民，根本不是文物。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那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有位国家旅游副局长我我这里看了，很感慨，他走遍了全国，他说，最了不起的就是我这个影视城，其它风景旅游点都是本身就风景很美，其它人文景观也都具有很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我这个影视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张英：在你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张贤亮：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它原因，“地头蛇”也就多起来了，他们会千方百计以非法手段分得一杯羹。比如当地有权势者打影视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围的地以十几元一亩，全包给自己家人种树，准备向我要土地转让费，当天，我叫人开来两辆推土机，将树和渠推了个精光。植树搞绿化本没错，但是你不能跑到我的院子里，在我们承包的土地上搞绿化。
还有地头蛇看着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我们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都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我对他说：“告诉你们的头，他家有几口人就让他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吓退了那帮人。
当地的政府部门见我们操作得好，呼吁收回国有，说不能成为我张贤亮的私有财产。唉，很困难啊，现在他们在附近建了一小洋楼、饭店、疗养院，白白的瓷砖贴过的现代化墙壁，破坏了我们古堡的周边环境。
为什么我没有像横店提供住宿，在旁边200米远就有一个很好的宾馆，政府办的，其实也是想借我这块牌子。国防教育基地也出来了，其实还是开旅社。政府投资的东西我们最好不要去竞争，否则又有麻烦。
张英：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张贤亮：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均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
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我的各种身份（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等）还能起一些作用，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政治权力来说，其它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刚刚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
张英：土地后来怎么解决的？
张贤亮：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用一些小钱感谢他们的支持。
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市场经济就是分割经济，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英：政协委员、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您身上那么多身份，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吧？
张：主要是名人效应。名人效应自然有它的好处，我自然希望全国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读者读我的书，这样影视城也会随之扬名。但是如果大家跑过来一看，发觉什么都不是，也会影响我在文学上的名。所以我特别谨慎。在宣传和处理某些关系上是有些帮助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办好，办不好就要挨骂。
记者：所以有人说只能由张贤亮来办，不能换别的企业家。
张：那肯定办不好，有这么多的纷争和矛盾！现在我办好了，也得到社会各界包括银川上下和电影界的承认。
记者：感觉您还是比较善于平衡的，所有问题都用钱解决了。
张：作为一个中小作家，必须是通达人情事故的。《红楼梦》里不是说吗？“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