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韩练成将军之子韩兢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的韩练成

韩练成（1909年2月5日-1984年2月2日），宁夏固原人，1925年入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北伐中救援过冯玉祥、增援过白崇禧，中原大战中营救过蒋介石。1942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情报工作系统。曾任国民政府委员长侍从室高参、第四十六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管会副主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等。

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曾说过：“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呐！”

“李经理”突然来访

父亲韩练成被称为“隐形将军”之事，还要从1960年冬天说起。那时，我父亲还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研究部部长。一天上午他因病休息，正在书房翻检资料，我母亲推开书房门说：“李经理来了。”

我父亲一愣：“谁？”

门外传来一个很熟悉、而又很久没有听过的男中音：“桂林的李经理来看七哥。”

身着军大衣的李克农上将由一大尉扶着，已经到了门口。我父亲大喜过望，回头问我母亲：“你怎么还叫他李经理？”

我母亲也笑了：“我只记得过去的叫法，哪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

李克农感叹：“嫂夫人这一声‘李经理’，让我又想起过去的不少事情。”

我父亲知道李克农几年前曾重病一场，仍在恢复期，很关心地问：“听说蛮兄组织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在写过去的秘密工作史？”

李克农答：“是要抓紧了。趁着记忆力还能恢复的时候抓紧搞，还来得及。刚刚开了个会，碰了碰情况，顺便来看你和七嫂。”

我父亲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我父亲是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报纸、剧团在桂林的抗日活动都提供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李克农在延安

1942年5月，我父亲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我父亲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我父亲联络他时称“蛮兄”。我母亲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母亲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我父亲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

1949年1月，我父亲经香港返回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的驻地在河北平山一个叫东黄坭的小村庄，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我父亲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和社会部机关的同志一起作息。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

虽然我父亲和李克农很近，但他从来没有问过：还有谁是和他一样的“这些人”。

眼看快到中午，我母亲走进客厅，说：“就在我家吃饭吧？我加了个菜。”

李克农拱拱手，说：“烦劳‘后勤部长’。”转脸告诉随员：“这位就是我对你们常说起的，国军的将军夫人，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后勤部长’。”

我母亲笑了：“我哪里当过部长啊，叫我七嫂、七婶都好。”

餐桌上四菜一汤，我母亲说：“这个狮子头是跟叶妈妈学的……”

我父亲笑了，问李克农：“蛮兄，你知道她说的叶妈妈是谁？”

李克农不知道：“是谁？”

我父亲说：“是蒋委员长手下中统局长叶秀峰家的老太太！……不过，是他自己的妈妈，还是他太太的妈妈，我们没搞清楚。”

李克农哈哈大笑：“噢？我以为只有你是个隐形人，没想到七嫂更是深藏不露啊。”

我父亲来了灵感，一首小诗脱口而出：

《克农来访》

桂林、重庆、东黄坭，

“隐形”至今未足奇。

夫人再设“后勤部”，

上将仍作“李经理”。

诗，给了李克农，“隐形将军”的称呼也就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里被传开了。

“隐形”，不仅仅是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作状态，也是他其后的心理状态。他从不因为自己的特殊贡献居功自傲，即便被世人当作“统战对象”，仍然绝口不提往事，严守机密数十年。直到他1984年去世，出于保密要求，他的讣告仍以“爱国将领”冠名。

1956年，向海外发表的韩练成将军家庭生活照。

“周总理不说的我不说”

作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高级间谍，父亲到底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至今无人知晓。我回忆说，父亲在世时绝口不提往事的原则是：“我在解放前为党工作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不说的我不说，中央没有公开的我也不说。”

尽管如此，父亲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传奇故事，还是不胫而走。

1945年，韩练成指挥对日军反攻。

1946年10月，作为国民党整编第46师的师长，父亲列席了蒋介石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和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

会后，父亲试图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转告他：“速去上海找董老谈。”父亲立即转赴上海，趁白崇禧不在，将董必武接到白公馆秘密见面，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并约定了与华东解放军联络的暗号：“洪为济。”

当年年底，整编46师到山东不久，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派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并在韩练成身边留下了两名联络员杨斯德、解魁。

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进行临沂决战的设想，父亲率领的整编46师加入北线集团，由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在临沂会歼解放军华野主力，或迫解放军退入沂蒙山区而歼之。”

1947年2月中旬，华野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父亲坚持蒋介石、陈诚“共军主力溃败西窜”的错误判断，一再干扰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等人的作战部署。李仙洲2月21日夜下令“由莱芜向吐丝口突围”时，韩练成仍强调“未部署妥当”，硬是推迟行动一天。

23日，李仙洲集团突围开始，父亲却神秘“失踪”，放弃了对整编46师的指挥，彻底打乱了李仙洲的作战计划。战役全面打响后，华野的几个纵队一块出击，从莱芜到口镇这片狭窄土地上，不到两个小时时间，李仙洲5万大军就被歼灭殆尽，李仙洲也受伤被俘，莱芜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当日下午，父亲由联络员引导到达华野指挥部，与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见面。

战败了反获蒋介石称赞

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战役失利之后，父亲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主动返回南京，见到了蒋介石。“父亲明白，自己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错误路线而导致失败的，刚愎自用的蒋介石绝不会去追究战败的责任而使他自己脸上无光。”

事实正是如此，父亲向蒋介石汇报了莱芜战役的情况，并把自己乔装平民、趁乱逃出陈毅包围圈，后经青岛来到南京等早已编好的故事向蒋介石表述了一番。

蒋介石听后不但不怀疑，而且称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并说：“如无过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怎么能从陈毅铁桶似的包围中逃出来呢?”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蒋介石还叫父亲给中央训练团作报告，以此来激励士气。

一句话葬送74师

1947年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调父亲入国民政府参军处任参军。这是父亲第二次在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要，而且这一次的参与程度更高：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飞赴各个战场，父亲时时在侧；送蒋介石看的战报最后要经父亲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经父亲过目。

“1996年，一位和蒋纬国私交甚好的台湾世家子弟告诉我，纬国将军说，令尊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我说，“这其实也正是周恩来对我父亲的要求——高谋，即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

孟良崮战役前，关于张灵甫的整编74师到底是走还是守，父亲在关键时刻对蒋介石说了一句：“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战中吃的亏。”促使蒋介石命令74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却使整编74师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整编第46师有个团长逃回、华野有个团级干部叛变，都谈到父亲在莱芜战场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迹象向蒋介石秘密汇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所幸蒋介石素知韩杜不睦，并未质疑，但父亲的处境已岌岌可危。

1948年春节前后，为防不测，父亲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

韩练成（中）、李书茂（左）陪同陈毅元帅视察兰州军区营院

1949年1月，父亲辗转来到解放区——河北省平山县东黄坭村。在这里，他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

一生看淡生死名利

1948年4月，父亲被调离参军处，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5月22日，父亲在兰州接到命令，居然是“西北行辕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让一个中将当旅长，连张治中都感到很意外，韩练成自己想出来答案“我知道何应钦对我有成见”。

1949年8月，父亲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月，父亲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等人的面说：“在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韩已到了解放区’时，蒋一把打落了桌上的玻璃杯，指着何应钦等人大喊：‘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

父亲的特殊经历在西北知晓的人很少，周恩来委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向两人交底：韩练成“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1950年5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韩练成与廖汉生为西北军区体育运动大会颁奖

1955年9月，担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军军长对待，完全可以授上将军衔。可父亲却明确表态，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

1971年，韩练成和韩兢在临潼家中合影。

最后，父亲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都没有接受，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一时间，父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成为军中的美谈。

“父亲是一个看淡生死，也看淡名利的人。他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位居大军区正职，但去世时留下的存款却连一万元都不到。”

本文系作者供稿，原文刊登在《祖国》杂志2011年第17期。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