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原本是黄河于五代至北宋以来数次泛滥时期形成的大水洼，南北长度约300里，东西宽度为100里左右。

黄河汛期结束后，梁山泊周边形成了多条水道，部分可以穿越济水直通渤海湾，一些则可以进入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支流。

“自唐末以来，这一范围宏大的水域就成为反抗官吏与地方政府统治的众多不法者聚集活跃的中心地带。”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在《梁山泊与水浒108豪杰》中论述说，“在历代民间文学与叙事的加工中，梁山泊芦苇茂密的景象和泥土味十足的搏斗，被逐渐添枝加叶，描绘得形象而逼真。”

实际上，在有据可靠的正史中，关于宋江与梁山英雄的资料几乎乏善可陈。南宋绍兴年间实录修撰王偁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中，对这群民间叙事中津津乐道的好汉只有如下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

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193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发现了一块名为“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的碑石，碑文传记作者为北宋末年进士范圭，内容在于赞颂其岳父折可存一生的功绩。

在碑文中，范圭明确记载折氏在率军击溃方腊后，旋即“奉御笔捕草寇宋江”，结果是“不逾月，继获”。

在其他有关折氏生平的笔记与零散记载中，则提到过一位协助折氏夹击方腊，同样名叫“宋江”的官军将领，这也许是日后说唱艺人与评话作者杜撰梁山好汉受诏南下讨伐方腊情节的灵感源泉。

尽管缺乏官方记载中的细节，然而动荡的两宋时期，其内忧外患同时存在，战乱与英雄奸臣不断出现，使得后世的民间叙述得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灵感，以嫁接形式传递忠奸褒贬的价值观。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梁山泊就出现了一位类似阮氏三雄的水泊好汉张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他“聚众梁山泺，有舟数百，尝劫金人……军中号为张万敌”。

金兵南下攻陷扬州时，由于高宗情急之下，招抚各地义勇，盗贼抵御，张荣遂率部弃寨沿清河南下入泰州，屯驻于鼍潭湖，聚集了万余义兵抗金。

而建炎、绍兴年间的洞庭湖区域发生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则更直接地被评话与说书艺人所采用。

南宋中兴名臣李纲在“与宰相论悍贼札子”中，有一段关于钟、杨义军的论述，为日后《水浒传》中关于梁山好汉“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的辉煌战功勾勒了叙述的基础。

李纲称义军“据重湖环千里，出没不常，其徒皆渔人舟子，便于操舟，又有溃散兵卒窜其间，以教之战”。

这种情况导致围剿的南宋官军左右为难，“欲速成功，则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则钱粮之费不赀”。

对此，李纲提出的策略是，官军不应深入湖区，而是等待义军出动“抄掠”时，再进剿攻击，并分兵在湖畔鱼米产地驻屯围困，断绝其后勤补给。

在《水浒传》第七十六回“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高俅向童贯的献策几乎是李纲策略的翻版：“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

先差得当的人打听消息，贼情动静，然后可以进兵。”

实际上，《水浒传》后期梁山大规模征伐攻杀的种种情节战法、兵器仪仗，很可能大部分来自岳珂的《金佗续篇》，作为曾亲自讨伐钟、杨起义的南宋名将岳飞之孙，岳珂对此段历史叙述多来自同时代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例如绍兴三年(1133年)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为统领所部3万禁兵及御前统制崔增、神武后军统制高进部5000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所部战船数百，水陆并进，前往进剿。结果于阳武口一战全军大败，崔增、吴全两统制“战亡溺水”，又说为义军生擒处决，这一情节几乎在《水浒》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中被完全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