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

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

公元976年

岳麓书院创立

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素有“千年学府”之誉，创办于公元976年（北宋开宝九年），自宋代起即被视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岳麓书院逐步形成了“爱国务实、学思并进”的教育特色，形成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治学传统。在岳麓书院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史上，始终贯穿着湖湘学派“通经致用”的学术传统，并发展为“实事求是，兼容并蓄”。

19世纪末至今

古代书院到新式学堂转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伴随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岳麓书院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转型，但其优秀的教育思想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26 年，湖南大学定名后的首任校长李待琛提出了“大学对各派学术思想均有自由研究”的教育思想。1930 年，《湖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特别是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颇具代表性。在他创作的湖南大学校歌歌词中，鲜明地提出了“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的主张，即坚持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重的教育理念。

20 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成文山校长提出了“人文与理工相通，科学与技术相融，教育与研究并重，知识与智慧同尊，以培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为宗旨”的教育思想。1996年《湖南大学“九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办学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建设培养工、理、文、管等方面人才，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着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从新亚书院到香港中文大学

1949年

新亚书院创立

新亚书院始创于1949年，前身为“亚洲文商专科夜校”，是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著名学者在香港创办的一所大学程度的学校。半年后，校舍迁至桂林街一所大厦，并正式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

1964年

香港当局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

1964年，香港当局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至今。新亚书院禀承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 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补救现代大学过分专业化的不足。加之有钱穆、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学大师坐镇，其教学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新亚书院教育的主要特色，体现在其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之中。新亚书院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的内容，即为学的方面提倡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是教育的目标，即做人的方面注重成就道德人格。为学与做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新亚书院将为学与做人结合起来的人文主义教育，是针对当代大学教育中专为谋求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专为智识而求智识的狭义教育目标提出的。新亚教育将日常生活与课业结合，内心修养与学业结合，为学与做人结合。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求学是做人的手段，做人是求学的目的。在二者之中，做人是最根本的。这与传统儒家仁智并举，但仍以成仁为归宿的思想是一致的。

庆祝香港中文大学成立 新亚同学招待会

新亚书院提倡学生在校学习，不应只注重死的课程学分，不能为知识而求知识，而应充分利用每一门课程来成就自己的人格，即在寻求智识中来完成自己的人格，这是宋代书院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结合点。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新亚书院试图在专业知识的教学与人格精神的塑造两方面皆有所兼顾。

古代书院的超职业特征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当代社会，新亚书院要立足于香港社会，必须关心香港社会的需求，这在新亚书院创立者心里是极其清楚的。新亚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调适的关键步骤是加入中文大学。成为中文大学的组成部分后，经费来源有了可靠保障，学生在社会上的适应性大大增强，为新亚教育理想能够长存奠定了基础。加入中文大学未尝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新亚书院加入中文大学的另一原因是为学生毕业的出路着想。实际上，书院在近代中国被废除， 就是源于其本身不适应变化的时代环境。新亚书院对于职业性与超职业性的结合，是对传统书院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由于这一发展，使新亚精神能一直延续至今而不绝。

从新儒家到现代书院

20世纪初

新儒家

熊十力

20世纪初，取法西方兴办学校是大势所趋，新式的学堂已取代了书院教育，以书院教育为代表的私学传统日趋没落，但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道风并未绝迹，它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复兴。现代新儒家是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走出的一群坚定守护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道德理性的文人学者。他们尝试儒学的现代转换，走“返本开新”之路。他们有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张君劢的新玄学，以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的文化哲学。新儒家着力于探索迷茫已久的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和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构成了世纪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

抗日战争时期

现代书院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立勉仁书院，为诸生讲《中国文化要义》。由于奔波于社会活动，他无暇顾及书院，故请熊十力来加盟。熊十力便长期住下来传道授业，并在书院继续改写《新唯识论》。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书院起名“复性”，意在涤除习心、复原本性的意思。马一浮办学的宗旨是“讲明学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同之才”。书院除六经之外，还兼明四学：玄学、义学、禅学、理学。1940年，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他在《民族文化书院缘起》中提出书院根本宗旨为“德智交修诚明并进”。即培植、奖进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之人才。

新儒家创办三大书院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一批现代儒学的追随者，开展复兴儒学运动。这是他们对宋儒自由讲学精神的实践。他们青睐书院教学这种教育形式，目的是继承中国私学传统，借助民间力量办学，“为往圣继绝学”。新儒家对书院精神的继承侧重于造成精神自由的民族文化。在大学外另立书院的原因，是书院制与近千年中国学术具有不可分离之关系，他们在现代复兴书院就是要弘扬学统，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以弥补现代中国所采取的西方教育体制的不足。

《复性书院讲录》马一浮著

新儒家流落到港台后，虽然花果飘零，但他们执着于中国文化的“灵根再植”。钱穆与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仿效宋明书院制，旁采西方大学导师制，上溯宋明儒家自由讲学精神，教导年轻一代回归孔孟之道。在沟通中西文化中，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故新亚书院一度成为海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堡垒，弘扬儒学的大本营。

由于现代教育体制的盛极一时，加上动乱年代的颠沛流离，新儒家推行书院教育的实践注定是悲剧性结局，但它毕竟显现出中国书院教育的“一阳来复”，其学政分途、独立讲学的设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