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部长第一人—醇亲王小传

中国近代海军部长第一人—醇亲王小传 顾伟欣 醇亲王奕譞 爱新觉罗·奕譞,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四

中国近代海军部长第一人—醇亲王小传

顾伟欣

醇亲王奕譞

爱新觉罗·奕譞,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四哥奕詝是清代出名的“苦命天子”清文宗咸丰皇帝,六哥是晚清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赫赫有名的“鬼子六”恭亲王奕訢,两位四嫂是大名鼎鼎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次子载湉是在清穆宗同治皇帝载淳驾崩后被抱入宫中承继大统的清德宗光绪皇帝,第五子载沣为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大清王朝最后的摄政王,第六子载洵和第七子载涛在清末政坛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实权地位。拥有这么多的重量级亲人,奕譞不想在历史上留名也难。

作为近支皇族,奕譞的荣宠不可谓不高:四哥咸丰皇帝即位后,对六弟奕訢既用又防,但对七弟奕譞却十分够意思,封其为醇郡王,准在内廷行走;他的大侄子同治皇帝即位尤其是亲政后,对这位七叔也是敬重有加,下旨免去了设宴招见时的叩拜、奏事可以不书姓名,又先后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等职务;同治三年,奕譞被加封亲王衔,虽仍是郡王但享受亲王待遇;同治四年,小皇帝开蒙、入弘德殿读书,两位四嫂—两宫太后又任命其为弘德殿行走,稽查皇帝的课程;同治十一年,行将亲政的同治皇帝加封七叔为醇亲王。

纵使拥有如此深厚的家族背景,但若没有鸦片战争带来“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奕譞也不过作为一个亲王在锦衣玉食和吟诗作对的状态下碌碌无为。但是历史机缘巧合,偏偏让奕譞的人生远比他的大多数同辈宗亲更加丰富多彩。

走向前台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肃顺、端华等八位顾命大臣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譞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国的这个“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醇亲王早期比较保守、排外,他对恭亲王倡导“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

恭亲王奕訢

不过到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由于清军在越南经历了北宁惨败,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处被慈禧太后通过突然发动的“甲申易枢”政变而连根拔起,由礼亲王世铎领衔的军机处班子地位不稳,慈禧太后特命礼亲王“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因此,醇亲王虽然因为避嫌(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而没能位列军机,但此时已俨然成了军机处的真正幕后掌控者。

之前以高调“愤青”面貌出现的醇亲王,此时一旦主政,便180度大回转,不仅完全继承了他此前批判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恭亲王十分倚重的洋务重臣李鸿章同样得到了醇亲王的器重,在醇亲王的强力支持下,清廷批准了旨在结束中法敌对状态的《中法新约》。曾经痛批过六哥“投降路线”的醇亲王竟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对外和戎之举,实在令人跌破眼镜。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掀起了一轮海防建设的新高潮。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治水师”的举措不仅包括向英德两国购买新式军舰,同时更大的手笔也已经酝酿已久、呼之欲出。

总理海军事务

自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领略到了蒸汽军舰的好处后,清政府通过对外购买,以及通过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两大造船厂的自建获得了一批蒸汽军舰,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装备数量,但归根结底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沿海虽组建有若干水师,但并没有建成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舰队,全国也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来统领分散在沿海各港口的水师力量。

醇亲王和帮办海军大臣善庆、会办海军大臣李鸿章

1874年末,李鸿章曾上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清廷开始较以往重视海军建设,开始北洋海军的初创,但重视程度显然不够,所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由于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作是自己的私产,更难调遣。例如,福建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福建水师的节制权,可当1879年5月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奏请将南洋各省兵轮每两月调至吴淞口会操一次,以便彼此协调,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更好地互相支援作战时,时任福州将军庆春、闽浙总督何璟竟以种种理由推托。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陈旧的观念,朝野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建立一个中国传统“六部”(吏、户、工、礼、刑、兵)所没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机构,可笑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洋人根本就不算人,而只是通了点人气的“鬼类”而已(湖南名士王闿运语)。任何学习西方的举措意味着会被社会舆论扣上“以夷变夏”的大帽子,约略相当于今天可能会被指为“西化”的罪过。

中法战争后,清王朝鉴于现有水师力量分散,战时难以形成统一指挥而导致海战失利的教训(中法战争中南洋水师虽然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派出了5艘巡洋舰南下支援被法舰围困的台湾地区,但由于朝廷并不能直接指挥援台舰队,使得援台舰队在离开吴淞口后就畏首畏尾、观望徘徊,致使援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慈禧太后、醇亲王以及海军建设的最大倡导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创建海军、组建海军中枢机构问题上很快取得共识。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慈禧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根据这道任命,醇亲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诿、观望之态,仅用12天即筹划完毕,于九月十七日上奏请求批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心有灵犀的慈禧太后当天就下懿旨允准。其速度之快,在清代历史上颇属罕见,堪称神速。从此,由中央政府直接运筹中国海防力量的新格局就此形成。

1886年5月14日,奕譞以总理海军大臣的名义,在李鸿章的陪同下登上了轮船招商局“海晏”号客轮,由天津出发巡阅旅顺、威海等地,并检阅了业已回国成军的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镇远”,眼看海军建设初具规模,醇亲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次检阅成了醇亲王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怀抱载洵、牵着载沣的醇亲王

当然,慈禧太后的懿旨还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政治目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被赋予的权责相当广泛,除了海军舰队以及沿海防御炮台外,新兴的电报、煤矿、钢铁、造船、西式书局、新式学堂,但凡能和海军沾点边的领域全都归到了海军衙门的权责之内,而这些事务原本都是总理衙门的分内之事。联想到恭亲王虽然因为“甲申易枢”而下台,但是总理衙门毕竟是他经营已久的“自留地”,恭亲王的影响在总理衙门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的。因此,精于权谋的慈禧太后通过对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及醇亲王奕譞本人的大力支持,成功地达到了分化原属总理衙门权责范围内的事务,从而削弱总理衙门的目的。但不管怎么样,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建立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积极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醇亲王奕譞本人而言,虽然在才识上尤其是海军建设上认识有限,但是考虑到儿子光绪帝的未来和大清王朝巩固的需要,醇亲王还是将创建海军、加强海防作为尽忠报国的毕生事业,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倾注其中。受命之后,奕譞敢于放下亲王的架子,对于并不熟悉的海军事务能够虚心向洋务派(主要是李鸿章)请教,并以其特殊地位争取慈禧太后的同情与支持,为推进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近代化事业创造了有利环境。也正因为如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取代了总理衙门成为指导后期洋务运动的中心权力机关。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能于1888年成军,并取得国家经制海军的地位,作为北洋海军坚定支持者之一的醇亲王和他主持的海军事务衙门功不可没。

荣耀中的无奈

荣耀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悲哀。虽然奕譞为人处处低调,小心谨慎,但是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当今天子的生父,这自然成了某些好事之徒攻讦的绝好靶标。六哥奕訢大起大落的遭遇也使他终日惶恐,生怕哪一天也像恭亲王那样被一脚踢下政坛,对慈禧太后也是谨小慎微、无敢僭越。

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在即,大婚意味着皇帝已经成年应该亲政了,按照祖制—当年因皇帝年幼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须归政皇帝。对此慈禧太后并无异议,只是提出要有个养老的去处(紫禁城冬冷夏热,实在不是什么适合居住的地方),几经商议,最终在翁同龢等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决定将乾隆年间兴建、后荒废已久的清漪园加以修缮,充作慈禧太后的养老之所。为了让儿子能尽早亲政,奕譞主动承揽下了清漪园修缮工程的资金筹措差事,不仅从海军衙门的经费中时常拆借银子给具体承办园子修缮工程的内务府(前后拆借出数百万两,但这些钱内务府在短期内都还清了),还以海军事务衙门的名义出面向各省督抚摊派“海防捐”,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积极协调奔走下总共募得白银260万两,全部存入银行生息,以利息贴补清漪园工程(本金经慈禧太后允准,预备在她六十大寿过后充作北洋海军购舰购炮的经费)。因此,1889年后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清漪园工程的“造办处”和“提款机”,这也成了奕譞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所谓“污点”。

两代醇亲王—奕譞、载沣父子

但是平心而论,在晚清年间,奕譞的所作所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慈禧太后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在朝中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笔者认为将“中国近代海军之母”的称号授予慈禧太后亦不为过),她的懿旨是不能轻易忤逆的,毕竟万一失去了她的支持,原本就不容于主流社会、举步维艰的海军建设必将受到重挫。同时,慈禧太后早一天入住修缮完毕的清漪园,儿子光绪皇帝就将早一天“扶正”,成为大清国真正的统治者。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亲不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所以即便醇亲王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某种私心,若用一个词概括他的动机的话,那就是“父爱”。

遗憾的休止符

终日生活在操劳、忧虑和小心翼翼之下,醇亲王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生命最终停止在了1891年1月1日。在弥留之际,奕譞见到了前来探视的光绪皇帝,并告诫儿子不要忘记海军。

他留给承袭醇亲王爵位的第五子载沣一段遗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听闻醇亲王去世,北洋海军各舰以西式海军礼节降半旗10日,以此表达对这位曾给予他们莫大支持的亲王的哀悼之情。而自此之后,由于另一重要支持者慈禧太后的归政,光绪皇帝被敌视北洋的“帝党”所左右,北洋海军逐渐被中枢所漠视,直到甲午之败的突然降临—随着北洋海军在刘公岛灰飞烟灭,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旋即也被裁撤。一代中兴之臣筹建近代海军的努力最终失败,成为过往云烟,留下的除了唏嘘慨叹外还有什么呢?

满族文化网编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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