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谁学得深、悟得好就为谁所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了进步也好，还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其实《论语》就是“政治学”，为官者学习《论语》，而且懂得了《论语》，那就要做好官，造福于人民。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自古及今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何其大。如今普通人学《论语》至少学点做人的道理，从政为官者也应该认真地学学《论语》，悟出点做官的恒道来。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真乃当时政界奇才，他任中都宰仅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百废齐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邑民众皆知居仁由义，因此声名远播，四方皆来取法。一年后，孔子升为司空，不久又升大司寇，摄行宰相职务，也仅三个月便使鲁国大治，国力日盛，令齐国感到威胁。孔子之所以做得那么好，才能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不为贫富而忧，不为得失而忧，不为成败而忧，不为生死而忧。《菜根谭》里讲“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著，便堕危机”就是说一个人要救助天下，治理国家，必须象行云流水一般无私无欲，如果一旦对功名利禄有了贪心，就会堕入危机四伏的险恶深渊。孔子认为，只有修养成君子，才可以从政为官 ，并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一、做官先修身，做人中君子。
“修身、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对家国、对社会负责任的第一前提，也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政务，安定天下的第一前提，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力争做最好的自己，做人中君子。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起君子，君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君子是善良的、高尚的、很好相处的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始终走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看重私利，必然走斜路，往往不自觉地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由小到大，越陷越深，最终走上犯罪的路而不能自拔。对为官者而言，这样的诱惑和机会实在太多，理想信念不坚定难以把持。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群体里从来不争，同时，他也决不拉邦结派，谋取私利。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就是能够团结照顾很多人，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不讲道义，不能团结和照顾很多人的人怎么能做官呢，即使做了，也绝不可能是好官，不可能以人民为中心。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之所以喜欢相互勾结，搞团团伙伙，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想通过勾结谋取私利或维护既得利益。而君子则是坦然无私，工作起来就能全身心地投入，想别人的事情多，想自己的少。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君子不多，这样的官就更少。长此以往，必将突破做人或做官的底线。那些走上犯罪之路的官，起初都这样想，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贪，别人也会贪;我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别人会谋取，没有谁真干净。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崇尚实干，做的多，说的少，总是先把事情做到然后再去说，以夸夸其谈为耻辱。说得不如做得好，好大喜功，不求真务实终究误国殃民。现在不会说是真不行，好多时候就是做得好不如说得好。不会说，你就进步得慢，成不了大事。那和申不就是靠会说把官做大的吗。能做会说当然好，可说得好比做得好管用，谁还愿劳力费神不讨好呢。如果都崇尚实干，多做少说，中国的事情还有什么办不好的呢。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每一个为官者在用人处事上都能做到任贤举能，则天下大治，国幸民福。诸葛亮说过，亲贤臣、远小人可以使社稷稳定、国家兴盛。历朝历代官场里的亲蔬间的权利争夺都是非常激烈的，父子反目成仇，兄弟相互残杀，明争暗斗，触目惊心。如今拉邦结派的现象仍然存在，争斗的结果大多是两败俱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广，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这其中的“义”现在是否可以理解为爱党、爱国、爱民。这不能只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关键是看你为人民群众干了多少实事和好事。为官者固然需要政绩，这个政绩要围绕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实现，决不是为个人升迁枯名雕玉。要本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做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样，人们会感激你，永远记住你。象焦玉禄、孔凡森、任长霞……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君子最讲仁德。“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会真正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是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仁德”对为官者而言就更为重要。官场诱惑太多，若不讲“仁德”，随时有可能被拉下水。做了官，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是“贵”了，现在的公务员已是人们趋之若骛的职业。“贵”了还想富并没有错，只是不能靠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来达到富的目的。每年都有上千的大小官员落马，还不多是取之无道。可恶可悲，却仍有人怀着侥幸心理而我行我素。危险呢!
做个这样的君子谈何容易。孔子倾其毕生精力修炼，终成正果，被后人尊为圣人，他及弟子们每日三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替别人谋事是否尽心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现在说的自省、自重、自警、自励同样是强调加强自身修养，即把外在的道德约束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为官者理应如此。自省修养，贵在慎独，即使没有人看见，也要坚持做好事，不做坏事。《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任荆州刺史时，举荐王密为昌邑令。后杨震调任东来太守，路过昌邑。王密为了报恩，深夜访杨震，送金十斤。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怕被人知道不敢受金。便说：“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王密听后，十分羞愧，携金而返。杨震自觉律己，不欺暗室，高贵的品德为后人敬仰。周恩来总理生前身居高位，却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克勤克俭、鞠躬尽瘁，病逝后个人存款仅5000元，勘称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的楷模。
二、永远追随官场君子。
孔子一生都想追随明君，但总是事与愿违，以致在仕途生涯中12次受挫，终未如愿。孔子的学生曾子认为，官场君子应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才能，可以“托六尺之孤”辅佐幼主像周公辅成王一样。可以“寄百里之命”，像诸葛亮执掌蜀国国政一样。其次要有节操，“临大节而不可夺”，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为威屈，不为利诱，能以身殉职，杀身成仁。孔子认为，官场君子首先要“修己以敬”就是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其次要“修己以安人”，不仅修养好自己，还要使周围的人都安乐;第三要“修己以安百姓”，不断地修养自己，更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百姓都安乐。
“君子求诸己”，君子做了官就立足于努力增长自己的才干，多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为官的君子“行己有耻”，有了羞耻心，心里就有了言行的底线，在做了有违道德的事情时，就会于心不安，就会自律，有所不为，自觉不做不道德的和人民反对的事情了
“君子不器”，君子为官不能守财敛财，成己私利，要以天下为公，要有成就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要清正廉洁，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作风扎实，不急不躁。“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一个君子你很容易和他相处，但你却难以取悦他。假如你不以正当的手段取悦他，他反而会不高兴。决不会因你给他恩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等到他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会根据你的才干，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这就叫“器之”。如果你的领导或者你的上级是个这样的君子，你省心了，你大可专心工作，不必为自己的升迁而烦心，也不必为如何讨好领导而费心，大家一切正常，一切也就顺其自然。相反，你的领导 若是那种小人，你可就累了，在没有“高人”给你当伯乐，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开道，基本就没有升迁的可能，除非你有奇才，你能投其所好。这样领导下的机关单位已没有什么正常可言，不可能有实在的政绩，更不可能为老百姓办成几件真正的好事。
孔子说：“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不促成人家的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官场君子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总是鼓励别人前进。看到别人有过失则规劝、开导，使之改过;而小人有嫉妒之心，自己好，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常常利用别人的缺点而扩大其错误，陷人与恶。官场好算计人的小人，无不以为自己聪明、妙算，但因为用心险恶，都维持不了长久。既要整人，又不便明言，这就注定了败局。设的计见不得人，是奸计，奸计不得人心，天人共愤，自己虽精心谋划，却未免心虚，有一丝透露就心惊肉跳。且再秘密的事，也还有透风的墙，人家一旦知道了，阴谋诡计败露，就会落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有名的典故启示人们：成心谋害他物，终会招引别物的谋害。身处 官场，诱惑多多，权利、金钱随处可见，那些一味追求欲念而不知满足，甚至迷惘本性的人，必然导致悲惨的结局。
孔子说“为君子办事很容易，但很难取得他的欢喜。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但是当他使用人的时候，总是量才而用人;为小人办事很难，但要取得他的欢欣是很容易的，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也会得到他的喜欢。但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是求全责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君子不多见，此小人却屡见不鲜。不给他送礼，不给办事，送了礼，也不一定办事，甚至还会不时地坏你的事，闹得上下同僚不能安心琢磨事，就会专心琢磨人，机关乌烟瘴气。，
“君子无忧“。君子为官不是“无忧”，是有忧却能做到不忧，因为他心中无我，不把自己的忧愁放在心上，始终想到的是别人。范仲淹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何种处境，他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官中小人就没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他们没做官时想做官，做了官又怕失去官，不思怎样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整天想的是如何升官发财、中饱私囊，对于一切总是患得患失，一旦退下来就找不到北了。若官场小人居多，就会“上下争交利，而国危矣”。当年的屈原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报国雄才无法施展，只能以死抗争。
孔子生活在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他虽为官中君子，但所处的官场却是正不压邪，凭他自己的力量也不能扭转官宦阶层的颓废之风，“克己复礼”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仕途也屡屡受挫。在一个昏官当权的社会或贪官主事的机关，你要做到清正廉洁都异常艰难，别人都给上级送礼，你不送，你只能原地不动;别人都收礼，你不收，你会落个没人情味、不懂人际关系的骂名;别人都挥豁公款，你就是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也会得罪不少人。但邪总不压正。那些做了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事情的官就真能高枕无忧吗?难道不担心有朝一日被纠出来吗?正所谓做贼必心虚，连睡觉都不够塌实。追随官中君子，你就感到正气在胸、正道光明，不用左顾右盼，尽可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报效国家和人民。
三、怎样做一个好官。
修身成君子的人肯定能做好官。孔子当然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他那些为官的弟子也都是好官。他的学生子张向他请教政事，孔子对他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里孔子就好官怎样为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居之无倦”，即忠于职守，一直做下去，始终如一，不要懈怠。二是“行之以忠”，忠于事业，忠于人民，对人讲忠信，表里如一，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学生子贱做单父宰，单父这地方原本风俗极坏，子贱一到任，首先以身作则，穿着布衣布冠，外出步行，不用马车。一面提倡俭朴，一面禁止奢华，风俗因此而渐渐敦厚。由此看来，做个好官并不难。孔子认为做好官必须有宽广的基础和强忍的毅力，《论语》说：“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发达的头脑的人，必须要有宽广的 基础和强忍的毅力。因为无论是自己有建树，还是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挑上这副担子，一直到死才放下，没有宽广的基础和强忍的毅力，是不行的”。
做好官，一要为政以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孔子强调为官者的德行至关重要，这里的“德”不仅包括个人的修养(如诚、敬、谦、和)，还包括施政以德(如敬事、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概言之是仁、智、勇三达德，而所有品德又均以“仁德”即不忍之心、慈悲之心、孝弟之心为根本。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为政者心为民所系，爱民如子，必然会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菜根谭》里说：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列子在《说符》中这样说：楚庄王问詹何说：“怎样治理国家?”詹何答说：“我只知道如何修身养性，却不知治理国家。”楚庄王说：“我能够得到宗庙国家，希望学到怎样保持它。”詹何说：“我不曾听说本 身修养好，国家却乱七八糟的，也不曾听说本身乱七八糟，却把国家搞得兴旺富强的。事在人为，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他的事业。”那些不为民作主的贪官污吏，必将自取其辱，为民所弃。
二要为政以仁。“仁”即爱人，真正地爱他人。做官的要爱你的部下，爱你的人民。孔子的学生子张向他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又问他是哪五种品德，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意思是说能够处处实行“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高工作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照着礼的要求去做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都归于仁了。要实行仁政应从那些方面去做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简单地说，就是遵纪守法。
三要严以律己。孔子政治思想中对为官者的要求十分严格，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人先正己，只要身居官职的人能够正己，那么他所管辖的人就都会归于正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不论你任什么官职，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好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都不端正，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也不可能管理好政事。这是做好官的重要方面。
四要取信于民，勤政爱民。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必须认真对待政事，要讲究信用，取信于民，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对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相反，百姓就不会服从你的统治。为官者只有取信于民，人民对政府才有信心，若失信于民，也必然失去号召力。“居之不倦，行之以忠。”身居官位就不能懈怠，执行政令就要忠实。要按仁德的规定要求自己，以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百姓，通过教化的方式消除民间的诉讼纠纷。
五要明智和远见。那怎样才算是明智呢?孔子说“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已矣。”象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象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暗中挑拨的坏话和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有远见了。一个开明的官员或领导，不能偏听偏信，要多调查研究，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对各级领导干部，孔子还提出了三个领导原则。首先是“先之”。强调领导者的带头作用。有事，自己带头执行;有利，先让给别人。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次是“劳之”。强调在带头作用下，然后管理下级。第三是“无倦”，坚持做下去。这事看似容易，做到实难。事事带头自然辛苦，有始易，有始有终则难。
四、如何处理好政务。
子张问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治理好政事呢?”孔子说“尊重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好政事了。”子张问“什么是五美?”孔子告诉他“君子要给百姓以恩 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求财利，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子张问“什么是惠而不费?”孔子告诉他“让百姓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这不是对百姓有利而不掏自己的腰包吗?选择让百姓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他们去做，这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要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还有什么可贪的呢?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庄重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使人见了就生敬畏之心，这不也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问“什么是四恶?”孔子说“不经过教化便加以杀戮叫虐;不加以告诫便要求成功叫做暴;不加以监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做小气。”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 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就是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更不要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要眼光放远，依次而进。
孔子主张处理政事务必慎重，即“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任职，要先多听，多听别人的经验教训、经历的坎坷、走过的弯路，多获取间接经验，就是自己觉得有把握的事情，说话时也要小心，这样就会少去很多怨忧;还要多看，深入实际，了解实情，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一放，即使你阅历丰富之后，处理政事仍需谨慎，这样就能少犯错误，也少一些后悔。
鲁国政权大臣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于劝，如之何?”就是如何做，才能使老百姓对当政者尊敬，并尽忠而努力地干活呢?孔子告诉他“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也就是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百姓就会尽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又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相互勉励，加倍努力工作了。
五、如何建立官场和谐的人际关系。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王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孔子还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凡事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孟子则说：要求别人很多，而自己做得很少就象自己田里的草不锄跑去挑别人田里的草，这种人是很讨人厌的。现在有句话叫“从自我做起”，若不是变成了口号，是一句非常好的话。从自我做起，就是先对自己严格要求，凡要 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到。相反，如果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还要搬弄是非。谁会主动给这种人搞好关系。尽管官场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但是，任何时候，一个处事有原则和立场的人都将得到上下左右的敬重和信服。
孔子很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提醒人们“巧言令色，鲜矣仁。”爱说漂亮话，做出取悦于别人的样子，在这种人里找不到真正的仁者。所以让我们加以防范，“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花言巧语就会败坏人的德行，小事情譬如小侮辱、小冤屈不能忍耐，就会败坏大事情。不管你做多大的官，都要警惕那些经常对你甜言蜜语的人，他们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也不必即刻翻脸。该忍耐时定要忍耐，能忍辱负重，方能成就大事业。真为你好的人往往不在表面上，他们在悄悄的帮助和支持你，平时很难看出来。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君子应当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要使自己的容貌庄重严肃，这样可以避免粗暴、放肆;使自己的脸色一本正经，这样就接近于诚信;使自己说话的言辞谨慎小心，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从而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平时一切表情、言语、行为都谨慎守礼，不骄、不贪、不苟且、不放肆，与乡亲、邻居相处，气色十分谦虚随和，好象自己不善于说话似的，也不表现自己的道德学问高人一等。但上朝值班，虽然说话也很谨慎，可在关系礼法政策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勇于也善于发表意见。与那些对下骄傲卖弄，对上却躬讨好的人截然不同啊!孔子坐车，总是端正地坐在自己位子上，不左顾右盼 ，不大声讲话，不指指划划，不随便咳唾。官场有作为的人只有达到“大智若愚、大巧似拙”的境界，才不会受世俗困扰，上下和谐，左右逢源。孔子说“宁武子是个大智若愚的人。他智的一面，别人赶得上，那愚的一面，别人无法赶上。”郑板桥也有传世名言“难得糊涂。”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变糊涂更难。”孔子说的“愚”和郑板桥的“糊涂”之所以难，是说要想真正做到，不仅要靠忠心和勇气，而且更需要忍辱负重，运智劳神，殚精竭虑。许多人把视其为座右铭，其实真做起来并不容易，能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就很不错了。一个时时处世显露精明的人，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同情和爱护、栽培，因此也不会取得真正的、伟大的成功。
在个人荣辱问题上，要做到“难得糊涂”、“去留无意”，顺其自然。当你凭自己的努力、实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奖赏、宠爱、夸耀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切莫受宠若惊，飘飘然，忘乎所以。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荣誉终将过去，不值得夸耀，更不足以留恋。总有一些人有了点荣誉、地位，就沾沾自喜、飘飘欲仙，甚至以此为资本，争这要那，不能自持;更有些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居官自傲，横行乡里，他活着就不让别人过的好。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人还真不少。孔子则注重美德，主张以人格高下来鉴定荣辱，或士或隐，无所用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能上能下，宠辱不计，只要顺势、顺心、顺意即可。这样一来既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百姓多做点好事 ，又不至于为争宠争禄而劳心费神。有时在利害与人格发生矛盾时，则以保全人格为原则，不以物而失性、失人格，如果放弃人格而趋利避害，即使一时得意，却要长久地受良心谴责。有时候忍辱负重是为了大事业，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要真正完全脱离物质而一味追求人格高尚确实很难，只不过有了人格追求，起码可以活得轻松潇洒些，不为物所得，更不会为一次晋升、一次长薪而闹得不可开交;也不会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投其所好，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二次这样的经验和体会，当你放弃一时的利益而保住人格时，那种愉悦是发自肺腑的、淋漓尽致的。
孔子在官场虽然是“君子自重，与世无争”出淤泥而不染，为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而不辞劳苦地奔波，但他的理想与统治阶层多数人的利益是向背的，难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况且他也只是渴望开明的君主重用他，推行他的理想制度，而没有自己当君主的想法，又不愿与没落的官僚们同流合污，所以他在仕途中一再受挫是必然的。只能怨他没赶上好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六、如何选人用人。
自古及今，就是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刘邦在比项羽劣势的情况下能取胜，其根本在于得人用人上。对此，刘邦本人作过精辟的总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安邦定国，抚慰百姓，供应物资，不绝粮饷，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又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重用他们，这也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重用，这就是他所以被我消灭的原因。”诸葛亮择官以德才兼备为准则，他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过去讲究用人，现在更讲究。在这个相对透明的时代，用人的关键是选对地方或单 位的一把手，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并做好对权力的监督。
用人当然要用好人。就“好人”的标准，孔子也有精辟的论述。子贡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孔子：“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更为重要的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恶人的上面，能够让邪恶的人变得正直。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不凭一个人说的怎么样来举荐他，也不因为一个人不好而不采纳他好的见言。也就是说要公正用人，唯才唯德是举。任用或重用一个人要慎重，“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孔子认为，大家都厌恶他，我必须考察一下;大家都喜欢他，我也一定要考察一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是领导者应具备的特质。居位越高，越易受人蒙蔽，即使是亲自巡视，看到的、听到的也未必不是经过伪装的。许多君王都是在糊里糊涂中丢掉了江山。
在用人问题上，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先学习礼乐，掌握一定的学问后，才能去做官为政。学生子路让未完成学业的子羔去担任费地的行政长官，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还说“举尔所知”，就是要选拔你所了解、信得过的。主持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政务，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达到“近者悦，远者来”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服。现在用人上首先要过政治观，这由组织部门考查把关，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把德才兼备，有能力，敢担当，以人民为中心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七、“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这是孔子对人尤其是为官人的忠告和警示：人若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性，免不了要遭受耻辱。做了官就意味着手中有了权力。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国为民谋福利，就会得到拥护和爱戴。相反，如果只是为谋求私利，就必将被国家和人民唾弃。事实上，那些受到惩罚的贪官污吏刚开始为官时，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是没有长久地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性，禁不起诱惑的考验，由小到大，由浅及深地陷入深渊。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撰写过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明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文中字字警策，句句药石，说明了为官清正廉洁，就能树立威信;办事公道正派，就能安定民心。
（作者房胜林，单位：青岛市税务局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