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卞之琳（1910-2000）先生25岁就写出《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在新诗史上大有“孤篇压倒全唐”的气势。而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十余年的情事，亦成现代文坛的一段心史。

一

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爱上他班里的一个女学生，可是一个人内心狂热痴想，很少化为切实的言行，偶有笨拙的表示，自以为深意存焉，对方却极可能浑然不觉，结果，自然是没有什么结果。

一代名家的这一段苦恋心迹，不能不令人感慨良多。

夏济安那时来往较多的年轻同事有卞之琳、钱学熙等，而卞之琳的恋爱苦恼之深犹甚于他，所以他有时候会把自己跟卞之琳比，以苦比苦，似乎苦还可以忍受，恋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独于己如此，这也勉强算是个安慰。

1946年1月12日记：钱学熙“批评卞之琳爱情失败后，想随随便便结个婚，认为这是放弃理想，贪求温暖，大大要不得”。

夏济安在日记里替卞之琳——其实是为自己——辩解道：“可是像卞之琳这样有天分有教养的人，尚且会放弃理想，足见追求理想之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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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卞之琳

二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

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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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充和

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卞之琳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

“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

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 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

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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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中）、青林（右）在1981年

三

据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讲，“四妹喜欢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闭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

张充和喜欢男装，这一点像三姐张兆和。她特别擅长书法和昆曲，后来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传授此道。

张充和还记得一件趣事，说是沈从文为追求三姐，1933年寒假第二次到苏州，晚饭后张家姐弟围着炭火听他讲故事。沈从文有时手舞足蹈，刹不住车。“可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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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左）与大姐元和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与沈从文、张兆和一家集聚昆明，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 

1947年张充和又和三姐一家相聚北平，第二年来自美国的一个年轻人认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并和沈家的两个男孩交上了朋友，说是有益于学习汉语。沈从文很快就发现，这个常常来家里的年轻人对张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便不再同他多谈话，一来就叫张充和，让两个人单独一起。连孩子们都看出了苗头。

1948年11月19日，这个叫傅汉思（Hans H. Frankel）的美国人和张充和举行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婚礼，一个月后离开北平同往美国，从此行影相随，幸福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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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左）与傅汉思

四 

卞之琳是个极度认真的人，他的“我”似乎始终处于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我”的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更为严格的注视、牵制、监控和反省的状态之下，这样一种构成使他性格和气质中的一些因素显得特别突出，譬如沉潜、内向、多思、矜持、顾虑重重、犹疑不决等等，这促成了他的写诗活动对于他要表达的情与事，是一种有“距离的组织”，另一层次上，也使他对自己的诗歌写作的叙述，能够保持比一般的作家自述更多一些的理性、“客观”和审思，也成为一种有“距离的组织”。

基于这一角度考虑，卞之琳的自述长文《〈雕虫纪历〉自序》就有理由被看作是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的、可信度很高的“交代”。

他说，“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

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倾向和做法，并不仅仅是性格和气质因素使然，出于诗学和诗艺上的讨论，我们自然会注意到他所选择并受其影响的古、欧诗歌传统和潮流，而对一个有自觉追求并逐渐产生相应的文学能力的诗人来说，为了消化影响、脱出影响，则努力变“古化”和“欧化”为“化石”、“化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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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卞之琳

五 

一般说来，写诗是一回事，在生活中表达感情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把诗与生活混合为一，用诗来表达感情呢?

卞之琳诗思、诗风的复杂化，特别见于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写诗的最高成就，多能以细密繁复的组织、趋向延伸的内蕴，传达现代人精微、敏锐、复杂的经验、思想和感受。

这些诗耐读的品性，其中一个原因与卞之琳规避直接表达有关。他的写诗，也像他诗里常常写到的人、事、物的变迁一样，起作用的是淘洗、沉淀，倘若以诗解诗，不妨留意这样的诗句：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无题》)；

“‘水哉，水哉!’沉思人叹息/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水成岩》)；

他仿佛相信时间的力量，而“时间磨透于忍耐”；他总倾向于认为“回顾”时还挂着的“宿泪”（比即时的热泪）更有表现力（《白螺壳》）。

这样一来，他在诗中表达的感情，就显得特别曲折。譬如想象《无题四》里出现的这样的日常情景：看见所爱的人胸前的饰品，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大概是普通的、自然的、直接的反应；可是到了卞之琳的诗里，那个人因此要研究物质文化交流史。从生活的立场而不是从诗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弯就转得太大了，甚至令人不明白所以然。前面再加上两句起兴似的铺陈，真是煞费苦心——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不过要是读明白了其中的用心良苦，恐怕十有八九的情形是无言以对。更无言以对的是这样的“色空觉悟”：因为世界容纳了恋人的款步，所以它是空的。这是《无题五》——

我在散步中感谢，

襟眼是有用的，

因为是空的，

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世界是空的， 

因为是有用的， 

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

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特别的习惯、意识和诗艺的琢磨，怎么会写出《鱼化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根据《鱼化石后记》的解释，诗的第一行化用了保尔·艾吕亚（P.Eluard）的两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并与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蕴含的情景，从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纹溶溶，花纹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浴》；第三行“镜子”的意象，仿佛与马拉美《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互相投射，马拉美描述说，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镀过金的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而最后，鱼化成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也是“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可是诗人又问：“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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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