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不同，周作人在后人中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呈现出一种复杂面相，而且至今如此。年轻时，周作人也曾紧随社会潮流，倡导新文化，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产生了巨大反响。此外，他还注重译介外国新思想，成为那一时期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也和鲁迅等人共同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坚持去女师大上课，以示支援。但他与左翼文学运动一直有些隔阂，因此显得不够革命。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应是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即明显表现在其散文的平和、冲淡之气质，也就是表现在其文字中的“日常性”。周作人贴近日常，写故乡的野菜、写苦茶、写点心，在日常中发现生活的丰富与超然，用“不带一丝火气”的声调叙述人生，并用此种态度完成自己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了解周作人为人为文的重要向度。今天是周作人的忌日，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的《周作人的“日常”》一文，来了解周作人的“日常”，也借此文纪念他。

（导语：张进）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

周作人的“日常”

撰文 |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留下了许多照片。他“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谓超然、冷静。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静。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在《五十自寿诗》中称“前世出家今在家”。光头，形象上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静，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说古道今、回忆往事的散文，谈茶、谈酒、谈点心、谈野菜、谈风雨的散文。本质上，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性，亦可称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这里，“日常性”是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艺术”，主张“平民文学”，获得了“自己的园地”。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观开始改变。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颇大。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巴礼赞》《麻醉礼赞》等，于是进入“苦雨斋”，喝“苦茶”并且“苦住”，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价值观。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受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回到了日常性。《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语中的“人间”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为“人”。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文人之娼妓观》，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并说“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这里，“日常”与“非日常”始终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喜爱日本浮世绘，翻译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他翻译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石川啄木的《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

“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丛书系列。《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包含周作人《日常生活颂歌》《我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怜的人间》三本著作以及《枕草子》《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两本译作。

关于清少纳言与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中做了说明。他将《枕草子》的内容分为三类——类聚、日记、感想，从其分类可见，“散文”之于《枕草子》，是体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言及《枕草子》，既称赞其“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有独具一种特色”。日常性，本是清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她在《枕草子》中写道：“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很是想知道，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书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在日语中，“草子”本是“册子”（或“草纸”）的谐音词，“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册子”之意。但是，为何是写作“枕草子”而不是写作“枕册子”？在我看来，写作“枕草子”的结果，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草枕”（くさまくら）发生了关联。“草枕”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中的自由精神。束草为枕，乃旅寝、暂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岁病故，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周氏兄弟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两条血痕》。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

（写于1922年8月1日）

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说《两条血痕》“是一种幼时的回忆，混合‘诗与真实’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诗歌，尤为著名，曾译其诗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号，又短歌二十一首，载在《努力》及《诗》第五号上”。至1959年翻译《可以吃的诗》，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他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不仅是因为石川作品混合了“诗与真实”，也不仅是因为他与石川同样悲观于生命的偶然与短暂，而且与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关——结合石川的诗歌来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两本诗集中，多有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扔在故乡的/路边的石头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视着书里的插画，/把烟草的烟喷上去看。”等等。有的诗吟咏的是过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因此如果不反复阅读就无法品味其中近于禅味的诗意。这两本诗集收录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诗。这种“三行诗”的形式并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罗马字诗集NAKIWARAI

（可译为《泣笑》）

的三行诗启发，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来，短小的形式最适合表现日本诗歌的美的特质。他在《日本的诗歌》

（约作于1919年）

一文中说：“短诗形的兴盛，在日本文学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

清少纳言与石川啄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发现美，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日常”的心，并且身处日本的精细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描写日常生活情景之后，经常重复那句“这是有意思的”，可见其品味生活的自觉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够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岛沙滩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这两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千年，而他们同样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发现、认同他们的同一性，也是发现自我。

我们通过阅读周作人的散文及《一握砂》《枕草子》等译著，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日常性，深化对日常性的理解。对于我等往来于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日常”是一种常态，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贵的。

注：本文摘自“周作人生活美学系列”丛书序言，作者略有改动。

作者

：董炳月；导语：张进

编辑

：覃旦思；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