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2017年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心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源地，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为人谦虚，做人低调，他从不认可别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也非常反对人们这样称呼他。其实，他这么做，既有谦虚的一面，也有尊重事实的一面。一是因为当时参与汉语拼音研究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无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经验，借鉴前人成果，加上后期团队共同研究而修订出来的，当然，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他，在汉语拼音的研究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周有光也就没有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

相信很多人都在《新华字典》前面几页中看到“ㄓㄨㄥ ㄍㄨㄛ”这样的符号，这是“中国”两个字的拼音，在《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前，这类符号一直作为汉字的拼音使用。这套字母使用声母、介母和韵母“三拼法”，非常符合汉语读音规律，据悉，台湾至今还在教学中沿用这一注音方案。

周有光85岁以后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被多家著名媒体与名人称赞为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学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学周有光汉语言文化学院”，并聘请他为终身名誉院长。

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他的婚姻更是成为世人的美谈。

周先生的太太是具有“苏州四姐妹”（也有称“安徽四姐妹”的，因为她们的祖籍是安徽。还有称“张家四姐妹”的）之称的二姐——张允和。二人一生恩爱，相伴到老。

“苏州四姐妹”在30年代前后在全国，尤其是文化界极富盛名，因为她们四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都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四姐妹的父亲是苏州富商张武龄，拥有万顷良 田，热心于结交如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并且注重投资教育事业。还因有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

叶圣陶曾经说过，谁娶了“苏州四姐妹”中的一个，谁都会幸福一辈子的。

四姐妹不但个个才华过人，貌美如花，兰心蕙质，而且四人所嫁的丈夫也非同一般。大姐张元和的先生是昆曲名家顾传玠，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作者，在当时与钱钟书齐名。在他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曾得到过徐志摩的鼎力相助与提携），四妹张充和则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结成连理。

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成婚。婚后二人始终相敬如宾，恩爱不减当年。周有光十分宠爱妻子，一切事情随她所愿，并会表现出极大兴趣予以陪伴，从不流露丝毫不快情绪。

他们的一生中也曾遭遇痛苦与磨难，女儿在抗日战争时期夭亡，儿子也曾受伤，对于这些曾让他们极度痛苦的灾难，他们都能一起忍疼面对，相互搀扶度过难关。

张允和在当时被称为“白发才女”，其美貌与才华并重，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温柔的 防浪堤》等作品。2002 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其实，在《汉语拼音方案》形成之前，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汉字拼音曾进行了几百年的研究。在初期的研究中，外国宗教 人士与外交人士等，做的工作更多。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由外国人士研究出来的，已有很大影响的“威氏拼音”。

在更早一些的明朝与清朝初期， 来华传教士最早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编的《葡汉辞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后，利玛窦又同另一位耶稣会会士郭居静合作，于1605年发明了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迹》。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84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密迪乐等也先后编制了汉字拼音方案，并且各具特色。但其中大多数拼写的发音都是

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而在清朝中期后，北京话成为官话，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

后来，英国人威妥玛于1886年创制了较 为完备的“威氏拼音”，准确记 录了北京官话口语。此后，我国在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上的中文人名等处，都长期使用“威氏拼音，成为汉字的统一标注方案。

章太炎创制的方案，曾被北洋政府确立为法定“国语注音字母”。 晚清知识分子为“ 教育救国 ”，开启了一场“切音字运动”，目的是希望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拼音文字，实现“言文一致”，以普及文化。在晚清20多年的时间里，至少产生了20多个拼音方案，其中多数受日本假名的影响，使用汉字笔画或独体古文做字母，只有朱文熊认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故其《江苏新字母》完全使用拉丁字母。

作为“切音字运动”的成果，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修订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创制的58个注音符号，确定为法定“国语注音字母”。这套字母使用声母、介母和韵母“三拼法”，非常符合汉语读音规律，如“中国”两个字拼为“ㄓㄨㄥ ㄍㄨㄛ”。台湾至今在教学中沿用这一注音方案。

拉丁语是古罗马人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今天主教会使用的正式语言，也可以说是几乎所有西方语言的共同鼻祖。古拉丁语共有二十一个字母，均为大写字母，无小写形式：A、B、C、D、E、F、x、H、I、K、M、N、O、P、Q、R、S、T、V、X。后来，希腊字母X废弃不用，代之以一个新字母G。拉丁语的发音甚为简单，一般来说，其拼写即是音标，除了个别例外，不需要再另外标音。

民国时期，受苏联影响，左翼人士还发起过一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苏联建立后， 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被列宁称为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瞿秋白1929年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汉字拉丁化方案，后经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修订，成为《中国北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方案获得通过。

1940年，十月革命23周年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同时将十月革命纪念日 定为中国文字革命节。不久，  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同汉字有相同法律地位。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起到一定扫盲作用，如延安县试办新文字冬学，经过50天学习，1927人中有860人学会了新文字，扫盲率达45%。但是边区老百姓一方面将学习新文字视为一种摊派的负担，另一方面对新文字的作用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学汉字有用处，学新文字没有用，因此新文字的推广1943年即宣告结束。

1949年后，中国希望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周有光等奉命编制过渡性质的《汉语拼音方案》。初期，他们继承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文字政策，按照政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导思想进行研究。但在研究中他们发现，使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时间难以实现，于是暂时研究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问题。

周有光去北京参加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苏联顾问推荐使用拉丁字 母为基础的拼音方案，确定了汉语拼音的设计方向。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工作。

不久，周有光受命一同起草拼音方案初稿。周有光回忆说，他们“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他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一、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三、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四、“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这时，中国依旧将拼音文字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如1961年，周有光在 《汉字改革概论》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文字幼苗的汉语拼音，但是还没有枝高叶茂的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成长为汉语拼音文字，但是在还不等于文字，汉字是几千年来我们事实上唯一的法定文字。汉语拼音要想取得跟汉字可以比拟的法定文字地位，首先必须扩大它的实际应用范围，用事实来证明它是真正有效的文字工具。只有具备了充分的流动性和规范性以后，合法地位才会水到渠成”。

如上文所说，在1949年前，已有“威氏拼音”、“国语罗马字”等多套成熟的拉 丁字母注音法可供借鉴。周有光说，“300多年来外国人用拉丁字母为汉语译音，50多年来中国人自己对拉丁字母汉语拼音的研究和实践，解放后群众的许多建议，给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打下了良好基础。有些问题过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新的拟订工作只要进一步解决那些被认为还不够满意的字母配合问题”。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很多地方，确实继承了已有经验，如用z、c、s和zh、ch、sh分别表示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同时更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以免给使用者带来混淆。

当然，现行汉语拼音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字母“ü”一是不容易在计算机输入，二是在和字母N和L外的声母一起时，省去上面两点的规定, 容易给学习者带来困难。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他相信，“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面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不过，汉语拼音现在的作用，仅仅是标注汉字的工具，不再是由汉字向拼音文字的过渡。现实表明，文字从表意向表音发展，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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