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翦老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在年轻时就投笔从戎，参加过中国国民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历史与现实，或者说站在人类大群的角度看待历史与现实。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替代了民本，用阶级分析替代了道德。其实在他看来，凡是合乎人类占绝大多数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政策、事件等就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现实社会所要努力争取的。他将民心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与道德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能得到农民阶级拥护的，符合农民阶级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就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的主体力量则是工农阶级，符合工农阶级利益的，就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所在，用符合工农阶级利益来构建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就是翦老的“志于道”。

因此可以说，翦老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所用之笔法仍是春秋之法，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是“述而不作”。所不同的是，他既能“适道、立道”，又能“权”。本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符合这个时代发展潮流的历史学家。他的“道”就是社会主义，他的“德”就是热爱人民，与人民利益一致者就是合于“德”者。正如他所说“文道统一、史论统一”。其“道”其“论”在社会主义，其“文”其“史”则在历史事实与从实际出发。本文正是从他的这一思想出发，探索国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1947年冬，翦伯赞因受国民政府监视和干扰，转移到香港，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了一年的中国历史。1948年冬，他与郭沫若等人同乘轮船北上，于次年2月1日，随解放军一同到达北平。图为郭沫若与翦伯赞等人合影。

翦伯赞先生说：“文者所以在道，正如‘筌者所以在鱼’‘蹄者所以在兔’‘言者所以在意'，不为捕鱼则不设筌，不为蹄兔则不设蹄，不为表意，则不发言，不为传道则不着文。”翦老之意正是在说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征，文与道是统一的，体用是一元的。也可理解为“物物一太极、事事无碍”，凡自然之物都蕴含着宇宙之大道理，并且此大道理不与事物相分离。所以王阳明讲“要在事情上磨练”，在“事情上磨练”就可以达至格物致知的境界，在“事情上磨练”就可以达至孔子说的“下学而上达”的境界。

格物之所以能致知，就是说物中有太极，格物而能知物中之太极，知物中之太极，也就达致致知之境界。下学上达是同样的道理，齐家而知治国的道理，烹饪而知五味调和的道理，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在中国人看来“文道统一、心物一体、体用一元”。

郭沫若（左一）、翦伯赞（左二）会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

文与道，不能狭隘理解“文”就是文章，其实“文”是指一切事物能显现的、能看得见的，而“道”是指看不见的，未显现的，与“文”合在一起，两者水乳交融，难以分清。

梁漱溟先生在讲乡村建设时，他把有形的部分叫“乡村”，把无形的、永不改变、也毋需改变的叫“老道理”。也就是说，在梁公看来，乡村的建筑、布局、街坊、甚或组织形式等，是可以改变的，但乡村建设中所依赖的精神与理想，即老道理是不能改变的。我想这种“老道理”应该有“天人合一”吧，应该有“心物一体”吧，也离不开仁孝这个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吧！如此，则乡村建设的理想应该要讲人类大同之理想，应该讲人类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应该讲相互感动的伦理价值，应该讲家庭社会主义的家庭共有财产，等等。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古代之农业生产方式所遵循的老道理就是“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与仁孝为本”。像“不违农时”，指与天和谐，借天之力；像“因地制宜”，是指与地和谐，借地之力；“勤则不匮”，则是指人的力量在农业种植中的作用。而人是指一人群，非一个人，这种最能使人与人和谐，力量往一处使的组织，就是家庭组织，所以在古代很早的时候就确立了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私有制，从而使人与人保持了最大最持久的和谐关系。这种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力量种出来的庄稼，不仅单产高，而且质量好，还对土壤无害，可持续。这种农耕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精耕细作，是一种“文道合一”的耕作方式。

今日之农业，尤其是化学农业与转基因农业，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还会使土地板结，其质量坏至影响人的正常发育，单产虽高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起初高，而后逐年降低，长时间看，根本不能与天人合一精耕细作的小农作业相提并论。原因何在呢？脱离了“天人合一”的大道理，文与道分离，凡事物脱离大道者，必不能久远，文道合一方可使事物持续至最久化。

古代之农业生产方式所遵循的老道理就是“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与仁孝为本”。

翦老在论述王莽改制时，也以“文道合一”为出发点。王莽改制成功处在于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贵族与商业资本勾结起来压迫日益贫困的农民。表现为：土地兼并日益严峻，贫困日益扩大；商业资本仍在不断扩大，权贵之腐败仍在变本加厉。为此王莽采取了收回被兼并的土地，并变为王田，再将王田分予无土地之农户，进行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打击豪高巨富之囤积居奇，操纵生活资料，推行六管之政。王莽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货，百姓所取平，印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意思就是要推行计划经济，将关乎百姓基本生活的物资与关乎国家战略发展的产业皆收归国有，严格限制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插手经营。还在五座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以平准物价，打击巨商大贾。可以说王莽改制之道，其理想是伟大的，其方案合乎中国文化之大道理。然而王莽改制一遇挫折，就不能坚定地一以贯之地执行，致使本来支持他的人民也反对他。正如孔子所说“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还有王莽的金融货币改革，更是朝令昔改，货币兑换率频繁变化，货币种类无限扩延，致使社会金融无秩序，进一步促使王莽改制不得民心，有“道”而不坚守，文件如雪片般下发。

王莽夺权

翦老在对于历史事件论述时，同样遵循“文与道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掌握史料，又能用中国的老道理来分析历史，给予公正的评价，从而引导当下社会能正确地前进。在翦老那个时代，中国的大道理，也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大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为此，翦老针对历史问题又专提出“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文道合一”思想在史学方面的应用。当然，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我们分析历史研究历史的主要理论，尤其是与中国文化大道理吻合的理论，将继续指引我们的理论。

翦老明确提出反对“以论代史”的观点。他在1962年2月14日刊发于《光明日报》的《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一文中写道：“这样提问题的人，动机是好的，他的意图，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反对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反对‘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错误思想，因此在当时是有过积极作用的，但不论怎样，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一种不正确的提法。因为这一种提法很容易令人误会研究历史要从理论出发，而不要从史实出发。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曾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以论代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

注重史料就是注重历史事实，注重从实际出发，用翦老“文道统一”的话来讲就是注重“文”，就是注重活生生的事物。孔子曾说：“欲载吾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这是孔子对于史料、对于“文”的态度。孔子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孔子对待历史与现实所必须坚持的，孔子作《春秋》就是遵循了道德标准而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价。所以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还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可见孔子对于历史、现实之评价永远站在合于道的立场上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合于道德的理想社会，正如孔子所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中国人的理想，也是毛泽东的理想，是类于社会主义的一种理想。文道统一，包含了史论统一的思想，其实再引申一下，与“体用一元”的思想是相通的，是“体用一元”的另一种说法。

“体用一元”也叫“体用相即”，汤用彤称之为“体用一如”“体用不二”，意思就是“本体”与“用”是不分的，是合而为一的。《老子》讲“弱者道之用”，孔子讲“礼之本”，又讲“礼之用”。《老子》之意是说万物之本体是“道”，所用则是“弱”。孔子的意思则是说仁是礼之本体，礼之具体条款是其用，然而孔子不主张将仁与礼的具体条款分割开，分割易走二极端，偏于此仁之本者，则使礼趋于虚无；偏于礼之具体条款者，则使礼丧失仁爱之精神，而成为害人损人之工具。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起源于农耕文化，完成于家文化。在长期的家庭农耕生产实践中，以直观的思维形成了“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仁孝为本、中庸无为”的价值理念，又将这些价值理念贯穿于中国文化之政治、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医疗方式、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使中国文化具有“体用一元”的特征，到后来又得出“事事无碍、物物一太极”的思想，从而恰当地解决了文化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古与今的关系问题。部分即整体，整体即部分，今即是古，古即是今，从而将部分与整体、古与今的分界全然打破，使时间与空间连成一体，得以会通。从部分事物就可得知全体事物，从全体事物也可得部分事物；从古可以知今，由今也可以知古。如果以此为论，中国文化亦即人类文化，古代之中国传统文化亦即当下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国人甚至全人类应遵循的基本文化。古与今在时空上不同，然而在精神上、特征上应该是一致的，是一而非二。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对真理的讨论研究，最终是对文化的选择。汤先生的意思是人类在不断地探索真理，进行学术研究，其最终仍然要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说是在中西印文化之间作出选择，向内求乎？向外求乎？内外兼求乎？或者言在自然之道与人为之科学之间，孰主孰次？或者言在个人本位、集体主义与家庭伦理之间，孰轻孰重？

汤用彤先生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下设立的国学院或各类关于国学的研究院、所、中心所设立的课程与研究方向，几乎局限于西方学科思维的框架下，注重分科思维，将体用一如、或文道统一的国学分离开，使“体”与“用”分割，使“文”与“道”为二。很多学者误以为国学就是指中国古代哲学，将价值观教育作为主要的内容，这样的结果使国学教育倾于心学，倾于道德，倾于玄学，而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艺术形式脱离开，亦即文道分离、道艺分裂，其最终会将孔子变为上帝，使孔子之学仅停留在形而上之领域，不能管理人间之政治、经济、法律等世俗领域，亦即不能使孔子之教化贯穿于日常生活当中。今日之基督宗教就是所谓的“上帝管天堂的，凯撒管世俗的”，致使上帝之博爱精神不能指导、限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类有利于资本贵族的规则，而仅成为一种在残酷现实下输得精光者的一种心灵逃避所、抚慰剂而已。

当下之国学教育有向此方向发展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文道统一、体用一元、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反而被遗忘，或者被口号化，被形而上化，“体”不能与生产方式，不能与制度，也不能与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相结合。两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文化软实力，而且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成”。意思正在于用中华传统文化之“体”，或者说以其根本之精神重新设计治理体系，将体用相互融合。

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希望国学的复兴能走一条“通经致用”、明体达用的故有之路。

中国文化其实从起源上讲，一开始就具有“天下性、道德性、可持续性、伦理化的社会主义性与时中性”。时者在变化，中者在一以贯之，或者言“体用不二”，体者一以贯之者，恒也，不变者；“用”者守道而权变者。

汤用彤先生在一百年前，就告诫后人，科学是无伦理道德的，是纵人欲望的，是躯壳的，一定要服从于自然之道，方可为人类服务。否则遗害无穷。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了极端科学主义已经走上了一条与自然与人类自性相冲突的道路，任其泛滥，人类终将毁灭。从汤用彤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中，不仅可以印证我们今天的一些判断，而且尤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先生坚持理想，坚持终极真理、不照顾现实的精神。今天很多学者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帜，随波逐流，被各种利益所绑架，致使学术成了为利益集团实现目标的工具，对此，我们应以两位先生为榜样，跨越时空，抵御诱惑，坚守“文道统一”“体用一元”，须臾不离道，“终食之间不违仁”，义利合一，素位行而顾大局。

值此翦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为人治学，缅怀他的实践精神，缅怀他的社会主义情怀。此时此际，我们似乎找寻到了一种伟大，一种不朽，这种伟大与不朽，不正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所崇尚的“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吗？本人后学以此文纪念翦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作者系四川文艺汤用彤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