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劫机案”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恶性劫机案。30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子”。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本案的文字记载，对劫机动因及犯罪过程都有所交代，但对当时发生在驾驶舱里的惊魂一幕，以及罪犯劫机者在台湾的穷途末路，还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叙述。今天小编就带您揭开这一谜团。
烽烟乍起投毒案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早上6时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间的全国新闻节目，桌上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也是体育学院的工作人员，他在院保卫处任职期间，经常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被警方拘捕。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洪军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时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就在警方对安卫建、姜洪军失踪以及丢枪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一起投毒案也出现在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向警方反映：“早晨8点多钟，我在办公室里沏了一杯茶，喝的时候感觉很苦，就将茶水倒进痰盂里。随后发现茶叶盒里有白色粉末。”此后，体育学院保卫处的李茂德也在茶叶里发现白色粉末，经过公安机关检测，这些白色物质相当于三四级氰化钠。氰化钠为烈性毒物，成人的致死量为0.15至0.25克。
这场投毒案与丢枪事件是否有关系？
犯罪分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大佬现身招兵买马
就在两个月前，沈阳铁路局机械设备修配厂厂长刘玉福想要买辆汽车，经人介绍他认识了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卓长仁得知刘玉福的要求先是满口应承，并让刘玉福开一张空白支票。很快，刘玉福办好了支票，但是汽车却迟迟不见踪影。
原来，这个卓长仁便是五五劫机案的主谋，他想让刘玉福给弄点氰化钠，他假意说准备打猎时药山鸡和大雁用。急于购买汽车的刘玉福欣然应允，从本厂热处理室弄了一两氰化钠交给了卓长仁。
此时的卓长仁正在为自己的“大事业”绞尽脑汁，他的“大事业”就是通过劫机到台湾去过“幸福生活”，有了氰化钠，他的计划又进了一步。
可是劫机还必须有枪，于是卓长仁想到了他曾结识的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安卫建和姜洪军。劫机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两个人可以入伙，他们在保卫处工作，能接触到枪，可以利用他们在值班时，将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枪支盗出。
高东萍
早已声名狼藉的安卫建和姜洪军二人，许是觉得在沈阳被人厌弃不如换种活法，他们对卓长仁的计划非常感兴趣，就这样，罪恶的心走到了一起。于是，在卓长仁的密谋下，企盼到台湾享福的安卫建和姜洪军以及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组成了劫机六人组。其中高东萍也是劫机成功的必要人选，没有她的特殊身份，枪支弹药也无法顺利登机。这个高东萍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们按下不表，先往后看。
在精心策划下，5月4日晚，安卫建和姜洪军利用值班的机会，盗走一把五一式手枪和两把美式手枪以及30发子弹。临走之前，卓长仁和安伟建、姜洪军等人将从刘玉福那骗取的氰化钠分别投放在沈阳体育学院的院长室和保卫处处长室的茶叶盒、水杯、暖瓶和药瓶中，企图制造混乱、干扰侦查，以便给他们劫持飞机赢得时间。
5月5日的沈阳体育学院因这同时发生两起案件早已乱作一团，10时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1时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卓长仁等人早已登上了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一场恶性的劫机事件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
渤海上空的博弈
1983年5月5日，296号航班将要值飞沈阳到上海的航线，这是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王仪轩
该航班机长叫王仪轩，1940年生，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
296号航班原定是8时20分起飞的，但是王仪轩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王仪轩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卓长仁等几个劫机犯异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大约10时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10时49分，飞机正式起飞。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除了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2个，王仪轩、和长林，还有2个领航员、1个报务员和1个机务人员。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机组人员是到上海后才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王仪轩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被劫持的296号航班
王培富出去了拿食物，回到驾驶舱后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6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仪轩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一年前，国内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民航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机组人员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在飞机上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王仪轩又嘱咐把门锁上。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些工具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突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机组人员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她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按警报铃，驾驶舱里的人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王仪轩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也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劫机犯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子弹落到了王仪轩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劫机者用脚一踹，门开了。劫机犯冲进驾驶舱后，开枪打伤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
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驾驶舱里原来有6个人，只剩下了王仪轩、和长林2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王仪轩、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
为首的劫机犯卓长仁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今译首尔）！”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王仪轩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王仪轩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他懂行呀！
要说卓长仁选择劫机作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确比较懂行，因为他接受过航空知识教育，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学员。他之所以组织和策划这次劫机，起因是他经济犯罪被举报，为了躲避制裁才准备的这次劫机事件。而此时的中国并未与台湾通航，南朝鲜便是最好的中转站。
此时的296号航班正在紧急下降中，卓长仁来到驾驶仓后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急速俯冲了。为了避免机毁人亡，王仪轩赶快向上拉，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王仪轩浑身都湿透了。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296号航班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地面的人都在找飞机，里面都叫乱了！王仪轩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飞机和地面的联系。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机组人员自己想办法应对了。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
王仪轩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但他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往大连方向去，要争取机会到大连。
生死关头的抉择
“再不拉回来，老子要开枪了！”
向大连飞行了约一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不对。他一边敲打王仪轩，一边叫嚣：“不对！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他穷凶极恶地把伤员擦血的毛巾往飞机操作台上一甩：“再不听话，就同归于尽！”
王仪轩想，大连不行，就去丹东。于是，他悄悄调整了一下方向，却又被卓长仁发现：“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他歇斯底里地喊叫。
很快，丹东也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就是平壤……
卓长仁
在飞行过程中，王仪轩用余光打量了一下卓长仁，卓长仁戴着眼镜，长得黑乎乎的，是个黑大个儿。王仪轩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卓长仁说：“你别管！我是老大，你以后叫我老大就行了！” 王仪轩又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卓长仁说：“我是政府机关的，人家都叫我汽车大王，什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汽车都是我给买的。”
从辽宁南部到渤海一带距离首尔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500公里。当时，中国民航对于劫机事件的处理原则是坚持斗争。王仪轩也曾经尝试悄悄返航或者到与我国友好的朝鲜降落，但无奈卓长仁上过航空学校，这些努力没有奏效。飞临平壤附近的军用机场时，王仪轩说：“到地方了，落地吧。”推杆、压头，下降飞机高度。卓长仁对此简直急红了眼。他边叫、边打：“不准降落，赶快拉，要不，炸了你们。”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是牺牲99名乘客和机组的生命，与劫机犯同归于尽，还是保全人机安全后，去面对未知命运。
短时思想斗争，王仪轩选择了后者。
迫降后缴械投降
飞了一段时间，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南朝鲜方面的战斗机马上就围上来了。那时王仪轩已经能看清地面的情况了，所以王仪轩就想着赶快找机场。但是，飞机一往下飞，战斗机就开始晃翅膀，意思是不让落地，拉起来继续跟着它飞。但是，眼看飞机的油不多了，所以机长还是对准了一小型机场跑道要求降落，卓仍不肯，他又争夺操纵杆，将飞机拉起。之后，南朝鲜空军飞机接连出动，将飞机迫降在汉城附近的春川美军军用机场。
此时大概是下午1时15分的样子。就这样，王仪轩驾驶着296航班闯进了汉城东北方向的这个小镇——春川镇。
飞机停稳后，驻韩美军分乘数辆军用卡车迅速围了上来，并有武装人员用中文向296号航班喊话。卓让打开舱门，持枪逼机组人员和乘客，不准下机，向地面喊：“是不是北朝鲜？”又喊：“快找台湾大使馆来人！”两小时后，韩方依然没有给出答复。此时，密不透风的机舱，让人憋闷难耐。
驾驶舱被两名劫机者持枪把守，王仪轩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但透过前窗，他看到了戒备森严的美军。王仪轩意识到：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他将手上的重要资料销毁后，一句话也不说，起身就往后面走。他心想，作为机长，无论如何都要向旅客有个交代。来到后舱，王仪轩对乘客说：“我们是被劫持到南朝鲜的。从现在开始，大家要在机组的指挥下统一行动，要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如果自己的身份特殊，身上的重要资料、证件要马上交机组销毁掉。”当获悉有乘客将重要资料放在托运的行李中时，他又让空中机械打开后舱地板，委托乘务员陪同旅客爬进行李舱，找到并销毁了那些资料。
晚上9时许，经中韩民航局共同努力，乘客、机组从飞机上撤离。卓长仁等6名罪犯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8个小时之久，也可能感觉到心力疲倦，或是觉得到形势已经无法扭转，最后向南朝鲜当局缴械，被南朝鲜警方拘捕。
是天堂还是地狱
“5·5”劫机事件发生后，很快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前文曾提到，卓长仁劫机用的手枪和子弹是高东萍顺利带上飞机的，经调查发现，这位女劫机犯高东萍的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高东萍把手枪和子弹藏在她的化妆盒里，以她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走免检通道把手枪和子弹带上了飞机。
就在国内反思劫机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时，卓长仁等人的个人命运也正在发生巨变。
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要求遣返劫机犯，而意识形态对立的台湾当局则希望把6人当做“反共英雄”带走。对此，扣留了劫机犯的南朝鲜，心态是矛盾的。
事件发生后，南朝鲜为除劫机者以外的乘客安排了高标准食宿和参观游览活动，并派人维护飞机，这些都得到了中方的肯定。一方面，劫机是国际公认的重罪，而南朝鲜也希望与长期对峙的中国大陆开启互动。从这些意义上说，应该严惩劫机犯；但与此同时，南朝鲜与台湾方面早已经保持多年“外交关系”，而且二者同属“反共”联盟，因此在南朝鲜看来，台北的面子也得照顾一下。
1983年12月20日，南朝鲜汉城高等法院以航空器运输安全罪判处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姜洪军和王彦大有期徒刑5年，安卫建、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4年。而在此之前刘玉福已被沈阳铁路运输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984年8月13日，南朝鲜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更为嘲讽的是，这6名刑事罪犯被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义士”，并被赠与巨额黄金作为“奖励”。
在卓长仁事件的示范下，台湾似乎一时成为劫机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大陆共有10架民航客机被歹徒劫持，全部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这一年也被称为“劫机年”。
彩带加身
到命丧刑场
曾有媒体形容卓长仁与同伙刚到台湾的生活为“彩带加身，好不风光”，6名劫机犯到达台湾后， 就像当年很多用非正常手段从大陆前往台湾的人员一样，他们一到台湾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授予“反共义士”称号，每人获赠千两黄金，在各种场合频频露面发表了近百场演讲，就连蒋经国都亲自接见，肯定他们的“英勇壮举”。
他们在抵达台湾后经历了很多这样的风光，但短短几年之后，各人的命运就开始变化。6个人很快被各自安排了体面工作和住所。其中卓长仁更是买下了别墅，并与一起劫机的高东萍结婚，过上了看起来美满的生活。
然而这一切都是短暂的，没过多久卓长仁的情况急转直下。首先出现问题的，是卓长仁的工作。劫机之前，卓长仁并没有受过太多系统教育。到台湾后，虽然在“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职位并且被送往高等学校接受教育，但依然改变不了工作能力有限只会当传声筒的局面，外加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到了80年代后期，卓长仁实际上已经处于被逐渐遗忘的状态，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受到很大影响。
一天，卓长仁在外发表演讲回到“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看到报纸上一幅漫画，一只大狗熊在笼子里扒着铁栏杆往外张望，笼子周围装饰了各种不相同的花纹。画家的说明是，这只狗熊有28个口袋，每个口袋有一个篆刻。这28个字组成一首诗，这首诗又是一个谜语。卓长仁左看右瞧这幅画，绞尽脑汁琢磨了半个月，不仅谜底没找到，就连那28个字也没认出来，周围几个凑热闹的过来，一起帮他解谜底，最终认出了这28个字，是一首打油诗：“一张桌子少八腿，一个伥鬼无人肠，二人倒作人二个，困在笼中哭典梁。”卓长仁急切地问是什么意思，可没有一个人跟他讲。大家如此不友好，卓长仁大发肝火，骂开了：“老子是来投诚的，没想到你们这般捉弄我！”随即把那张报纸捏成一团，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此时，有人指着漫画边读边解释，说“三个字合读则卓长仁，是你的尊姓大名。‘困在笼中哭黄梁’，就是说你卓老弟像这只大狗熊一样，被困在笼子里哭，好梦不成。还有所谓‘伥鬼’，就是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鬼，此鬼成了老虎的帮凶。”
卓长仁听完此解释，犹如泥人一样瘫痪在椅子上。从此以后，他就不那么听从主子的招呼了。这下可触怒了台湾当局，卓长仁被赶出“大陆问题研究中心”，送到了国民党的“政法学校”洗脑筋。
紧接着，他的婚姻生活也遇到麻烦。卓长仁劫机之前，在大陆已经组建家庭。他与高东萍结婚后，在大陆的妻子通过他人协助，成功在台湾控告卓长仁重婚。1991年，卓高两人不得不解除婚姻关系。
不仅如此，卓长仁自身的财务也陷入危机。在投资上一败涂地，外加个人已经养成花钱享乐的习惯，到了90年代初期，卓长仁已经到了破产边缘。
身着蓝色西服者为施小宁
这时，就像当年策划劫机一样，已经对境遇不满的卓长仁决定再次铤而走险。1991年夏天，卓长仁还是选择了一同劫机的姜洪军，他们俩同施小宁，绑架了他们认为家境殷实的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索要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但或许是心慌意乱，他们没有等到赎金就杀死人质潜逃，但很快就被警方抓获。
按照台湾方面法律，卓长仁应当被判处死刑。这回，轮到台湾方面“心态矛盾”了。一方面，卓长仁等人是台湾当局敲锣打鼓接回来的“英雄”，没过几年就要被枪毙，这对台湾当局来讲实在有些丢面子！但另一方面，卓长仁案件性质恶劣，民愤巨大，如果不严肃处理又何以服众？
果然，接下来的庭审，似乎真的被这些矛盾背后的势力所左右，不断反复，创造了台湾法律界罕见的一案审十年“奇迹”。1992年，卓长仁一审被判处死刑；1994年1月27日，台“最高法院”将此案第一次发回，理由是作案的“麻绳新旧”问题、证人供词与作案汽车不符；1995年7月5日，“最高法院”第二次发回，理由是原审对于仅凭卓长仁等人的自白认定有绑架行为的看法有误； 1996年5月15日，案件第三次发回，理由是卓长仁等对被害人究竟是闷死还是被勒死等方面的证词有前后出入；1997年11月26日，“最高法院”第四次发回，理由是原审未详查卓长仁究竟是勒赎时先要求赎款再杀人，还是杀人后再要求赎款； 2000年9月22日，“最高法院”在第五审终于核准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死刑，施小宁无期徒刑。
但这还没有结束。2000年10月，高东萍又以勒索电话口音不符合为理由，为三人向台“最高检察署”提起非常上诉，但被“检察总长”以理由不充分驳回；此后台“监察院”又接受陈情，怀疑卓长仁等人被刑事逼供，进而调取案宗查验，但后来也没有提出异议。
2001年8月9日，台湾方面最终批准执行死刑，并且非常迅速地在第二天晚上就执行完毕。2001年8月10日晚22时07分，台湾省台北分临刑场，“啪、啪”两声沉闷的枪响，两条罪恶的生命非常有讽刺意味地被结果了。当年劫持了大陆民航飞机赴台，被台湾当局包装成“义士”，结果秉性难移，又在台湾作奸犯科犯下绑架撕票惊天命案的犯罪分子卓长仁、姜洪军就这样被执行枪决了。赴刑场时，卓长仁坚持身着18年前劫机到时的衣服。翌日，台湾媒体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
文章由本网编辑整理，部分图文资料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
北京青年报，《大陆劫机犯卓长仁在台被毙 台湾当局十分尴尬》；
民航资源网，《云层上的暴力 机长王仪轩亲历中国劫机第一案》；
360doc个人图书馆 西江红月，《举国震惊！83劫机“第一案”》；
360doc个人图书馆 ymzxshy ，《1983年卓长仁劫机案：戏剧性开辟中韩外交通道》；
公众号 雪夜闭门读晋书,阮虹《亲历者讲述卓长仁劫机案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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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乐帮办 当值编辑 | 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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