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城纪》是由徐啸力导演，斯琴高娃、褚栓忠、郝星棋、李畅、高军、韩三明等主演的电影。

故事讲述了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动“启民智、展教育、倡有序”的“新生活文化运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作为其要旨被令全国推广。在山西渠县，有一个偏远的村庄—李庄，李庄保长在去县府筹措救济粮的时候，嫁给县长傻儿子的女儿告诉他，如果响应政府号召，建一个“礼义廉耻堂”，不但能有救济粮，还能得到一大笔补偿款。由于方言里的平仄混淆，目不识丁的保长错误的将“礼义廉耻堂”理解成了为村里的寡妇李忆莲建个“李忆莲祠堂”。

作为事件主角的李忆莲对这事毫不知情，她忙着应付贫穷生活里的各种琐事。寡妇门村里的女人擅长把这个作为嚼舌根的绝好题材，男人们则习惯将俏寡妇当做满足躁动意淫的最佳对象。虽然命运多舛，但李忆莲仍然保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和村里的猎户林硭久生情愫，离正式婚嫁的只差最后一步。

在由建祠堂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吸引而形成的集体意志面前，李忆莲和林硭之间的爱情注定不可能完美收场。李忆莲将和圣洁的神明一样被供奉，神明当然应该是贞洁烈女，怎么可能嫁给一个猎户。到这里，李忆莲的身份完成了超级大转换，在村民眼中，她从“荡妇”变成了“圣女”，这种转变跟当事者的主观意志毫无关系，仅仅是村民们按需选择的产物。

在祠堂建起来之前，李忆莲被看管了起来，她依然在抵抗，想要寻找机会挣脱牢笼去寻找林硭。此时的林硭在奋力守护他的土地，因为风水先生敲定他家坐落的地方正是兴建祠堂的上好地块，母亲李满真则背上行囊前往南京告御状，只是这注定是一段无法成功的行程，李满真未走出山西地界，便客死他乡。

李忆莲抓住一次机会逃了出来并再次和林硭相会，这彻底激怒了保长和族长这两个在李庄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意见领袖。

林硭被关押起来，而李忆莲则成为集体无意识罪恶下的牺牲品，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把一个人活活烧死是一种怎样恶行，他们在冲天的火光里纵歌，在飞舞的灰烬中狂欢。他们因何狂欢？这一段戏对无知愚昧者的讽刺，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一样强烈。

灰烬中的灵魂还未散尽余温，阻碍兴建“李忆莲祠堂”的人为障碍已经全部扫清，在变卖了宗祠里供奉的金锭之后，保长与族长也凑够了经费，于是风风火火的建设开始了，于是县府里的陶管家带着摄影师下来做戏了，于是说好的三十万补偿款在李庄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县府衙门的官爷口袋里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在意那个被烧死的寡妇是多么无辜，尽管李保长已经发现了“李忆莲祠堂”不是“礼义廉耻堂”。

虽然村民愚昧，被保长和族长忽悠着走，俩人一唱一和，一武一文，道貌岸然，嘴上念叨祖宗实则各为名利，丑态百出得撑起了整个戏的架子。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二人费劲心机还是被县长的陶大管家愚弄了，最后竹篮打水，更显示了荒诞。而陶大管家作为新学代表，嘴上讲着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要移风易俗教人识字，还带洋摄影师来照相，但骨子里还是那种以上凌下、权谋之术的一套。新学旧学都没有改变这片荒凉之地。

《荒城纪》这部电影，在当下的电影市场里别具匠心。它将背景设定在民国，却不像许多电影那样描述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而是无情地展现了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的愚昧无知。整个故事就是因为某偏远小山村保长将“礼义廉耻堂”听成了“李忆莲祠堂”，为一个原本想要私定终身的寡妇建了个贞洁祠堂，由此引发的悲剧。《荒城纪》的“荒”，不只是饥荒，更是荒唐、荒诞。

影片中，因为所谓的宗族思想和祭祀文化，族长、保长和村民们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外姓村民李忆莲任意宰割，先将她神化，为她建祠堂，再因为她“大逆不道”对不起祖宗和神灵而残忍地烧死她，因为“祠堂本来就不需要活人”。这成了村民集体杀人的正当理由，而丝毫没有内疚感和罪恶感。

影片荒诞讽刺的腔调中透着浓浓的悲哀。为了李氏全族人利益，林硭被拘禁、林家旧窑洞被炸毁、李忆莲被火刑。如此残忍私刑，竟在李家村村民们盛大如祭祖仪式一般完成。李家村村民们表现出的激奋，让人唏嘘人心的麻木，民智的愚昧。

《荒城纪》所展现的封闭环境下人性不受规约地释放很像《杀生》的叙事方式，甚至结构也很像，一帮人在看似合理的规矩之下，合谋杀死了对抗规矩的人，又或者说被杀的人阻挡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如果要保证利益的获得，就必须清除掉阻碍的任何人或物，而这一点才是他们杀人合理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又很像《驴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