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4月29日，波音CEO米伦伯格召开首场记者会，在被问及是否考虑“辞职”时，他说，自己有幸为波音工作34年，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专注于“飞行安全”。他希望能够继续领导波音成为一家安全、高质量、正直的公司。对于这样的回应，舆论上自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态度上并没有体现出“自责的态度”。

坦白讲，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知名企业，但凡遭遇重大事故，都会第一时间追责“主要负责人”，紧接着层层剥离，才会将责任进行分散。通常来讲，对于较大的事故，在处理起来就不只是“就事论事”。因为，我们很清楚，舆论上所需要的更多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比起“追责”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事故之后，要想取得更多信任，首先态度上“要真诚”。于此，一般来讲，“主要负责人”会选择自己“辞职”，或者被主体机构直接“免职”。总之，主体机构要保证“自己的态度”足够真诚，往往会“痛下杀手”。

本质上，这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一个道理，就是要取得更多人的信任，会威慑更多人的执行力，只能对“主要负责人”动手。当然，我们很清楚，就算是“主要负责人”被处分，有时候并不见得具体的问题就能马上解决。但是，舆论就是这样，态度比事实更重要。尤其，关乎性命的大事故，更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很清楚，作为波音CEO米伦伯格，对于“飞行安全”的责任上，也只是行政管理层面上的的责任，而对于导致飞机事故本身的责任，可能层层剥离下去，就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记者所提及的问题，只能说还是基于舆论本身的慰藉出发的。

至于，飞机本身的安全问题，还是需要波音公司自己解决。因为，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就算是波音公司对生命并不敬畏。但是，也需要从商业的层面出发，对安全问题进行彻底解决。至于，波音公司怎么面对舆论和媒体的拷问，从公司角度就来看，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公关问题”，而非是“安全问题”。

所以，解读“波音CEO拒绝辞职”，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一方面是舆论层面的态度，一方面是具体的就事论事。如果混淆起来看，就会觉得很矛盾。如果站在“处理问题”的角度看，可能米伦伯格解决问题的态度，完全没有问题，而“辞职”或者“免职”才显得“偷懒”。

与此同时，要是站在舆论的平息层面看问题，可能“辞职”或者“免职”才显得更真诚，而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反而显得有些太过理性。总之，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所以说，对于“波音CEO拒绝辞职”的标签化，显然更符合媒体的口味。

因为，舆论本身更喜欢“坏孩子”，也只有“坏孩子”才能触发更多情绪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波音CEO也并没有表现出具体的“拒绝态度”，只是在具体的回答上，更关注安全本身。因此，出现舆论上的争论，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长远来看，“辞职和免职”，舆论上会觉得很干净利落，可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如果，一个机构出现危机的时候，仅靠“辞职和免职”平息纷争，想必生命力也并不会长久。因为，单靠解决一个人来解决事情本身存在的问题，显然就是一种回避责任的过程。

这不仅会造成处理问题，面对责任的简单粗暴化，同时也会让责任本身变得相对艰涩。尤其，在责任落实不明确的体系中，更加会触发各种隐患的产生。总之，“辞职和免职”并不是一种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潜在的基质里，就带有某种逃避现实的逻辑。

所以，在舆论上较为有群众基础的“辞职和免职”，在具体的效能上，却可能产生很多负面的效应。所以，对于“波音CEO拒绝辞职”的标签来讲，如果只是从舆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就会陷入道德秩序的混乱和信任危机的发酵。只是，真要是理性的思考一下，却发现并不如此。

说到底，追责的意义是“更安全”，而非将“主要负责人”推到案板上。作为一个公司来讲，就算是舆论不追问，作为经营的考虑也会改善自己的安全问题。要不然，在商业秩序中，很难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媒体记者追问所谓的辞职问题，显然就是媒体惯用的话语套路，解决不解决实际问题不重要，只要舆论能翻江倒海就行。

因此，关乎“追责”和“辞职”，这本身并不构成某种“因果关系”。虽然，在具体的耻感文化中，较为流行这种自责式的惩罚。但是，从道德秩序本身来看，这其实只是一种“表态度”的行为，至于问题本身，往往只能是推诿给后来的主儿，从解决问题的逻辑上看，真的很不够意思。

当然，回到行政管理的体系中看，有时候类似的惩处方式，可能会给管理带来一些震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对于机构本身，可能并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机构显得很失控。因为，所有的问题，在无法解决的时候，只能靠“解决人”来处理，着实让人感到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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