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论儒家孝道 孙清海

（《徐复观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内容提要：儒家孝道观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道德和精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可以说，不了解“孝道”，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但在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孝道”一度成为“专制政治”的代名词，由此孟子也被打上了“孝治派”代言人的标签。

徐复观基于自己对儒家文化的深刻洞察力，通过对孔子和孟子孝道观的重新解读，明确指出：孝道观起源于周初政治的传子制度，孔子通过“以孝立教”将孝道普遍化、情感化和大众化；而孟子以人的情感作为孝的根基，并以孝道来建构人的内在道德，儒家孝道观不但不应该被标注为“孝治派”，反而孕育着“民主政治”的萌芽。

在重新认识儒家探讨儒家孝道观与现代人的道德建设的今天，徐复观带给我们的启迪，不仅仅是他对孝道观的深刻阐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敬重”才是对待自己文化传统最基本的情感和态度。

关键词：儒家孝道；孝治派；徐复观

众所周知，孝道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道德和精神，已然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可以说，不了解“孝道”，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指出，孝是“中国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功过，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功过。”

然而，具有浓厚情感与道学传统交织而成的儒家孝道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将矛头直指儒家孝道观。

当时有位激进人士吴虞，就曾一针见血直指儒学要害：“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这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把儒家孝道简单等同于“孝治派”或“专制政治”。

故而，在五四“斗士”和批判者看来，儒家文化之根基乃在于“孝道”，要批判儒家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否定其“孝道观”。鉴于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其对“孝道观”的解构和批判造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摧毁性破坏，以至于元气大伤，时至今日仍然无法恢复。

然而，物极必反。时过境迁，当近现代中国在五四运动造成的“文化断层”中彻底迷失，踟蹰不前，彷徨不知所向的时候，人们开始静心反思：作为儒学之根基的“孝道”到底是不是中国的“问题所在”？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孟子到底是不是“孝治派”？

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儒家的孝道观？这些问题显然并不是“无病呻吟式的”哲学思辨，而是关系着中国人的情感和生存：儒家“孝道”对我们的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是该继续对其“批判”，还是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这一生存问题促使一批现代新儒家开始重新思考和解读儒家“孝道观”，并力图为儒家孝道“平反”。他们中的翘楚人物，当属新儒学大师徐复观。

徐复观对中国孝道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既包含着对五四运动否定孝道之思潮的“批判”，又力图揭示孝道的真正意义与当代价值。这主要得益于徐复观对中国文化深刻的洞察力和拳拳的热爱之情。

本文力图从儒家孝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透过对徐复观对孔子和孟子孝道观的阐述、分析，以及对“孝治派”观念的纠正，重新认识儒家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 一、为什么要研究孝道观

我们知道，1958年元旦，徐复观曾联手牟宗三、唐君毅和张君励等共同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好评如潮。

（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等合影）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比如当时的谢幼伟先生，一方面高度推崇此文，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该宣言没有提到“孝”的问题，是为缺憾。

徐复观积极采纳了谢幼伟的意见，决定专门写作一篇关于“孝道”的文章，探讨孝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他所写作的《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

另外两个因素也促成了此文的写作：第一，他要为孟子正名。徐复观后半生全身心致力于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和研究，对孟子的思想可谓情有独钟，然而当时却有思潮以批判孟子为荣，比如，一批“老先生”就认为孟子是“孝治派”，是“专制政治的维护者”，由此，徐复观“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决定作此文加以反击。

可以说，恰恰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维护之情，促成了此文。

第二，机缘巧合。徐复观在台中省立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演讲，谈到了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后来该校校长鼓励他就此问题继续深入思考能够独立成文。而且，徐复观写作此文还要表达一种真正的“孝”的情感，即告慰已逝的父母“在天之灵”。

所以，诚如陈少明先生评价的那样，“徐复观的学问文章，不但说理透彻，而且能感动人。”把严肃的学术问题与个人的情感体验相这恰恰是徐复观的这篇文章特别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原因。

• 二、孝道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徐复观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纵观世界各国文化，为什么独有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孝道”？

比如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底蕴，但希腊文化以哲学思辨见长，而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优。佛教来自印度，本来也没有孝道，只是传入中国后，面对儒家高度重视“孝道”的形式，不得不调整自身理论结构。

其结果就是“中国佛经有关劝孝的经典，都是和尚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心理的要求而伪造出来的。”（第54页）“孝道”要算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徐复观经过深刻的思考，给出了答案：“孝是经过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的思虑、反省所提出的人生行为的一个重要规范，并且这个规范，是经过长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在中国历史里面，曾经很深刻地作用于生活环境及自然生命之中。”（第55页）

换句话来说，孝道的产生与中国人的生存选择紧密相连：孝是中国人的生存出发点。因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但儒家观念中“最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

所以要深刻了解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还需要从儒家文化中去做历史性的追溯。为此，徐复观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尤其是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去寻求孝道观的理论依据。

孝道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多学者都认为孝的产生与原始宗教，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有关。比如《礼记》上的“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说法也一度成为这种说法的重要文献依据。

然而，徐复观却完全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反而独辟蹊径，把孝道与政治结合起来，提出：“孝道和传子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起于政治的传子制度。”（第56页）

为什么呢？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家天下”，这样，“孝便是以父权为中心所渐渐形成的巩固家庭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第56页）徐复观做出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是经过了一番考证的。

不过他的考证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考证依据的资料就是大多是周初以后的“信史”资料。他明确提出，“在周初以前，凡提到孝的文献，在时代上都不可靠”。（第57页）换句话说，他对中国远古时代的文献资料一律持“怀疑”态度，从而弃之不用。

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他对孝道的原始宗教含义均未涉及，从而一笔带过：“就古代比较可靠的史料看，在殷代的祖宗崇拜中，原始性的宗教意味，重于实践的道德意味。因此，孝的观念此时恐尚未形成，所以，甲骨文中没有‘孝’字。”（第57页）

不过，随着宗教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考古资料的丰富，对于徐复观的这种做法，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些质疑。第一，他似乎有意忽略了孝的宗教性含义，而把政治制度作为了孝的起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忽略了孝的发生学含义。

中国人“孝”的观念其实最早恰恰是在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中孕育的。这可以看作是孝道观的发生学根据。因为根据中国古人的看法，人群的繁衍在于生殖，这关系着人类种族的延续，故而人的头等大事就是生殖”，这是生殖崇拜产生的原因。

而且，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一定面临着生老病死。生是人的起点，死是人的终点，但人生的起点还可以往前追溯，那就是祖宗，所以，人应当尊重敬拜祖先才对。

第二，徐复观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孝’”字，这种说法似乎也已经被现代考古证据推翻。比如，根据现代人对那时候的甲骨卜辞内容的研究，人们发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卜辞的内容“有关于自然神祗和祖先的祭祀为最多”。

（甲骨文）

那时候有关“孝”字的卜辞已经出现，比如，有个人叫“孝己”，据说是武丁的儿子，是个有名的孝子，还有一个地名叫“孝鄙”。

当然，鉴于徐复观先生写作此文时是在上世纪五十岁年代末，而中国的考古学证据是在七十年代后才逐渐出土，且囿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徐复观先生在当时做出如此论断是可以理解的。

更为重要的是，徐复观治学严谨，对于时代久远，不可靠的资料均摒弃不用。他所选用的资料都是在周朝立国以后的资料，尤其是像“四书五经”之类的比较可靠的经典文献。

比如，他凭直觉认为“孝”字最早见于《尚书》，而在《诗经》中则较多出现了“孝”字。为什么周初以后的文献会大量出现“孝”字呢？徐复观仍然从政治制度角度分析，“周朝立国，是大封同姓以控制异姓，并建立宗法制度以树立同姓内部的秩序与团结。”（第57页）

而团结的目的就是要“文王子孙，本支百世”，这样一来，为了维持周朝政权的持久发展，当然需要“孝”这种道德要求。于是，孝很快就成为许多道德观念和制度的中心概念。

换句话说，孝是周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而对政权的继承子嗣提出的道德要求，这就是孝道的政治起源。不过，这时候的“孝”其实还主要存在于统治者阶层，而将其普遍化成为普通大众的“情感”和道德规范，则是由孔子完成的。

• 三、孔子“以孝立教”

儒家对于“孝”的重视显然与孔子和孟子的贡献是不可分开的。

徐复观分别阐述了孔子和孟子对于“孝”的论述，在他看来，孔子继承了周代的孝观念，并将其普遍化和大众化；而孟子则更多强调了孝的道德建构作用，但他企图“以孝来涵盖道德价值的一切”，反而让后人有了更多的争议，于是被扣上了“孝治派”的帽子。

故而，徐复观力图揭示出儒家孝道的“正能量”和积极性价值，使其与“孝治派”和“专制政治”等消极性标签分离，从而对儒家孝道做了返本开新的解读。

在以下篇幅中，我们着重分析他对孔子“孝道”思想的解读以及对孟子“孝治派”的否定。根据徐复观的说法，孔子对“孝”的论述，主要从三个方面“使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普遍性、情感性和层次性。

（孔子讲学）

他这样论述说：“孝原是为了适应传子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为了适应宗法的政治制度的必要而发生的，但到了孔子，则成为每一个青年所必需的起码行为。

孝原是为了建立外在的家庭间的秩序而发展的，到了孔子则转而为每一个人内心的天性之爱，是这种内心的天性之爱所不能自已地自然流露。孝是善事父母，是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极寻常的行为，但孔子则把它通向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上面，而使其成为“为仁之本”。

由此可知，孔子是承述了周代的传统的孝，但在这种承述中，却把它由统治者的手上拿到每一个人的手上来，使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成为儒家思想中永不能缺少的部分。”（第58页）

所以在他看来，孔子对“孝”含义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从普遍性来说，孔子讲究“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使得原本属于统治阶级子嗣的“孝”行为扩展到了每一个人青年身上；

从情感性来说，孔子关于“于女安否”的论述，把“孝”从外在的政治约束转为每个人内心中的的“天性之爱”；再从层次性来说，孔子所言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则把“孝”作为了人生最高境界的“仁”的出发点位置。

所以，在徐复观看来，孔子对“孝”的重视，其意义重大：一方面找到了孝的情感根源：“孝是出于人子对父母的爱，即是仁的根源”；另一方面，孝成为一种人人皆可，随时随地皆可实践的“行为”。

综合起来，“孝是顺乎人情的自然，又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机缘、条件，所以孝便成为了儒家道德实践中的最基本的德行。”（第59页）

正是由于孝发自人情之自然，而且是能够实践出来的道德，所以，成为儒家培养“仁德”的基本要求或出发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儒家积极倡导“以孝立教”。

应该说，徐先生对于孔子对孝道的发展提出了颇有灼见的观点。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徐复观洞察深刻，找到了“孝”的情感性基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对于孔子所强调的“敬”的情感完全没有提及。

比如，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就其上半句来说，孔子已然认识到，孝的基本层次，或者最低级的层次就是“养父母”，也就是给予父母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保证其衣食无忧。

但孔子这句话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养”上，而更重要的是放到了“敬”上，即要“敬亲”。给父母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让其衣食无忧，这仅仅是孝在形式上的一种外在表现，而“敬亲”则将孝进一步升华，更强调内心中的真感情，是内心情感的自然表达。

所以，“敬”作为一种内向性情感，更强调对父母养育之恩的自然之情。以“敬”作为“孝”的情感性出发点，似乎要比“于女安否”的“安”字更具有说服力。

因为“于女安否”的争论，其实的关注点在于对于“礼”的不同理解，似乎跟“孝”的关系更疏远一些。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徐复观对孔子思想解读的“闪光点”，但也要看到他对“敬”的情感在孝道中的作用没有更多体悟，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 四、孟子“孝治派”问题

接下来徐复观对孟子的孝道思想进行了解读，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孟子是不是“孝治派”？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为什么孟子会被后人理解为“孝治派”？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孟子本人对孝道的论述，第二是“孝治派”为何会标注在孟子身上。徐复观接下来所作的就是要尽力恢复孟子思想的真实面目，并竭力去除孟子身上的“孝治派”标签。

首先，徐复观要回答孟子对“孝道”的贡献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孟子也异常重视孝道，其原因是在于孟子师承于子思门人，而子思是曾子的学生，而曾子在儒家学派中“最能传孝道”。

可以说，孟子是儒家“孝道”的继大统者，且与孔子的精神完全一以贯之。孟子又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扩大了“孝”的内涵。

对此，徐复观指出：《论语》只把孝视作是人生德行中的“初步”，或者“一部分”；而孟子则把孝扩大为德性的最高表现。所以，孟子有“以孝来贯通德性全体的趋向”，而且树立了“孝”的最高典型，即“舜”。

孟子对“舜”的孝子形象极为推崇，“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等说法。为什么孟子如此推崇“孝道”呢？

徐复观给出了两点解释：第一，“德性至上”：孝发自一个人的内在德性，一个人在德性上的自足，可以超越一切与德性无关的外在世界，因而显露出人格的无限尊严；第二，“自觉和人格”：一个人的全部德性，可以通过“孝”的行为显现出来，从而呈现出彻底的自觉和整个的人格世界。

孟子强调孝弟，更强调孝弟后面的“全部道德理性的自觉”，并意图以此来贯通一切，完成一个道德的人格世界。

孟子的这种做法，固然是发挥了孝道在道德建构方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似乎有些“跳跃性”，因而会带来很多争论。

徐复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尤其是孟子，因为过分强调了孝弟，一方面主张此一德性冒出于一切事物之上，一方面无形中便以其他一切的事物作为孝弟的手段，而抹杀了其他事物的客观独立的价值。”（第63页）

换句话说，由于“孝”作为德性被高举，会带来更多的关注，而关注越多，问题就越多。

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对于舜的孝子形象的提问，孟子一方面强调舜的“大孝”，讲究“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但又说舜“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这似乎是一对“显明的矛盾”。

徐复观认为，这一类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孝的思想到了孟子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范畴”，另一方面孟子主张性善论，乃以“良知”“良能”等主观性概念作为德性的基础，即“以为德性之基”，而“孝”也沿着这条扩展性思路发展成为了“充类至义之尽也”，所以会容易发生流弊。

所以，以孝来涵盖道德价值的一切，遭到非议是在所难免的。正是由于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过分强调了“孝”的道德建构作用，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将思孟学派简单挂上了“孝治派”的标签，而由于孝治派跟专制政治相挂钩，所以，人们在批评中国专制政治的同时，就相应地把仇恨发泄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头上。

徐复观坚决主张为孔孟“平反”和“正名”，他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儒家是不是“孝治派”的问题，大有力缆狂澜，为儒家“正名”之势。他的论证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徐复观认为，中国专制政治的始作俑者乃是法家和黄老之学相结合的结果，跟儒家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

根据历史，秦始皇根据商鞅变法在秦国奠定的基础，吸收了韩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才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到了汉初采取的主要是黄老之学，其实质是拥护专制政治的。

（韩非）

而仅仅由于李斯跟荀子的师生关系，或秦朝的御史制度依据儒家思想而建立，这两个很小的事情就把“专制政治”的帽子完全扣在儒家身上，这实在是有失公允。

第二，徐复观认为，儒家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分为三派，不能以其中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以偏概全”。

第一派是反对派，即把儒家“五帝官天下”的理想，与阴阳家“五德运会”的说法相结合，以反对专制政治，代表人物有朱元晦、陆象山等。

第二派是妥协派，即与既成的专制政治妥协，在妥协中求得儒家政治思想部分的实现，比如陆贾、贾山等。

第三派是曲学阿世派。也就是“歪曲自己所学，以阿附专制政治，为专制政治做欺骗、安魂的工作，以图得个人的富贵”（第64-65页），主要有叔孙通和公孙弘等。

正是因为曲学阿世派假借儒学之名，“在极权政治之下获得了容易繁殖的土壤”（第65页），而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他们与任何学都不相干”，更不用提儒学了。

但是这些政治蛀虫带来的危害极大，其中之一就是严重败坏了“儒家”的名声，以至于造成了后世，特别是五四运动一来，人们会把“儒学”跟“孝治派”和“专制政治”等划上了等号。

第三，徐复观要为孟子和儒家“正名”：孟子主张“民为贵”，事实上是反对“专制政治”的。

比如，《孟子·梁惠王》中，有大量的关于“与民偕乐”、“与百姓同乐”、“与民同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等观点，这实际上表明了孟子“在政治上的反专制，独裁，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政治的最高准绳。”（第65页）

恰恰是由于他主张“民为贵”的观点，结果被朱元璋迁出了孔庙，这怎么能说他是维护“专制政治”呢？所以，徐复观看来，孟子根本不是“孝治派”，如果硬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的话，只能用“仁治派”这一说法才恰当。

因为，从政治上讲，孟子主张的是“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而且，他从个人德性的“仁心”推出政治上的“仁政”，既强调家庭伦理中的“仁之实，事亲是也”，又强调政治上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比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那段经典论述，而且他提出的“井田制”思想，一直给中国两千年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启发性作用。

所以孟子只能称为“仁治派”。而反观“孝治派”的说法，孟子并没有表达出尽孝就可以治天下的思想，所以属于无稽之谈。

应该说，徐复观对孟子不是“孝治派”观点的辩护是成功的。既指出了这种说法的错误根源，又“拨乱反正”指出孟子思想与政治的真正的联系，可谓有理有据。

不过，我们也看到徐复观一直在力图撇开“孝”与“政治”的关系，而着眼于论述“仁”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得出了孟子是“仁治派”，而不是“孝治派”的结论。

事实上，孟子的“仁政”学说恰恰是以“孝”或“亲亲”这种情感为基础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孟子的“仁义”思想出发来进行分析。

孟子的“仁义”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以“孝”或“亲亲”为基础的亲情关系，这是一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合适的”（即“义”）关系。可以说，“事亲”是孟子所有仁政说的基础或出发点，而这正是对孔子“孝为仁之本”思想的继承和扩展。

故而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为什么孟子这么强调“事亲”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人一定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而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

所以，考察一个人如何处理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外推到他会如何处理自己跟社会中其他人，如朋友、上级等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认识到自己与父母的血缘关系，并由父母含辛茹苦养大，于是就有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于是自然而然产生了“孝”的情感。

因为他对父母极其孝敬，朋友会感到这个人值得交往，于是对之产生了“信任”。而朋友的信任可以让这个人在工作关系中得到上级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逻辑推理关系，比如由一个人在家对父母很有孝心，并不一定可以推出在社会上会得到朋友的信任，但是这里是一种情感关系，于是就可以成立。

所以，孟子就有了如下的论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可见，父母孝——朋友信——获于上，这是一种情感性的观念外推，层层递进，最终达到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层级性。这样一来，孟子就把孝道从家庭伦理层面外推到了国家政治伦理层面，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学说。

问题是，孝道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密切，“孝治派”的说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关系很远，则此标签绝对不合适。尽管徐复观不承认孟子属于“孝治派”，但是这并不是说孝道与政治毫无关系。

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过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脑洞大开，完全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人们的看法。

他认为，孝道对中国政治的作用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解释：“在消极方面，孝道限制并隔离了专制政治的毒素，成为中华民族所以能一直延续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力量；在积极方面，可能在政治上为人类启示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即是最合理的民主政治的道路。”（第67页）

换句话说，徐复观认为，孝道不但不会造成中国政治走向专制，反而会开出民主政治的道路。徐的这一观点并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严格的文本分析和严密的哲学论证的：

首先，他从“情感”角度重新解释《论语》中孔子“孝道”的正确含义。比如，《学而》中有一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很多人认为这句话会让人感觉孝就是奴才道德，贬损了人的尊严，从而在政治上成为专制政治的拥护者。

但徐复观却认为，任何社会制度下，和平发展才是社会常态。而孝可以培养人类的爱苗，让人以爱的心情去对待社会，所以社会可以保持和平的心态。反之，作乱犯上表现为社会极端动乱，源于人们互相仇恨的心理。

再比如，孔子讲究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八侑》）等，很多人认为是封建糟粕，但徐复观认为，如果我们理解这些话“是出于唤醒青年人对于他的父母的真挚之爱”，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如果离开这些情感来赋义这些话语，则必然会带来误解。

其次，儒家的孝道不但没有损坏人的尊严，反而使得人格尊严更加突出。比如，曾子的“大勇”，子思的“君子之强”，孟子的“大丈夫”，都贯穿于他们整个思想与人格之中。

所以，徐复观认为，在人类文化中，只有在中国这些圣贤中才能找出真正的人格尊严及其根据。原因就在于儒家强调内在德性的培养，而“真正的人格尊严，是要随内在德性的伸长而伸长的。”（第69页）

孝作为儒家推崇的一种德性，当然有利于培养真正的人格尊严。所以，那种认为培养孝道会贬损人格尊严，以及把儒家孝道等同于孝治派或专制政治的想法是无稽之谈。

再次，儒家孝道重视家庭内部关系，这反而使得“专制政治”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徐复观认为，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让个人彻底失去“生活基点”，只有把个人立足点摧毁，“使每个人两脚悬空”，才能使得个人被迫投入政治机栝之中。

儒家孝道强调靠亲情关系，是维系“家庭及扩大的宗族的自治堡垒”的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从而让个人价值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和庇护。

这样一来，专制政治在以孝道为基的中国家庭中没有生存的空间，故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家庭和宗族，“它才是独裁专制的真正敌人。”（第70页）

最后，徐复观认为，孟子的名言“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对于政治具有极大的启示性。这段话让中国人在个体与全体之间找到了一种适当的协合性。

徐复观认为，要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困境，关键一点就在于“在个体与全体之间，从观念与制度上，能得到一种谐和”才行。而孟子提出的这种理念，恰恰成为解决个人与全体这一对立所作的谐和的构想。

人类是生活在个体与全体之间的连接点上。只有把握住这一“连接点”，才能让个体和全体得到和谐，才会有天下太平。而家庭正是个体与全体之间的连接点。所以，只有以爱为连接的精神纽带——“孝”，才可以消解这些矛盾。

总之，在徐复观看来，孟子根本不是“孝治派”，他不过是扩大了“孝”的内涵，更强调了“孝”在道德建构方面的作用，孝不仅可以培养人们心中爱的情感，使得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而且有助于人的内在德性修养，使人获得真正的人格尊严。

儒家的孝道让个人在社会中有了更牢固的“生活基点”，平衡了个人与社会全体之间的关系。故而，儒家的孝道观不但不会造成“专制政治”，反而是孕育了“民主政治”的萌芽。

可以说，徐复观的这些观点颇有见地，入木三分，层层剖析，发人深思。于是，我们最后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徐复观会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和论述呢？笔者认为，这与他对古代圣贤的“敬重”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在学术研究中，徐复观特别推崇朱熹的“居敬工夫”，及对古代圣贤思想的研究最基于最基本的“敬”字。他曾经说过，“敬乃贯彻于道德活动、知识活动之中的共同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如此才能“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观对象之上。”（第7页）

（五四运动）

基于这样的情感和态度，他认为，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丧失了最基本的“敬”的情感，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一接触中国思想史的材料，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而于不知不觉中，作主观性的恶意解释，”而这“成为今日研究思想史的一大障碍”。

就以孟子研究而言，由于受到五四反传统的情感影响，许多人对孟子表现出极大的“不敬”，更有甚者，“由仇恨而变成栽诬”，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乱扣帽子”，给孟子标上了“人治”与“孝治”等否定性标签。

徐复观认为，如果对孟子缺乏最起码的“敬”，而是以“厌恶”“仇恨”乃至“栽诬”的情感去解读孟子，其结果只能是对孟子的思想存在严重“误解”。他讽刺说，这种人根本就没资格谈论孟子及其思想。

相反，“只有能保持清明平允之心的人”，也就是对中国儒家圣贤有着最基本的“敬”的情感的人，才配得上谈孟子。可以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此使得他的论说异常的透彻而清晰，使他最终成为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故此，在今天我们提倡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儒家探讨儒家孝道观与现代人的道德建设，徐复观带给我们的启迪，不仅仅是他对孝道观的深刻阐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敬重”才是对待自己文化传统最基本的情感和态度。

孙清海，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暨子项目“中马西相结合的齐鲁文化与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此文原载《原道》第3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主编：陈明

选题：任重

编辑：陆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