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新青年》在“易卜生专号”刊登《娜拉》（即《玩偶之家》）中译本。一个来自挪威的小女子，凭借自我觉醒的革命精神，决然离家出走，敲响男权社会警钟。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民国，娜拉风靡一时，成为妇女解放的楷模、思想解放的先锋。

十五年后……

1931年，一幕现实版的逃婚记在中国北方上演。一个来自呼兰河畔的花样女孩，为了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凭借追逐自由的人生渴望，勇敢冲破封建家庭樊笼，断然离家出走，震惊十里八村。在民风保守的冰封之地，变身北国的娜拉。

她，是北国毅然出走的娜拉——

生逢武昌起义之年，死于香港沦陷之初，

辛亥革命的改天换地，为她打开一扇出逃的窗；

侵华战争的烽烟四起，为她掘下一条流亡的路。

为了爱情，她如飞蛾扑火，燃烧青春的生命以取暖；

为了自由，她似杜鹃啼血，苦吟灵魂的文字以解忧。

——她，就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

北国娜拉的流浪者之歌，早已曲终人散。然而，生死场上的悲声犹在耳，呼兰河畔的悲情犹在目，尘封的往事，并不如烟。她的文名与情殇，她的坎坷际遇和苍凉命运，何尝不是新旧交替、中西交错大时代下，中国女性上下求索解放之路的一个缩影？

娜拉出走之前——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童年萧红与母亲姜玉兰

少年萧红

呼兰县龙王庙路南的张家旧宅，萧红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端午节出生的女孩，似乎注定命运多舛。她是黑龙江呼兰地主家的小姐，本应衣食无忧，却不幸无缘父母之爱。暴戾无情的父亲与冷淡无爱的继母，好似乌云密布的罗网，遮蔽了童年的阳光。性情急躁的生母，亦并未留给她温存的记忆。只有祖父，为她黯淡的童年带来一抹亮色，犹如雪夜的火种、冬日的暖阳：“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一老一少，在后花园享受着天伦之乐，不死的时光，化作永不褪色的田园风光。可惜好景不长，祖父的死，好像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从此，她对毫无温情的家再无可恋。“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注定成为一生故事的伏线。

娜拉两度出走——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桀骜不驯的少女，以离家出走来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在北平，表哥陆舜振成为她的第一个港湾。然而，在断绝经济来源的家族压力下，他舍她而去，传说中情窦初开的恋爱无疾而终。出走的娜拉迫于生存，不得不归家，却变成家族的奇耻大辱。父亲决定举家迁徙以逃避世俗舆论，而她作为家族蒙羞的罪魁祸首，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禁锢之罚。

于是，她再一次伺机出逃，而未婚夫汪恩甲因此成了她走投无路下的救命稻草。人生际遇兜兜转转，无计可施之下，她竟又重投包办婚姻怀抱，与曾经激烈反抗的对象未婚同居。然而，逃婚劣迹使她不再见容于夫家，在经济窘境中，不顾她已然妊娠，他依然始乱终弃，上演戏剧性的失踪一幕，恍若人间蒸发，令她险遭卖身青楼厄运。

娜拉出走之后——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在暗无天日的炼狱，作家萧军如天神般降临，她如蒙大赦。两颗文学青年的心，一见锺情。他视她为“认识的女子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纵使她有孕在身，仍然义无反顾地相爱了。他们在欧罗巴旅馆共赋同居，囊空如洗，食不果腹，却有情饮水饱。饥寒交迫的二人，依偎取暖，彼此共勉，成就文坛珠联璧合的二萧美名。“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蜜运时光。不幸的是，曾经共患难的爱人，却无法同富贵，文坛成名后，反而嫌隙日生。日积月累的背叛与伤害，酿成无言的结局：“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萧军

萧军、萧红

此时此刻，作家端木蕻良为她提供了避难所，他“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她怀着前任的骨肉再嫁，而他给了她一生中唯一正式的婚姻和名分。她感激他明媒正娶的牺牲，并深感满足。她坦言和他“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 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从相敬如宾的角度看，她多是心想事成了吧，但从相亲相爱的角度看，她又何尝能够梦想成真？纵使是如此卑微的小确幸梦想，也不得不向冷硬的现实低头。无语问苍天，徒叹奈何！

在爱情的岔路口：向左走？向右走？

萧军与端木蕻良，代表了萧红爱情轨迹的“北辙”与“南辕”。

向左走，有毕生刻骨铭心的爱恋。与萧军，识于人生危难之时。在濒死边缘，他是她唯一可以凭借的依靠，无异骤雨中的一处港湾、荒漠中的一方绿洲。他不仅是她的救世主，而且是她的文学导师和精神偶像。他的男子气概，带给她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令她一生贪恋，至死念念不忘。然而，他的大男子主义，以及由此强化的粗暴与轻浮，最终却变质扼杀了她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危机感，排山倒海地将她淹没。曾经的患难与共、曾经的风雨同舟，终究敌不过暴力与外遇的连环摧残。哀莫大于心死，若非完全绝望无望，试问谁会在怀有骨肉之际，挥剑斩情丝？任凭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任凭撕心裂肺，痛彻骨髓。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1934年萧红与萧军摄于青岛海滨。当时，萧红主编《新女性周刊》，萧军任《青岛晨报》副刊主笔。编辑之余，二萧各自继续写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向右走，有余生云淡风轻的温情。与端木蕻良，识于情感危机之时。在决裂边缘，他是她仅有可能移情的对象，好似漩涡中的一块浮木、暗巷中的一盏街灯。他的温文尔雅、他的浪漫主义、他的善解人意，与萧军形成迥异的对比。最为难得的是，他不仅懂得她，而且赞美她和崇拜她。他的暖男气质，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令她剎那沉醉，片刻心猿意马。然而，他的小男人作风，以及由此弱化的责任与担当，最终却变相抹杀了她的存在感，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感，悄无声息地将她搁浅。逃亡路上，他曾经独自登船，将大腹便便的她独留危难之地。生死关头，他一度不顾而去，将性命垂危的她托与友人照顾。情何以堪？

出走的第三条道路：

流浪……流浪……

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萧红未来的恩师鲁迅先生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直指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之要害，预言娜拉出走以后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语道破残酷现实。

八年后的萧红，在饥寒交迫之下，的确一度步上“回来”的后尘。但旋即再度出走，从此以后，再没有“回来”，也没有“堕落”。兵荒马乱之年，她穷困潦倒过，三餐不继，饥饿到恨不得连桌椅都入口，甚至对不属于自己的大列巴产生非分之想。所幸，她经受住山穷水尽的严峻考验，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她日渐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一举打破或“回来”或“堕落”的娜拉困局。她改写了娜拉走后的套路式结尾，在“回来”与“堕落”的二元选择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流浪。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日本、北平、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从北到南，一路迁徙跋涉。

萧红赴日前夕，与萧军、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

爱情与自由，无疑是她生命里的光。她坚信“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为此，穷尽一生之力，如夸父追日，以孱弱之躯一直奔跑在路上，追逐阳光梦想，却终不敌顽固宿命，不断遭背弃，不停在流亡。终其短暂一生，两度身怀六甲，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总是试图以后任暂代前任，对爱情的盲从与依附，令人扼腕叹息；半生贫病交加，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总是试图在他乡寻找故乡，对自由的渴慕与追求，令人肃然起敬。情路多艰，命运多舛，空有一身才华，奈何一世飘零，宛若绚烂却寂寞的青天一缕霞。

第二性的魔咒：女性原罪梦魇

“女性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是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至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在“女性圣经”《第二性》一书中，伏波娃如是说。

在轰轰烈烈的民国妇女解放浪潮中，追求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时代先声，振聋发聩。可惜知易行难，作为几千年身处弱势的女性，即使在文坛功成名就如萧红，为一代文豪钦点的最有前途女作家，却依然无法冲破第二性的魔咒。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贞节观念，或许早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原罪梦魇。逃婚私奔、未婚同居、有孕再嫁……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然将她钉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耻辱架上。而文坛的成就，既无法平息舆论的声讨，也无法弥补情感的失意。

从世俗眼光看，她是不洁的。萧军坦承从未视萧红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个中因由，恐怕与大男子主义者的处女情结不无关系。

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丁玲（后排）。

（ 1938年3月摄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从自我审视看，她是自卑的。在饱受萧军婚外情的煎熬中，萧红写就组诗《苦杯》以遣怀：“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在与端木蕻良的婚礼上，萧红的一番说辞，更是暴露了对男权中心的潜意识认同，折射出无所遁形的自卑感：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童年父母之爱的缺失，令萧红变本加厉地渴望爱情作为补偿。在近乎饥渴症的病态折磨下，她将幸福的幻想寄托于爱情，深陷情感依附的泥沼，孤注一掷，无法自拔。一如伏波娃所言：“她懂得了，要获得幸福，必须被爱，为了被爱，必须等待爱情。女人就是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白雪公主，就是接受和忍受的那个人。”可悲的是，她愈是疯狂地寻找依靠，却愈是找不到依靠，徒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之名，却落得“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好似一叶浮萍，漂泊无依。

作为始乱终弃与薄情寡性的受害者，她将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归因于女儿身。“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临终留下不甘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世人看。生平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以嘶声吶喊，为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画上震颤人心的休止符。泣血的文字，不正是她悲剧人生的写照吗？

在爱与不爱之间：

特立独行的女性挽歌

萧红香消玉殒，引一众才子仰天长叹。

聂绀弩凭吊：“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戴望舒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萧军哀叹：“生离死别已吞声，缘结缘分两自明！早有白头吟约在，陇头流水各西东。”

端木蕻良低吟：“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可惜萧红在世之时，却总是被抛弃、被伤害、被漠视。在爱情上，她是“弃女”，有“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无奈，却也是“烈女”，有“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任性，直面“比青杏还酸”的宿命。为了爱，她奋不顾身，永不放弃，最终客死异乡，永不瞑目。萧红之死，何尝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对妇女解放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的黄金时代

东渡日本的萧红，曾经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说：“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难道这就是萧红的黄金时代？

笔者绝不敢苟同！

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萧红的黄金时代，其实早在呼兰河畔的后花园已经悄然萌芽：“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

那是《生死场》对于死生之间的“力透纸背”，以及女性作品“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的“明丽和新鲜”。

那是《呼兰河传》作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经典存在。

那是童真文字的涂鸦、自由天性的呓语，以及袒露在苦难肉体之外，无邪灵魂的吟唱。

当电影《黄金时代》的画外音悠然响起：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

……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