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46年10月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4岁。
1948年初，我担任党支部委员，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美扶日”等学生运动，遭学校多次警告，最后被我父亲锁在家里，我在“我要革命”的思想指导下，锯断了锁链，并于6月底伺机翻过铁门从家里逃出。
不久，组织上决定让我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于9月初由交通员带经扬州，进入解放区。经两个多月的跋涉，11月6日终于抵达在合德的华中党校。经短暂学习后，年底被派任为蒋管区的地下交通员。
在1949年1月1日，我从益林乘船出发，经无锡转赴上海，接上关系，带一位同志返解放区。其时已是3月，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长江，从江阴行不通，转赴镇江。我们白天侦察地形，半夜偷渡，被国民党军舰炮击未中，天亮时到达苏北江边。当时国民党军队还控制了十余里的江边，他们公然收费，并由军官押解已收费的船只出境。我们于三月底返回高邮华中党校学习，于5月1日渡江赴丹阳继续学习。
当时华东局就驻在丹阳。为了准备解放上海，党中央和华东局早在解放济南后，就开始由王尧山（解放后曾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周林（解放初曾任市政府秘书长）等人负责，组织一支“南下干部纵队”（对外称青州纵队），成员由华东局干部和山东、苏北各解放区党委、地委、县委配备的党政军整套班子组成，加上1948年夏秋由上海撤退至苏北解放区的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共1000多人），最后纵队的总人数达到8000人左右。
根据已解放接管城市的经验，当时确定的接管方针是：按照系统，自上而下，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根据上海的实际，分别按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个系统来接管。在政务方面，除接管旧上海市政府和各局外，对二十个市区和郊区都分别成立接管委员会。当时人员的分配，是把从各解放区来的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统一组织起来，按系统编队接收。而且都是组织上让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工作，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体现了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当时组织我们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城市政策。通过学习，大家明确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的“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意味着我们的革命逐步由新民主主义道路转向社会主义道路。
学习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学习中央的各项城市政策，明确了进城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及团结谁、打击谁等问题，还有接管的具体政策。
学习的第三个内容是纪律问题，记得陈毅司令员在五月十日亲自向全体干部作了一个长报告，他强调这个问题是进入上海后，党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拥护的大问题。他还严厉批评了有的同志在丹阳不守纪律的问题，说我们要给上海人民一个好的“见面礼”。因此，后来我们都注意要打好绑腿，扣好军风扣，注意卫生。以及后来解放军进入上海，不进民宅，露宿街头，赢得广大人民的热烈称赞。
当时部分同志还开始熟悉地下党在解放前对国民党各单位的调查材料。总之，当时除了军事斗争外，还为解放上海做好了组织、思想、材料等方面的准备，保证了上海解放后的接管等工作。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开始进入市区，至5月27日全市解放。
我们是在5月26日从丹阳乘火车出发到南翔。地下党组织很多车辆把我们送入市区，我们在27日晨进入交通大学，住在新文治堂，当时这个礼堂还未建成，桌椅等都还未装，我们都睡在水泥的地上。
不久我被分配在青年团系统工作。当时我们都身穿解放军的黄色军装，胸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臂上佩戴着红色的“上海军管”臂章。
我们先到陕西路两处三青团的机关接收。我们向机关里的旧人员宣读了政策，清点了人员和财产、物资，登记造册。之后即分配到青年团的南一区工作队（后改为徐长区团工委，1950年6月，徐汇和长宁分区，我们分到长宁），住在余庆路34号汉奸任援道的一处别墅里。
队长是钱其琛同志，是地下党区委负责人，工作队员十余人，一部分是解放老区来的同志（包括我这种从上海进解放区的干部），一部分是地下党的同志。年龄是18岁到20多岁。
当时的工作，一是发动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党的中心工作中去。如6月5日，全市打击银元贩子，专门人员在证券大楼对银元贩子打击后，我们就发动广大团员、积极分子到学校、到街头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还有在7月6日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以后又参加了开国庆典以及二六轰炸后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等。
二是建立组织，发展团员。当时徐长区的大学有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中学有南洋模范中学、复旦中学、南洋中学等，以上这些学校都有地下党组织，我们把地下党组织公开，并开始建立青年团组织、发展团员。对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学校，我们通过发动群众，发展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建立团组织。1950年后，又到工厂等单位开始建团工作。
三是输送干部。当时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南下服务团（到福建等地）和西南服务团（到大西南），有几百人参加。还发动广大党员、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华东革命大学、党校、团校等，参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还有些单位需要几个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选拔条件，认真挑选，做好思想发动，到有关单位报到。当时我负责组织和秘书工作，通过各个渠道，输送了至少几百人参加革命工作。
我们工作热情高涨，不分昼夜，住的是机关里的集体宿舍（就在办公地点），吃的是从交大食堂里挑来的饭菜（那时自己不开伙），工作上相互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开始实行的是包干制，即一年供给两季衣服，每月十余元津贴，包括伙食费及少量零用金，买牙膏等生活用品，过的基本上是初级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活，但是其乐融融，至今仍是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