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佳晖：浅谈岳麓书院的德育教育
德育是培养人的品格的一种教育，我国古代十分重视人的品德教育。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他认为在人的培养中，道德品格的培养是最重要的。作为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书院教育，亦很重视对学生道德品格的培养。以岳麓书院为例，自宋朝创办至今，千百年来一直弦歌不绝，办学不辍，培养出大量经世治邦之才，真可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但不管是流传千古的理学大师，还是叱咤风云的中兴将相，这些岳麓学子们其德行都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人不教不成材”，这与岳麓书院历代以来对学生品德培养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下面从人材培养的目标、学规的设置、书院环境的选择与建设以及祭祀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来谈谈岳麓书院对学生道德品格的重视与培养。
一、从人材培养的目标来看：书院教育是与官学和私学并行的一种教育形式，而书院教育与官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官学是把培养统治阶级子弟入仕做官作为学校的唯一使命，而书院对培养人材的目标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从著名理学家张縂在主教岳麓书院时提出的人材模式构想可以看出书院的人材培养目标：
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1]
在此，张栻明确提出了办教育是为了什么的根本指导思想。两个反问句道出了书院办学的目的既不是培养做官的人，也不仅仅是培养有文辞修养的人，而是“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也就是说，张栻提出的人材模式乃是一种伦理道德型人材，德育方面的要求是人材培养的核心。
可以说，从张栻之后，岳麓书院始终以张栻这一人材模式当作培养目标，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首位。从以后一些山长对人材培养的理解，我们亦可看出书院对学生品德培养的重视。如清代著名山长罗典，他认为培养人材的标准，不能专门以文章的好坏来衡量，还要看其是否有坚定的德性。因此，他在教学中紧紧抓住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2]八个字。另外，罗典同时代的山长贺长龄也提出要培养“真人才、真人品、真经济”[3]的合格人材，而要培养“三真”人材，关键在德育，即要把品格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真才必从德出，则其才乃为有用”。[4]
二、从学规的设置来看：从岳麓书院历代对人材培养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出书院对品格道德培养的重视，而从这种培养目标出发而设置的学规，我们更能看出这一点。学规中最典型的是朱熹把他制定的白鹿学规揭示岳麓，以此规训学生的《朱子书院教条》，现录之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为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个学规首列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继述为学之序，以及修己治人之道，即怎样修身，怎样处事，怎样接物等，一一详为列出。概括来说，学规就是“讲义理，重笃行”。这个学规，影响岳麓书院长达千年，书院就是按照这个学规训练生徒的。
岳麓学规中较具代表性的还有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至今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
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
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
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
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
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
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
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该学规由两部分内容所构成，一部分是道德修养，另一部分是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前者讲的是德育，后者讲的是智育。而在这两者之中，王文清特别突出了德育。在前九条中，分别讲了孝、忠、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中国古时的主要道德规范。该学规把这两者融为一体，这既是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的教育，又要求学生以“孝”和“忠”等道德规范来塑造自己的品格，进行道德修养。
三、从书院环境的选择和建设来看：不仅人材培养的目标与学规的设置体现了岳麓书院对学生道德品格培养的重视，书院环境的选择与建设也体现了书院对学生品德的培养与熏陶，成为书院教育的第二课堂。
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人的品性与自然的关系。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5]老子在《道德经》里大谈“上善若水”、“上德若谷”，认为人可以通过审理自然而法自然，使自己获得自然无为的真实情感与品质。宋明以来的理学家尤讲求心性修养，所谓“士子足不出户庭，而山高水清，举目与会，含纳万象，游心千仞，灵淑之气，必有所钟”。[6]岳麓书院座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下。这里依山傍水，后托青枫峡、爱晚亭，茂林修竹，葱笼滴翠；书院前有大路直达湘江边，天马、凤凰两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静静的湘江从门前流淌北去。岳麓书院建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安静清幽的风景胜地，不仅有利于学生静心读书，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陶冶性情，进行人格修养。
书院不仅重视环境的选择，尤重风景的建设。岳麓书院在历代山长所住的百泉轩之外，开辟了一片园林。它以池水为中心，周围布置小山桥亭，楼阁台榭，掩映于林荫水影之中。水池为岳麓山百泉汇聚之所，可谓自然天成，“百泉轩”也因此而得名。张栻曾有诗云：“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水声书声的共鸣，正体现了自然韵律与心灵和谐的统一。除此之外，清代罗典山长还创辟了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柳堤烟晓、桃坞烟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等“书院八景”，“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7]蒋鸿在《花墩坐月》一诗中写的“良夜花阴静，庭空皎月浮。境悬心明朗，人定意悠悠”[8]正体现了这种美好景物对人的性情的陶冶。
书院除了重视风景环境的建设外，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创造一种“如入芜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潜移默化境界。如碑刻中现嵌存于讲堂的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碑，山长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碑，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岳麓书院的院风和道德传统。“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碑，则明确表示了立碑的目的。又如山长旷敏本立、刘之华镌刻的“六有箴”碑，即“言有教，动有法，书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一碑，则对学生的行为规范作了规定。同样由旷敏本撰，现悬于书院讲堂的门联，也反映出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除此之外，现悬挂在书院讲堂大厅由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匾额以及嵌存于讲堂的“王九溪学箴九首”碑等等，都镌刻在生徒们活动频繁的场所，时刻都在敦促生徒们加强品德修养。
四、从祭祀的作用来看：书院建祠堂行祭祀礼，这既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又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一种重要措施。岳麓书院在祭奠孔子的文庙之外，还建了一片专祠，包括濂溪祠、四箴亭、六君子堂、崇道祠、船山祠、山长祠等等。通过祭祀活动，祭奠“先圣”、“先师”、“先贤”等，在学生心目中树立模范人物的形象，以培养学生知礼义、明廉耻的思想品质。如濂溪祠祭祀周敦颐，四箴亭祭祀程颢、程颐，崇道祠祭祀朱熹、张栻。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二程为理学的奠基人，朱熹、张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于岳麓书院而言，张栻开创了湖湘学派基地，奠定了办学宗旨；朱熹则首订学规，手书院训。列专祠祭祀这些理学大师们，欲使之“兴起其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9]。又如山长祠祭祀罗典、欧阳厚均，罗典、欧阳厚均都是岳麓书院著名的山长，罗典一连五任，主院27年，修了书院八景以及诸多亭祠堂舍；欧阳厚均掌教书院共27年，弟子著录者三千余人，是继前任山长罗典之后的“著有成效”的山长之一。通过祭祀他们，使生徒们记住兴办书院之不易，教育他们珍惜学习机会，掌握“传道济民”的本领。船山祠则供祀岳麓生徒王夫之，王夫之是著名的思想家，其民族气节和学术成就，是高尚和卓越的。将他树为榜样，使诸生见贤思齐，更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总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品格的培养。紧紧围绕着人材培养的目标，无论是学规的设置还是环境的选择和建设，抑或是其祭祀，都体现了书院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和熏陶，真正达到了“传道济民”的目的。
注释：
[1]宋·张栻《南轩文集·岳麓书院记》。
[2]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69页。
[3]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69页。
[4]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69页。
[5]《论语·雍也》。
[6]《巴陵金鹗书院记》，转引自丁钢等《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99页。
[7]杨慎初，《论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国书院》第二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岳麓书院通讯》，1982年第一期，37页。
[9]杨慎初，《岳麓书院建筑文化特点》，《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