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民族的近现代史上，有一个名字传之久远。在辽阔的大漠，在深邃的草原，他就像一株萨日棱花，人们称他为“蒙族毕昇”，他就是特睦格图。
特睦格图是蒙文铅字发明家，被誉为蒙古族的毕昇，中国近代蒙文铅字发明家、出版家、翻译家和学者。他倾一生之力把毕昇的印刷术搬到蔡伦发明的纸上。为蒙古民族蒙古民族出版印刷事业开创了新时代。
2009年9月30日，特睦格图印刷馆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博物馆开馆。馆内除了历史老照片、文物、古今图书、文献资料230余种外。还有自动铸字机等当时的印刷工具。看着实物，一起穿越到清朝末年。
清末蒙古族首批留日学生
弃医从文
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字印侯，中国近代蒙古族蒙文铅字发明家、出版家，清光绪13年(1888年)12月7日生于喀喇沁右旗王府大西沟门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特自幼聪敏好学，才智过人，在贡桑诺尔布王爷所办崇正学堂毕业后，受贡王赏识，收为义子。并举荐到本旗创建的蒙古民族第一所“崇正学堂”学习。
1903年，由于他的学习成绩突出，派他到北京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学俄文俄语，不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一向不满清政府的特睦格图中途辍学，返回喀喇沁右旗。
1906年冬，贡王从本旗“洋”学堂毕业生中选拔留日学生，特睦格图入选，和伊德钦，诺门必力格、恩和等赴日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科，后转校学医。这是蒙古族近代第一批留日学生，在六年的时间里，特睦格图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开阔了眼界，1912年怀着振兴蒙古民族文化事业的决心，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特睦格图回国以后，曾在内蒙古喀喇沁旗王府、赤峰行医。看到老百姓味愚无知的状况，心里十分难过，经常想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1914年，贡王在北京任蒙藏院总裁时，把他任命为翻译官、首席翻译官兼庶务科科长、礼员兼蒙藏学校教授。当时，特睦格图曾多次陪同贡王参加重要会议和外事活动。当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他同情和积极支持了北平蒙藏学校的学生运动。
特睦格图热爱蒙古民族的文化，专心致志从事蒙、汉、藏满文的古典书籍翻译与整理。他借助职务之便，在北京组织了许多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名流和学者，同他们畅谈国事，共议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为，蒙古民族要摆脱落后，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必须要普及教育，别无他路。此后他便弃医从文，开始了走上蒙文铅字的研制之路。
俄日技术保密让他屡试屡败
从未言弃
此时，特睦格图已是深通蒙、汉、满、藏等四种语言文字，以及通晓日、俄文的杰出学者。
然后，当时蒙文印刷术只有少量木刻印和石印，却没有出现铅印。特睦格图在著书和翻译过程中深深感到出版蒙文书籍的困难，印刷术的水平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
过去，国内外许多学者，尤其是蒙古族的技术人才，曾多次努力创制蒙文铅字印刷，但都未获得成功。
顾盖侯所著的《蒙文铅字感言》中说：清朝光绪和宣统年间有“蒙人扎拉丰阿君，纠合同志在北京设蒙藏编辑局，铸造蒙文铅字，翻印书籍。旋以事阻，未果，此有志未成也”。后来，于1913年汉族通晓蒙文蒙语的学者黄序东，“铸成蒙文铅字……适库伦都护使征术边才，黄君为罗致而去，印刷事业亦未果”。
1913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出版过蒙文铅印杂志，1920年日本人在东北出版过蒙文铅印报纸，但对我国技术保密，都没有将技术传入我国。而国外制成的蒙文铅字，字形难辨，工料毛粗，印刷字时上下衔接不合缝隙，所以国外也是制而少用。特睦格图怀着强烈的民族感，开始研创中国的蒙文铅字。
据白彦巴图所著《汪睿昌和他创办的蒙文书社》所述，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的业迹，是从“漠南景新社”开始的。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在北京设立“漠南景新社”家庭照相馆，专为原京蒙、藏人服务。利用“漠南景新社”的名义，石印蒙、汉合壁教科书出售，为创制蒙文铅字筹资。1916年前后，特睦格图对中外铅印工艺作了充分研究，首先将蒙文、满文上中下三体四百余字书写成整洁的正楷字，然后分类排队，选其美观大方的字形，经过精雕细刻，反复实践，第一次用牛角刻出85个字形，“用解剖之方，成聚珍之板，以一字之剖用，能作数字之运用”。
然而，蒙文字不同于汉文字，字目繁多，一个字有上中下三个体，上下衔接难。所以应用于印刷时因为上下深浅不一，粗细不均，未能获得成功。
特睦格图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失败并没有动摇他攻克难关的决心，第二次使用日本黄杨木作料，手刻数百蒙文字头。这次试制的字型略有改进，不过京津地区不能承制木刻活字版，如用木刻字模，必须到日本，可当时无任何经济外援的特睦格图怎么能到国外呢？因而试制蒙文铅字又告失败。这样，创制蒙文铅字只好暂停。
但在他的骨子里始终坚信，蒙文铅字印刷研制不能就此放弃，因为蒙古民族的群众需要它，需要更多的文化去滋养。
蒙文铅印突破困难跃然纸上
名扬海外
就在特睦格图无可奈何的时刻，1919年亲王拿出一笔钱赞助了他的事业，他数次奔波天津向日本人学习有关雕刻技术，切磋磁磨，初步制成了蒙文铅字，并作了铜模，铸出了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铅字在拼制时上下衔接仍有配合不当之处。
经过多次反复探索和试用，于1922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制成功蒙文铅印印刷术。从此为蒙古族印刷业开创了新纪元。
他在《蒙文铅字发明者的自述》一文中，这样写道：“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愚人本着此训言，没有顾忌自己的笨拙，为了蒙古民族留下更多文化，开始创造此种铅字……”1922年，特睦格图写出“蒙文铅字说明书”，呈请立案。1923年民国政府农商部发奖表彰，不征捐税，发给30年专利证书。与此同时，特睦格图又创制了满文铅字蒙文铅印术的成功，为大量印刷出版蒙文书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热心于蒙古族文化的社会贤达的支持下，征集资金，购进了先进的印刷设备。1923年春，特睦格图在北京创办蒙古族有史以来第一家出版社蒙文书社，自任总经理，与云集在京的蒙古族学界名流伊得钦、金永昌、恩和等人合作，兴办了蒙文印刷厂，该厂原在北京鼓楼大街张旺胡同12号，后迁北京北池子57号公房房院内。
蒙文铅字的第一部书是《西汉演义》，一套八册，印刷五百套，计四千本。印刷的第二部是伊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共五册。后来蒙文书社逐步扩大，内设经理室、业务室、铜版及铸字车间、排版车间、印刷车间、装订车间、制版车间等机构，成为初具规模的蒙文印刷厂。从1922年起到1929年末，蒙文书社先后印刷出版50多种书籍。这是蒙古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仅特睦格图翻译、编辑而付诸印刷出版的书籍，有《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等，还出版了蒙、藏文字典，藏经多种，并译完了《红楼梦》。翻泽出版的这些书籍，给蒙古族文化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书的翻译出版，为蒙古族人民提供了能够用本民族语言阅读汉族古典文学名著的条件，也为蒙古族人民创造了向汉族文化学习的良好机会。
蒙文书社出版这些书籍时，特睦格图亲自参加了校勘工作。在出版《三国演义》时，他根据原著修改了旧有的多种译本，作了一番辛勤的翻译校改工作，并在每章的后面，附加了详细的批注。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以后，热心于民族文化的各地蒙古族志士积极筹办了蒙文印刷厂。
由他主编、翻译、出版的蒙、汉、满、藏文书籍，约达50多种，10万册以上，成为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当时这些书籍不仅发行国内各地，而且也畅销世界各地，尤其日、俄、法三国最多，因此对中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对提高我国蒙古民族在国际上的声誉，产生过巨大影响。
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以后，曾有不少西欧人前来蒙文书社学习，由特睦格图慷慨相赠，使中国的蒙文铅字技术流传于西欧。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派人到蒙文书社学习，并聘请蒙文书社技工汪振铎到蒙古开办蒙文印刷厂。
蒙文印刷设备历经磨难
重放异彩
1932年1月，日本军舰炮轰南京，迫使蒙文书社关闭，这时候只能印刷教育部少量的蒙文教材。1934年5月，特睦格图到乌兰浩特市兴安军官学校任蒙文教授。南京蒙文书社也就因此而关闭。
1936年，他在兴安军官学校当教授期间，为印刷蒙文讲义，曾由北京、南京把蒙文铜模、排字架、铸字机、印刷机等运回乌兰浩特，但筹备近一年，因资金不足，未能实现。1937年4月间运到呼和浩特,为《蒙疆日报》印刷报纸。1939年9月,又将这套设备运到张家口《蒙疆新闻社》,继续印刷报纸。
直到解放，特睦格图的成套印刷设备，成为今天内蒙古蒙文印刷设备的前身，继续为内蒙古人民服务。
在此之前的1923年，由呼伦贝尔的革命者郭道甫派两名蒙古族同胞前来《蒙文书社》学习后，于1924年在沈阳创办了内蒙古东部区影响最大的《东蒙书局》。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蒙文书社技工师乡亭赴上海，在商务馆开始印刷蒙文书。内蒙古西部于1926年创办的察盟(内蒙古商都县)蒙文印刷厂，也是先在蒙文书社培养技术人材，然后回商都县开办起来的。
尤其蒙文书社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蒙古族印刷工人，他们不仅成为解放前蒙文印刷业的先躯，为我国蒙、满藏文铅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成为我国解放后蒙文印刷业的技术骨干和印刷专业的工艺家。
1939年5月2日，蒙古族杰出的蒙文铅字发明家、出版家、翻译家特睦格图在王爷庙病故。但他创制蒙文铅字近六十年来，在已经出版过的蒙文铅字印刷品中，形体类型各种不同的蒙文铅字约有十余种，各种各样的蒙文铅字中，特睦格图创制的铅字，可以和今天使用的蒙文铅字体媲美。
参考《蒙古族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