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大千——历代篆刻艺术之美》

杨勇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  

关于玺印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玺印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一个令人充满向往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古玺无论在钮制、印面形状及文字风格上都散发着独有的充满自由和创造的魅力。在印学史上，战国古玺一向以风格多样著称。从广义的用途上来看，古玺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种；从制作方法上来看，又可分为铸造和凿刻两类。以现存古玺实物而言，无论书体、材质，还是尺寸、形状，均无特定标准，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然、率真、质朴的艺术风格。

战国玺印形式丰富多样，又由于文字尚未统一，总能给人以新奇的感受。相比嗣后秦印和汉印呈现的规范美、齐整美，战国古玺呈现的是一种无序之美、变化之美，艺术价值是极高的。此外属于古玺印范畴的封泥、肖形印等，都为后世治印者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灵感。

三晋古玺

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从而成为各自独立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它们所用的文字统称为“晋系文字”。三晋官玺多为方形、长方形和圆形，特殊形状者稀见。如今能见到的方形官玺仅“司工”“平陆”数枚，圆形的仅“公啬夫”数方。三晋官玺以15 毫米至18 毫米为多，且多为朱文，白文的三晋官玺无一例外都是用玉制成，如“春安君”“匈奴相邦”等，规格在22 毫米至25 毫米之间，比朱文的铜质三晋古玺明显要大，这与因官职尊卑而用玺有所区别的玺印制度有关。此外，目前尚见有几方陶质的大型三晋官玺，如两枚“□阳市”，规格在35 毫米至40 毫米。

三晋私玺在铸造、打磨、修整工艺上也极为讲究。在尺寸上，三晋私玺比官玺略小，大都在10 毫米至20 毫米，质地多数用铜，间有用银的，均出自铸造，印文结体秀丽，章法布局无定式，配以较厚的边框，印文与印钮制作均十分精美。边栏四周及文字笔画在借助放大镜下观察，刀刻痕迹十分明显，有的印文纤如毫发而清晰异常，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冶铸工艺的高度水平。

下面选取十数方三晋古玺作简要分析，既为一己之得，便难免带有主观的倾向，不足之处请读者诸君指教。

公啬夫

之所以断定此玺为官玺，依据有三点: 其一，《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职前）“加官、公者，示稍尊也。”意即对官秩较低的尊称。如秦汉二十级爵位中有公士、公大夫、公乘等，均是品秩较低的官员；其二，《尚书·周官》解“公”为减私、无私之意，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公家、官方。《诗·羔羊》：“退食自公”，毛传：“公门也。”意即食用公家的饭后下班回家；其三，“公”亦有公平、公正的含义，《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啬夫的职能是收赋税，听诉讼，必须公正无私。故“公啬夫”只能理解为“官啬夫”，是官玺而非私玺。“公啬夫”印，印文随形布局，“啬”字居中坐镇，气势雄浑，“公”“夫”二字左右对称，轻松灵巧，全印显得奇而不怪，整体平衡自然。

半侗

纵13 毫米，横13 毫米。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此印文字笔画较少，空白留得较多，给人一种清爽疏朗的感觉。“半”字上部两笔刻得比较散，下部竖画拉得很长；“侗”字笔画劲挺，两字在轻重上形成了上下呼应的变化。此印作者对字形的处理也颇具特色，将“侗”字的单人旁缩小后，放在“同”的左上部，既不破坏字形，又和“半”字相协调。边框整体较粗，但粗中却有细致的变化，形成鲜明的粗细对比，可见作者独具匠心。

佫郑左司马

此印为三晋铜质官玺，宽边细文，笔画圆润而且清晰，曲线与直线完美结合。章法上字内紧结，而字与字之间相对疏朗。细析之，“佫”字重心右倾，“各”部的捺画弯曲将“口”部包住，字形优美；“郑”字右耳旁则左倾，将“佫”字稳稳地支住；“左”字上部用弧线，与右侧“各”部的弧线左右呼应；“司马”二字合文，“马”字偏左，留出右下部空间，二字相对较为平正，且在印中所占空间最小。此印由于印文偏细，边框就显得特别厚重，几处残破恰到好处，增加了全印的虚实变化。总之，此印简静优美，气息淳雅，是方不可多得的佳作。

右司马

三晋铜质官玺，铜鼻钮。纵15.5 毫米，横15.5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印宽边细文，章法较为平正，以长的平行线条为主，相互避让穿插，浑然一体。笔画上，该印线条圆厚，起收笔不露痕迹，行笔屈曲拗折，滞涩有力。章法上，“右”字单列一排，且所占空间较窄，右侧长线条自然垂下，毫无安排做作的痕迹。“司马”为合文，二字嵌合得恰到好处，“司”字头部两条横向平行线开张舒展，右垂线与右侧长竖线相呼应，“马”字外形犹如一艘小型帆船，迎风而动。三字中间的空白处用两短横来补充，不至显得过于空荡，这是古玺印中常用的增减笔画手法。

上官黑

战国晋系私玺，有铜鼻钮。纵13 毫米，横14 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印文虽然是三个字，但却是按照两个字来布局。在纵向排列上，左右错落，穿插啮合，极尽变化之能事。“上官”二字连在一起，所占空间与“黑”字基本相当，故印面左右极为妥帖。“上”字刻得平稳工整，置于“官”字之上，并与“宀”部相粘连，且“宀”左长右短，右下角留出空白。“黑”字刻得比较端正，左右基本对称，但也存在着细小的变化，特别是下面的“火”部左点短，右点长，中间两笔也是左长右短，刚好错落开来。此印下部留的空间比较多，此外，由于长期的自然风化侵蚀，边框的残破反而增加了该印苍古深邃的气息。

春安君

此印为玉质，纵23 毫米， 横23 毫米，高19 毫米。由龚安顺、龚安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玉印材质印章的制作大多用研琢法，故线条多呈两头尖中间鼓状，骨力内含。三晋玉印官玺中，除“匈奴相邦”外，多为封君玺，如“春安君”“襄安君”及日本小林斗盦所藏“襄平君”总数不过十方。此印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章法比较平稳，文字“印化”程度较强，易曲为直，中规中矩。但仔细观察，在清丽端庄的背后其实蕴藏着细微的变化。如文字和上下边栏的距离为上小下大，“春”字比“君”字位置略高，“春”字上下结构两部分互调位置，巧妙地解决了与全印不易协调的问题，下部中间的小短横并不在正中间，而是偏左，与之交叉的弧笔像条小尾巴般向左弯曲。“安”字的“宀”上收下放，与“君”的两个长竖有所区别，避免了雷同。此印的起收笔处均呈尖状，一笔之中又注重了粗细的变化，这些细微变化使得该印于雍容华贵中又不失峻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