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华为在2000年前后遭遇的困境，根源在于世界观与现实出现了失洽。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同决定方法论。反过来，如果方法论出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世界观的问题。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篇文章中也提到，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归根结底就是世界观的矛盾：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人类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认识到了世界观的重要性。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人行为处事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来自于世界观。

任正非要带着华为走出困境，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回归问题的原点，从底层的世界观层面重新刷新。

对于世界观已经成型的成年人来说，进行世界观的重塑，是极端痛苦的。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说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三十而立”，三十岁之前是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四十不惑”，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世界观已经相当成熟，不会被随便蛊惑，也不会被改变。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连公开承认“我错了”都很难，刷新世界观相当于否定自己前半生的认知，可能性几乎为零。

罗振宇在2018年跨年演讲时，引用的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话： "任何在我出生时就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连承认新科技都这么难，刷新世界观更是难于上青天。

牛顿亲手打碎了亚里士多德世界观，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意义，但是他自己却无法完全进行世界观的转换，他的后半生反而潜心研究神学，妄图将他自己赶走的上帝再请回来。爱因斯坦亲手打碎了牛顿机械论世界观，但是他自己却被困在牛顿的确定性世界中，不承认“上帝会掷筛子”，至死也无法迈向新世界。

任正非当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世界观早已成型，又凭借原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得巨大的成功。按照常理推断，他能够重塑世界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任正非如何“破而后立”，走出人生至暗时刻的具体心路历程，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断定，他的世界观重塑，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开端，甚至无从追溯，1998年华为“削足适履式”的改革，不顾众多高管的反对，花费别人难以理解的巨额投入，“先僵化后固化再优化”地从IBM引入IPD流程，说明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改变的迫切性。这一过程何时结束也没有尽头，甚至直到今日，任正非的世界观仍在不断演进、变化之中。

IPD流程在华为发展历程

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阅读和思考，是任正非走出黑暗最重要的依仗。

任正非的青年时期经历文革，他正是依靠沉浸于书海，思索这个世界的本质，才没有周围的混乱所动，他从书中吸取的精神力量，指引他创业、树立产业报国的愿景，将华为从一个皮包公司变成了年营收百亿的明星企业。

当他倍受事业挫败以及爱将背叛的打击，再度陷入人生黑暗中，带着心中的疑惑再次沉浸书海，重新追寻世界的本质，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理、生物、心理广泛涉猎，心中模糊的图景逐渐清晰，脚步也逐渐坚定，来源于军队和毛泽东思想的管理方法论进一步发展进化，形成了独特的任正非管理哲学。

任正非世界观之所以能够重塑，既是借用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是来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启迪。

前者后面再讲，我们先说说后者。

公元前2500年左右，被称作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几乎同时经历了“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在此后两千年时间里，也从未被超越。

提出轴心时代理论的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甚至说道：“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是轴心时代思想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从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与文艺复兴同等量级的文化运动。然而，人类文明未来的希望，可能就蕴含东方轴心时代思想的复兴，也就是东方版“文艺复兴”运动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正非“破而后立”，并且凭借新的世界观带领华为走向更大的成功，其意义要远远超越商业本身。如果能以此为契机，点燃属于东方的“文艺复兴”之火，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意义。

有人可能觉得我吹得有点没边了。听我慢慢道来。

从轴心时代开始，西方文明建立了一套以孤立个体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观，东方文明则恰好相反，建立了一套以个体之间相互关系为基本内涵的道家宇宙观。

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由四种基本元素地水火风构成，不同元素之间泾渭分明，相互独立；而中国的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则是相生相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古希腊四元素

东方五行理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元素运动是其内禀性质决定，土元素必然要向地心运动，气元素向上运动，水元素流动，火元素则介于水和气之间。元素不同的内禀性质完美地符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并成为后者的理论基础，土元素代表最底层的农民，气元素代表最高统治者。因此西方两千年以来一直是根深蒂固、壁垒深严的等级制度。

西方中世纪等级制度

道家世界观的五行相互依存，相生相克，则显示了上位者并不必然一直保持上位，进一步发展出“天道循环”，“五德终始”等理论，才能孕育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深刻政治哲理。

牛顿世界观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宇宙观，有形的等级制度随之土崩瓦解，人变成了自由个体，但个体仍然是相互孤立的。西方文明的一切认知，包括哲学、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都是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这些认知在进入信息时代后，都会遭遇与现实失洽的问题。整个西方世界目前遭遇的困境，都与此有巨大的关系。

这种“个体主义”导致的失洽，恰恰需要东方文明的“联结主义”来弥补。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评价道：“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仍然似懂非懂，下面再详细解释一番。

有人把轴心时代表述为：“古希腊的哲学家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在黄河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实际上，三地哲学家的区别没有那么大，他们都在同时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问题，而且这三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实际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欧洲被称作“本体论”，在中国被称作“本根论”，在印度的佛教中叫做“因缘”。

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具体分为许多流派，其中“质料论”的一支后来成为主流，这一支认为，宇宙是由普遍存在的“基质”构成的，这就构成了还原论的思想：既然世界由不同层次的基本单元构成，那么那个最终无法还原的最小实体，就是宇宙的本质与本原。

中国的“本根论“也就是道家学说，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无处不在，不管是个人，人类社会，还是天地万物都应该效法道而运行，道法自然，返璞归真。

在还原论方法的解析下，世界图景展现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对于人类来说，复杂多变的客观现象变得可以被理解、分析和认知。

但是，“道”存在于宇宙的各个层次，各种复杂多变的现象纠葛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析无法理解。因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道这个东西玄妙至极，一旦说出来就是不是所要表达的那个道了，不可描述，不可言传。于是道家思想逐渐变成了一种玄学，甚至宗教化变成了道教。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泉，被称为百家之祖，是儒、法、兵、墨、名等诸子百家的源头，渗透到东方文明的方方面面。东方文明很早就走向成熟并取得辉煌成就，以及后来的停滞不前，都与道家思想有巨大的联系。

道家停滞不前的同时，西方的还原论不断向前发展，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构想，卢克莱修的原子和无限虚空说，到近代牛顿的具有一定质量和运动的物体，又经道尔顿的原子论，并最终发展到当代还原论者，对原子内部的基本粒子和能量的确认。

根源于还原论方法的还原论信念，反过来强化了还原论方法，并对科学方法论产生普遍影响：各种复杂现象被认为总可以通过把它们分解为基本模块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加以认识；不同科学分支描述的是实在的不同层次，但最终都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最基本的科学——物理学之上。还原论的巨大成功给于人们认识世界以巨大的信心，又导致了拉普拉斯的决定论。

人类用还原论的方式，推动认知从人所熟悉的尺度不断向极大和极小两个方向延伸，进而导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二十世纪诞生了解释极大尺度时空的相对论，以及解释极小尺度的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虽然都推翻了牛顿力学，但是分别局限于微观和宇观，似乎跟人所处的宏观尺度没什么关系，因此包括主流科学家在内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仍然处于牛顿世界观的状态。

同时，随着认知的越来越深入，人们反而对这个宇宙感到越来越迷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致力于解决宇宙本质问题，也就是解释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量子力学的量子化描述以及相对论的几何化描述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根本冲突。

用初中生都能懂的话来说，量子力学认为宇宙本质应当是代数，但相对论却认为宇宙本质是几何……

更大的困惑是：还原论是认识复杂世界的有力武器，但是它却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相同的基本粒子可以组成丰富多彩的不同事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写了本名叫《夸克与美洲豹》的书，揭示了还原论的巨大困境。

夸克者，极精细也，美洲豹者，极宏观也。然而若要了解美洲豹的行为，我们非得要深入到夸克水平吗？就算能深入到夸克水平，用量子力学你能解释美洲豹什么时候谈恋爱吗，你能控制它什么时候吃早饭吗？

还原论可以揭示复杂系统是由更简单的子系统组成的，但是却无法有效解释，子系统如何有序地组成上一级的系统。牛顿机械世界观认为，系统的有序性如同机械钟表，需要被外界控制；经济学无法解释人们之间的复杂协作，将其归结为“看不见的手”这个黑盒子。

根子上有问题，这些解释……统统都有问题。

直到上世纪中叶之前，主流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先后撞上了两大不确定性：微观的量子不确定性和宏观的混沌不确定性，决定论信念彻底崩塌。

混沌理论中的“洛伦兹吸引子”示意图

随着决定论的崩塌，人们发现原先笃信的还原论也存在巨大的问题，引发了宇宙观多普勒骨牌式的坍塌。

还原论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是：宏观系统的特征一定可以从微观个体的特征中找到根源，这句话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

然而更加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个体在组成整体的过程中，会有新的东西“涌现”出来，这就是自组织。

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极大和极小两个方向之外，物理学还应当有第三个探索方向：极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发展出若干可以解释自组织的理论有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混沌理论，超循环理论、分形学以及复杂网络科学，以上这些理论被统称为复杂性科学。

基于还原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宇宙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系统。复杂性科学则告诉我们，上一级系统和下一级系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因此复杂性科学横空出世后，立即突破了原先所认为的学科藩篱，横跨物理、化学、生物、气象、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甚至进一步穿透到所有社会科学以及脑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等学科。

复杂性科学可能将量子不确定性和混沌不确定性统一起来：前者也许是微观粒子尺度的混沌（量子混沌目前还是假说）。分形几何也能够弥合前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之间的矛盾：分形几何中的不同尺度的“吸引子”，既是量子化又是几何化的。复杂性科学甚至可以将“意识世界”与“物质世界”统一起来：脑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认为，人的所谓“意识”，是脑神经元网络混沌的秩序涌现。

分形几何

人脑与神经元网络

复杂性科学不仅会打破所有学科之间的藩篱，而且从哲学层面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统一起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复杂性科学中蕴含的最底层规律，也就是整个宇宙的第一性原理，不就是两千多年前老子描述的“道”嘛。所以普利高津才会对道家进行如此高的评价，而普利高津的弟子陈平则直接将老子称为“复杂性科学的鼻祖”。

复杂性科学的主要流派目前分为欧洲的布鲁塞尔学派（普利高津所开创），以及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前者注重数学理论推导，后者注重从现实的复杂现象中归纳出规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气宗”和“剑宗”。目前为止，气宗和剑宗还没有统一，也就是说，复杂性科学还没有出现类似牛顿的人物，基本相当于上一次世界观革命从哥白尼到开普勒的阶段。

正如前文所说的通信标准的美欧争霸，复杂性科学同样是美欧对峙的局面。由于复杂性科学的世界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谋而合，因此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积极关注和引入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的各项指导方针，深刻地暗合了复杂系统演化以及实现自组织的基本规律，这不可能仅仅只是巧合。

尽管实践方面获得巨大成果，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并未在复杂性科学理论层面，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复杂性科学流派众多，但是理解起来也并不复杂，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理论，是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相变示意图

耗散结构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通过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理，自动从无序状态形成并维持的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状态，或叫非平衡有序结构。耗散结构是自组织的基本形成机制，有若干基本特征：开放性、远离平衡态、具有非线性相互作用。以下如不进行特殊说明，自组织系统就是指耗散系统。

一般来说，自组织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非还原论

虽然自组织系统也可以将整体划分为各个部分，但是整体绝对不等于个部分之和，整体的性质也无法用组分性质来体现。比如，生物组织是由分子组成，但是搞清楚了分子的所有性质，也不意味着能够理解生物组织的性质。因为决定组织性质的因素不仅来自于分子，还来自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非机械论

自组织系统内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系统的每个组分都处于演化过程中，自组织系统本身也会造成外部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又会反过来造成自组织系统的变化。

非决定论

自组织系统打破了决定论的教条，任何动力因素都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可能会在德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动态演化均衡

自组织系统远离平衡态，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系统形态，而且各部分彼此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它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因此自组织系统必须是开放的，有外界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中形成演化中的动态均衡。

听起来似乎很复杂，但你可以简单地将自组织系统理解为小学数学应用题中，一边进水一边排水的游泳池。一个封闭的游泳池是静止的（熵最大，无序），一边进水一边排水，就会形成内部动态的流动结构，呈现出某种有序性。

纳米团簇、贝纳德流、激光、斑图、化学振荡、生物体，企业、社会组织、城市、经济系统、国家、星云、宇宙，本质上都是不同尺度的耗散结构。

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也是一种耗散结构。生物进化，就是带有外部反馈的自组织系统的演化过程。

甚至人类的认知心理、思维活动、语言文字、文化、科学技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耗散结构（自组织系统）。

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都可以看作两种相互拮抗的作用下保持的动态均衡，一种是耗散结构，不断创造出有序性，可以看作生和创造；另一种是熵增过程，不断从有序归于无序，可以看作死和毁灭。

这张图就是任正非世界观蜕变后的最基本图景。任正非后期形成的管理哲学的核心——开放、妥协、灰度、耗散、熵减、反脆弱、创造性毁灭，均是来源于此。

也许并不算巧合，就在任正非发生世界观深刻转换的那几年，世界上诞生了几个未来的世界级企业：亚马逊、谷歌、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跟华为一样，或多或少都带有复杂性科学世界观的某些印记。几乎同一时段，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是复杂性科学的信奉者。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金融大鳄索罗斯

阿里集团创始人马云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些代表性人物几乎同时“涌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随着交通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人类社会各个尺度上互动的频率和强度显著提升。这些交互类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牛顿机械论宇宙观所适用的前提——相互作用相对较弱，在各个尺度上瓦解，复杂性系统的规律——耗散结构与自组织，则在各个尺度上得到增强，并首先在通信行业、互联网行业以及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金融行业，表现得尤为显著。

2000年前后的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触发事件，使得极少数高认知人士首先觉醒，开始窥见未来世界的冰山一角。

200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极少数人，正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先知”。

他又是这一批“先知”中，唯一能够横跨从物理层到应用层各个层次，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关键枢纽。

相比较而言，建设5G，承载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只是开胃菜而已，带领华为找到“虫洞”，引领人类从旧世界“穿越”到新世界，才是历史交付给任正非的重大使命。

华为官网首页截图

华为的使命愿景：

“未来，万物相互感知、相互联接，AI如同空气、阳光，无处不在、无私普惠，物种抹去隔阂，族群抹去猜忌，地域抹去疆界，甚至连星际宇宙都抹去神秘。让我们一起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