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国学 弘扬朱子 不忘初心 一路相随
摘 要：
南宋初1130年代的学界是一个“天才成群而来”的年代, 出生于该年代的朱熹、吕祖谦以及薛季宣、陈傅良都主动与张栻会面或书信往来, 逐渐形成以张栻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 而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则并称“东南三贤”。三先生之核心人物当为张栻, 而写作、提问最多则是朱熹, 随着张、吕的去世, 共同体自然解体, 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 而他的议论则使得后人对湘学、浙学的认识也会发生误差, 故梳理他们之间的交游与论学, 还原历史的真实, 也是极有必要的。
作者简介： 张天杰, 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明清思想史、浙学。
王汎森先生在研究傅斯年与陈寅恪的时候, 曾经提及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他认为1890年这一代的学者恰好印证了这句话 1 。王汎森先生后来还说:“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 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 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一种学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 而是有‘纵’有‘横’, 有‘传习’而得, 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 2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还有许多年代也同样可以用来印证这句话, 比如南宋初年的1130年代, 就出现了以张栻 (1133—1180, 字敬夫, 又作钦夫, 号南轩, 四川绵竹人) 为中心的一大群思想大家, 其中与张栻一起被称为“东南三贤”的还有朱熹 (1130—1200, 字元晦, 号晦庵, 出生地福建尤溪, 祖籍徽州婺源) 、吕祖谦 (1137—1181, 字伯恭, 婺州人, 此外还有另两位浙东学者薛季宣 (1134—1173, 字士龙, 号艮斋, 永嘉人) 与陈傅良 (1137—1203, 字君举, 号止斋, 浙江瑞安人) 。他们都曾紧密地与张栻共同交流、对话, 他们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学术关联, 也有着相互“传习”的交游活动, 还有与四面八方学者“吉光片羽”的思想碰撞, 从而共同营造了南宋理学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辉煌时代, 直到张栻去世之后方才开始逐渐冷落起来, 最终则是朱熹以及闽学的集大成以至于定一尊, 开启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新时代 3 。
一、张栻与湖湘之学
张栻的父亲张浚 (1097—1164) 为抗金名将, 同时也是南宋初期著名的宰相, 由他所传承的以蜀学为主的家学对张栻的影响不可忽视。张浚曾师从谯定 (1023—?) 和苏元老 (1078—1124) , 这两位学者因为当时蜀学的影响, 带有较重的佛禅气息, 因此张浚之学也有“惑于禅宗”之讥, 但是影响张栻最深的应当还是忠孝精神, 张浚在临终之际曾对张栻说:“吾尝相国, 不能恢复中原, 尽雪祖宗之耻。即死, 不当归葬我先人墓左, 葬我衡山下足矣!” 4 《宋史·张栻传》说:“自幼学, 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 5 朱熹在《神道碑》中也说:“生有异质, 颖悟夙成, 忠献公爱之, 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 莫非忠孝仁义之实。” 6 当然朱熹还说;“自其幼壮, 不出家庭, 而固已得夫忠孝之传, 既又讲于五峰之门, 以会其归, 则其所以默契于心者, 人有所不得而知也。” 7 也就是说, 朱熹最为肯定的就是张栻通过张浚而得“忠孝之传”, 而使得张栻真正接续纯正的儒家学脉, 则还是因为胡宏 (1102—1161) 的教诲。
绍兴三十一年春, 张浚任职湖南路, 张栻随父重回长沙。是年张栻遵父命从学胡宏, 张栻正式前往碧泉书院拜师胡宏, 在此之前他曾有书信问学。张栻说:“仆自惟念, 妄意于斯道有年矣, 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 见其话言而心服之, 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 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 8 然而, 胡宏收下张栻为弟子, 其间, 也经历了一番周折。据传张栻前往衡山拜见胡宏, 起初胡宏以“渠家好佛”而拒见, 经曾问学于胡宏的孙正儒的转述, 张栻才明白其中究竟, 于是“涕泣求见, 遂得湖湘之传” 9 。胡宏不愿收他, 还是因为张栻从张浚所传之蜀学, 几近于“好佛”。关于此事, 魏了翁 (1178—1237) 在《跋南轩与李季允帖》之中也有记载:“南轩先生受学五峰, 久而后得见, 犹未与之言。泣涕而请, 仅令思‘忠清未得为仁’之理。盖往返数四, 而后与之。前辈所以成就后学, 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说者, 发于愤悱之余, 知则真知, 行则笃行, 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谓无急于成, 乃先生以其所以教于人者教人。” 10 胡宏为了成就张栻, 不轻易传授, 不急于求成, 方才造就真知、笃行的人才。
张栻正式问学于碧泉书院之后, 胡宏也对他十分器重, 曾在与孙正孺的书信中提及:“敬夫特访陋居, 一见直如故交, 言气契合, 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 日进不息, 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 有人继起, 幸甚!幸甚!” 11 胡宏后来则对另一弟子说:“道学衰微, 风教大颓, 吾徒当以死自担。” 12 也就是说, 他希望自己的弟子们继他之后, 能够承担其道学的大任, 继续成为领军人物, 此后果然领军的则是张栻。后来的朱熹则认为张栻“独得”胡宏之学:“敬夫说本胡氏。胡氏之说, 惟敬夫独得之, 其余门人皆不晓, 但云当守师之说。” 13 朱熹还在《神道碑》中说:“先生一见, 知其大器, 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 14 黄宗羲说:“南轩受教于五峰之日浅, 然自一闻五峰之说, 即默体实践, 孜孜勿释。又其天资明敏, 其所见解, 初不历阶级而得之。五峰之门, 得南轩而有耀。” 15 张栻以其天资与实践的结合, “勇猛精进”与“渐渍熏陶”的结合, 最终做到了胡宏的嘱托, 并将此事看作终身事, 且承先又启后:
此事是终身事, 天地日月长久, 断之以勇猛精进, 持之以渐渍熏陶, 升高自下, 陟遐自迩, 故能有常而日新, 日新而有常, 从容规矩, 可以赞化育、参天地而不过也。 16
张栻曾将胡宏之言在与他自己弟子的书信中也有提及, 并说:“诚至言哉!” 17 可见其极其看重视, 似可视为湖湘学派的“传灯”之言。
后来的张栻主教于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 将胡氏父子所传之湖湘学发扬光大。岳麓、城南二书院成为理学的重镇, 湖湘一带的学子云集于此, 湖湘学派在此期间也达到一个高峰。而张栻之学得以纯正而精深, 主要是因为其得到了胡宏的指教, 更重要的则还是他能在胡宏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开拓, 而不是一味“守师之说”。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期间, 编辑并刊行了胡宏的《知言》与《五峰集》等著述, 同时他又对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理学家的学术有精深的钻研, 曾著有《太极图说解》《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书诠释先儒之学术。因此, 黄宗羲说:“南轩之学, 得之五峰, 论其所造, 大要比五峰更纯粹, 盖由其见处高, 践履又实也。……五峰之门, 得南轩而有耀。” 18 黄宗羲认为张栻承继于胡宏之后, 其理学造诣更为纯粹, 见地高而践履实, 可见他在湖湘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张栻与朱熹
张栻与朱熹二人之间的交游与论学, 可谓南宋学术史上一件重大盛事。
张栻去世之后, 朱熹还曾称赞张栻为“道学之懿, 为世醇儒” 19 , 他还亲自撰写过两篇祭文, 其中都说到了张栻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在第一篇祭文中说:
我昔求道, 未获其友, 蔽莫予开, 吝莫予剖。益自从公, 而观于大业之规模, 察彼群言之纷纠, 于是相与切磋以究之, 而又相厉以死守也。 20
朱熹在结识张栻之前, 曾转益多师, 学术规模初具, 然自李侗去世之后, 少了学术上可以真正启益的师友。所以与张栻的切磋, 无论“穷究”与“死守”, 都使得双方更为深入地体察了“大业之规模”, 学术得到了精进。朱熹在后一祭文中, 将二人论学之意义说得更为具体:
自孔孟之云远, 圣学绝而莫继, 得周翁与程子, 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缀响, 今未及乎百岁, 士各私其所闻, 已不胜其乖异。嗟惟我之与兄, 吻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 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 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 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 而终悟养偏;亦有早所同挤, 而晚得其味。益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 末乃同归而一致。 21
二人有着共同的学术志向, 同为承继孔孟之圣学而努力, 在交游的几十年之中, 相与切磋却从不含糊。面讲与书传, 是非对错之间“缴纷往反”而又趋于“同归而一致”, 其间, 学术都得到了提升。
先来回顾一下二人交游之始末。张栻与朱熹的初次相识是在宋孝宗隆兴元年 (1163) , 当时张栻31岁, 朱熹34岁。关于此事, 朱熹曾说:“上初召魏公, 先召南轩来, 某亦赴召, 赴行在, 语南轩云……” 22 孝宗召见时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张栻之父张浚, 之前先召见张栻, 朱熹当时也在临安等着召见。张栻与朱熹初次相见, 讨论的问题则是关于汤思退为相以及其他时政, 朱熹也曾向张浚进献分兵进取中原之计。从朱熹相关回忆来看二人已经交往较多。
到了隆兴二年, 汤思退密谋陷张浚, 而后罢张浚为少师、保信节度使、判福州。同年五月, 因张浚之请而降醴泉观使。张浚行至江西余干一带, 得病, 于八月二十八日逝世, 终年六十八岁。张栻兄弟遵照张浚之遗言, 运送其父灵柩回湖南衡山下葬。九月二十日, 朱熹专程赶到豫章, 亲自到灵船上悼念张浚, 并跟随护送到丰城。朱熹与张栻在船上共处三日, 此次是二人较为深入地讨论学术的开始。朱熹曾说:“自豫章送之丰城, 舟中与钦夫得三日款, 其名质甚敏, 学问甚正, 若充养不置, 何可量也!” 23 可见朱熹对张栻的评价非常之高, 不过在此信中也提及张栻等人“未以外学为不然”。
朱张二人最为重要的学术交往自然还是乾道三年 (1167) 的岳麓会讲。在会讲之前, 二人书信论学不断, 朱熹对于从张栻那里听闻的湖湘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乾道三年八月, 朱熹偕同范念德 (伯崇) 、林用中 (择之) 等人, 行程二千里赶赴湖南长沙。朱熹一行于九月八日抵达长沙, 二人会讲于岳麓书院。到了十一月六日, 朱熹、林择之与张栻前往南岳衡山, 十日登山, 十五日胡广仲、范伯崇来会同游, 二十三日至株州, 二十四日朱熹与张栻作别。此次朱熹与张栻共处两个多月, 游山玩水, 赋诗作文, 讲学论学, 颇为愉快。朱熹将他们唱和的诗编为《南岳唱酬集》, 张栻为之作序。朱熹与张栻还为当时在长沙为官的张孝祥 (1132—1169) 的敬简堂分别作有《敬简堂分韵得月字》《敬简堂记》。朱熹还作有《南岳游山后记》《东归乱稿》等等。而关于此次聚会的最好记录, 当是朱熹的这一首诗: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24
此次聚会, 也使得二人的情谊更加深厚了。张栻作有《诗送元晦尊兄》, 其中说:
君侯起南服, 豪气盖九州。……不远关山阻, 为我再月留。遗经得绌绎, 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 眼底无全牛。 25
朱熹答诗说:
我行二千里, 访子南山阴。……泥行复几程, 今夕宿槠州。明当分背去, 惆帐不得留。诵君赠我诗, 三叹增绸缪。厚意不敢忘, 为君商声讴。 26
朱熹与张栻在长沙的两月, 所讨论的内容为何?学界历来有所争议。据《岳麓志》记载:“乾道丁亥, 如长沙访张南轩, 讲学城南、岳麓, 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 务收敛凝定,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 27 李方子《紫阳年谱》与李默、洪嘉植的《朱熹年谱》都说“往复而深契者, 太极之旨也”, 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则对此有批驳。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认为:“朱子赴南岳前, 于延平遗教仍未能坚定信守, 而湖南一派持论则正与延平相反, 故特往求教于南轩。……故其晤南轩, 首所讨论者, 厥为此已发未发一问题。” 28 束景南先生则提出“朱、张长沙之会乃是一次全面学问讲论, 非只讨论中和说也”, 束先生根据朱、张二人文集稽考, 指出讨论的主题有:主敬、“仁”说、《中庸》学、撰写《张浚行状》, 以及各自对经学、史学著作等相关讨论 29 。
应该说二人讨论的问题很多, 毕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则还是关于“中和”, 也就是关于《中庸》的讨论, 这也是因为湖湘学派于此颇有成就。《朱子年谱》中说:“是时范念德侍行, 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 三日夜而不能合。” 30 此条应该没有问题。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说:
余早年从延平李先生学, 受《中庸》之书, 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 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 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 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 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 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 虽语默动静之不同, 然其大体莫非已发, 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自此不复有疑, 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 31
从此看来, 当时朱熹到长沙与张栻论学,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中庸》之中已发未发的问题, 当时张栻将自己从胡宏所学告知朱熹, 对于朱熹触动很大, 但一下子并未思想明白, 所以说“三日夜不能合”, 朱熹回去之后才想通, 就此问题告一段落。后来朱熹因为与其他友人的问辨又发生疑问, 再读二程之书而又有所得, 马上就写信告知张栻:
乾道己丑之春, 为友人蔡季通言之, 问辨之际, 予忽自疑。……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 未及数行, 冻解冰释。……于是又窃自惧, 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论此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 其余则或信或疑, 或至于今, 累年而未定也。 32
可见在朱熹思考已发未发的整个过程之中, 与张栻的讨论都是最为关键的。
朱熹对于此次湖南之行, 应当非常满意, 除了上文提及之外, 还在给多位友人的书信之中谈及其收获, 他说:
熹此月八日抵长沙, 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 相与讲明其所未闻, 日有问学之益, 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 所见卓然, 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 不觉胸中洒然, 诚可叹服。 33
还有如:“敬夫所见, 超诣卓然, 非所可及。” 34 “钦夫见处, 卓然不可及。” 35 总的来看, 朱熹与张栻二人论学, 在基本问题上较为接近, 细节问题上有所分歧, 所以在接下来的十来年之中, 他们继续书信论学, 一直到张栻去世。在这个过程之中, 朱熹收获应该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上文所说的中和的问题。在与朱熹的论学之中, 张栻也收获很大。他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某迩来思虑, 只觉向来所讲之偏, 惕然内惧, 不敢不勉。每得来书, 益我厚矣。” 36 正是因为有了朱熹这样厉害的道友, 才促使张栻精进于学术。
张栻与朱熹后期的讨论则涉及《易》《春秋》《论语》《中庸》《大学》等经典, 其中关于《论语》的书信往来特别关键, 论辩推动二人的《论语》学不断精进。张栻在乾道九年完成《论语解》, 该年为癸巳年, 故《论语解》又称《癸巳论语解》。而朱熹在上一年完成《论孟精义》, 其后四年朱熹的《论孟集注》成书。张栻书稿完成就寄与朱熹, 朱熹认真研读, 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一篇, 详细讨论了《论语》相关问题共九十九条。对于朱熹所提出的问题, 张栻曾在与共同的友人吕祖谦的信中说:“元晦数通书讲论, 比旧尤好, 《语孟精义》有益学者。” 37 张栻对朱熹的《论语》学, 基本肯定, 此次讨论对于二人关于《论语》诠释的著述的最终定稿, 都有助益。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有《朱子与张南轩辨论语》一文梳理了二人辨析的二十四条, 在其引语中说:“其所辨析, 极仔细, 亦极严正。朱子不以为嫌, 南轩亦不以为忤。因相切磋, 而交谊益臻于亲密。” 38 当然, 张栻对朱熹不认同的地方也极多, 比如关于《太极图说解》, 就指出了不认同的地方:“元晦持其说, 句句而论, 字字而解, 故未免返流于牵强, 而亦非濂溪本意也。”
说到朱熹与张栻的关系, 虽然说张栻当时在岳麓书院讲学, 影响颇广, 但是也不可以简单认为朱熹是前去师从于张栻, 当是彼此相互启益的讲学道友之关系。不过却有朱熹的后学认为是张栻之学又从朱熹“转手”之嫌疑, 对此全祖望在《南轩学案序录》里就直接加以辩驳:“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 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 而反诬之, 斯之谓矣。” 39 事实上, 朱熹与张栻二人的多年论学, 对于张栻以及湖湘学派而言, 也有着重要的推进意义。《宋史·道学传序》说:“张栻之学, 亦出程氏, 既见朱熹, 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40 黄宗羲则说:“湖南一派, 在当时为最盛, 然大端发露, 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 而与考亭相讲究, 去短集长, 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 41 当然对于朱熹而言, 二人的论学显得更为重要。黄宗羲说:
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 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东莱则言其杂, 象山则言其禅, 惟于南轩, 为所佩服……第南轩早知持养是本, 省察所以成其持养, 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却平日一段涵养工夫, 至晚年而后存也。 42
也就是说, 湖湘学派重视涵养工夫, 通过论辩而对朱熹有极大的促动。
到了绍熙四年 (1193) , 朱熹知潭州, 修复了“岁久寝圮” 43 的岳麓书院:
以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 夜则与诸生讲论, 随问而答, 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 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 闻者感动。 44
朱熹不顾公务之繁忙, 仍旧到岳麓书院讲学, 吸引了许多前来听讲的学子:“一时游学者舆马之众, 饮池水立涸, 莫不俟晦庵公余相与共质所疑, 旋各得其意而退。” 45 此后, 随着朱熹地位的提升, 他本人及其闽学对湘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终造就了湘学一大重要特色之一的——朱张传统。
三、张栻与吕祖谦
吕祖谦的治学, 主要自然是家传的中原文献之学, 其次则是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人, 再次就是张栻与朱熹的相互讲论了:“祖谦之学本之家庭, 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 既又友张栻、朱熹, 讲索益精。” 46 其中胡宪, 是胡安国的侄子、胡宏的堂兄, 又是朱熹早年的老师, 可以说也是“东南三贤”相聚的纽带之一。
因为《近思录》, 学界对朱熹与吕祖谦的交游与论学关注较多, 其实张栻与吕祖谦的交游与论学也是非常多, 而且对于二人的治学, 乃至对于南宋儒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张、吕二人, 也是当时名望相近的大学者, 很早就已惺惺相惜。在吕祖谦看来, 张栻是“传世精忠, 潜心正学” 47 ;而在张栻看来, 则吕祖谦是“世德相传, 天资甚茂” 48 。一个是抗金名将、当朝宰相之子, 一个是中原文献之邦的后人, 故而他们的交往, 相得益彰, 成为南宋学术史上继朱、张会讲之后又一重大盛事。
乾道五年 (1169) 八月, 吕祖谦“以太学博士补外, 添差严州学教授” 49 , 十月底赴任, 此时听说张栻即将到严州任知州, 便主动去信给张栻。在书信中, 表达了对于张栻的迫切向往之情:
然君子之诚本无息, 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诸贤, 固尝有志, 或远近未孚而夺于时命, 或内外未合而窒于物情。讥评交兴, 疑信相半, 思少伸于此恨, 顾将付于何人?历访缙绅, 咸推墙仞。惟魏国既行而复尼, 惟衡山有韫而莫施。今兹一来, 任是二责, 实系斯文之兴废, 岂徒阖境之戚休? 50
当时的儒者虽然努力, 但其效则久不明了, 或因为时命, 或因为物情, 以至于“讥评交兴, 疑信相半”, 所以缺少的就是一个引领者。经过了所谓“历访缙绅”之后, 大多推重于张家, 前有魏国公张浚, 后有讲学于湖湘的张栻, 故“实系斯文之兴废”, 如能来严州则也是一地之福了。张栻在收到此信之后, 自然也表示了对吕祖谦的景仰, 他说:“考丽泽之象, 正资讲习之功;诵《伐木》之诗, 益见和平之助。” 51 吕祖谦在金华丽泽书院的讲学活动, 也早就在圈内造成影响了, 故而也非常愿意由此而一聚。吕祖谦后来又去信说:
身历世变, 而独贯盈虚消息之境;心玩至理, 而处清旷幽闲之地, 所蓄既厚, 所养既深, 海内之士, 共徯应聘而起, 以观儒者之效。今兹旌纛之来, 万目共视, 一举一措, 盖将占吾道之盛衰。 52
张栻当年既有“身历世变”的官场经验, 又有身处“清旷幽闲之地”的学术蓄养, 于是成为海内之士共同期待的人物, 能来严州自然是“万目共视”, 也是影响“吾道之盛衰”的大事。吕祖谦在另一书信中说起自己“莫知入德之门, 愿承下风而请余教, 为日久矣” 53 。这固然是客套话, 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当年张栻在学界的地位之高, 他在此信中还说:
到官甫数日, 而恭闻麾幢。既有近问, 遂获进预指呼之末, 积年所愿, 一旦获伸。尚容俯伏坐隅, 侧聆謦款, 以酬夙志。
此时的吕祖谦已经先到严州了, 故而希望张栻能够早日成行。
乾道五年十二月, 张栻正式到达严州。到了之后“废尼寺改建为学宫”, 应当就是对吕祖谦的有力支持, 此后二人一同讨论胡宏的《知言》以及朱熹的“妙理”, 吕祖谦在于友人的书信中说:
张守议论甚平正, 且虚心从善, 在今士大夫中殊不易得也。……论胡生《知言》见处极高, 而文理密察之功颇有所未到;论朱元晦妙理几微, 亦未以为然者。 54
吕祖谦在与友人的另一书信中也说:“《知言》中所疑往往适同, 朝夕相与讲论, 甚可乐。” 55 吕祖谦后来曾有书信给朱熹, 也说起当年与张栻讨论《知言》的事:“《知言》往在严州时与张丈讲论, 亦尝疏出可疑者数十条。” 56 由此可知张、吕的论学集中于胡宏《知言》中的疑点, 且观点相近, 这些讨论后来也曾与朱熹说起, 对朱熹作《知言疑义》也当有所影响。他们二人在一起, 自然会经常说起共同的友人朱熹, 似乎当时张、吕二人都对朱熹有些“未以为然”, 吕祖谦也与朱熹的书信中说起与张栻的论学:“张丈在此, 得以朝夕咨请。” 57 而此时吕、朱二人通过书信讨论的热点则是周敦颐的《通书》与《太极图解》以及《中庸》首章等。
到了乾道六年, 吕祖谦编成了《阃范》一书, 张栻“甚爱此书, 欲便刊板” 58 , 后来张栻作有《阃范序》, 其中说:
某谓此书行于世, 家当藏之, 而人当学之也。家庭闺阃之内, 乡里族党之间, 随其见之深浅、味之短长, 笃敬力行, 皆足以有补。 59
张栻认为此书当作家藏, 人人都要学习, 将之作为家庭内、乡党间的规矩, 还让他的小女儿诵读此书, 可见其相当的重视 60 。有意思的是, 朱熹却对此书有点不以为然, 在与张栻的书信中说:
伯恭想时时相见, 欲作书不暇, 告为致意。向得渠两书, 似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 却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 病痛颇多。不知近日复如何?大抵博杂极害事, 如《阃范》之作, 指意极佳, 然读书只如此, 亦有何意味耶? 61
朱熹认为吕祖谦的学问越做越博杂, 至于《阃范》一书则更是缺少意味, 这些意思确实不适合直接与吕祖谦说, 通过张栻转告则可, 由此可知朱、吕二人一重理、一重史的区别所在。
该年闰五月之后, 吕祖谦被从严州召还, 任太学博士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张栻也被从严陵召还, 任吏部员外郎兼权左右侍立官。吕、张二人分别离开了严州, 八月又在临安会面, 并且“同巷居住, 夜中讲论”。张栻还与朱熹讲起二人的论学之欢:“伯恭邻墙, 日得晤语, 近来议论甚进, 每以愚见告之, 不复少隐也。” 62 吕祖谦也不忘跟朱熹说起此时之盛况:“张丈邻墙, 日夕相过讲论。士子有志于此者, 亦有一二辈, 切摩工夫, 初不歇灭断续。” 63 乾道七年六月, 张栻出知袁州, 二人分别;不久后吕祖谦的父亲去世, 吕祖谦也离开临安返乡了, 张栻为吕父作有祭文。
乾道八年, 张、吕二人分别之后, 吕祖谦有信给张栻, 其中说:“两年承教, 可谓浃洽。” 64 两人在此两年之中的“浃洽”, 也就是相互之间各有所得, 共同进益。比如, 此前大约张栻也曾向吕祖谦问起读史书之次第, 吕祖谦在书信中说:
观史先自《书》始, 然后次及《左氏》《通鉴》, 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国朝典故, 亦先考治体本末, 及前辈出处大致。……但恐择善未精, 非特自误, 又复误人。” 65
张栻则回复说:“所示读书次第皆着实。” 66 那么张栻可以教吕祖谦一些什么呢?依旧是道学修养, 吕祖谦曾说:“平时徒恃资质, 工夫悠悠, 殊不精切。……然于要的处或鹵莽领略, 于凝滞处或遮护覆藏, 为学不进, 咎实由此。” 67 张栻则回复说:
近来读诸先生说话, 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 愈看愈无穷, 不可不详味也。来教有云“平时徒恃资质, 工夫悠悠, 殊不精切”, 此可见体察之功。某每思尊兄于寻常人病痛往往皆无之, 此在资质固为美, 然在学问不可不防有病。……惟析夫义理之微, 而致察于物情之细, 每存正大之体, 尤防己意之偏。 68
细究张栻的这一番话, 大约有三层意思, 推荐吕祖谦认真研读二程先生的语录, 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 吕祖谦自觉工夫不能“精切”, 在张栻看来就是因为日用之间的“体察”做得不够;第三层, 也就是最彻底的分析, 认为吕祖谦“世德相传”故本人“资质”极佳, 诸如寻常人缺少家教之类的病痛往往不会有, 然而在学问上头, 确切地说则是在省察“物情之细”、存养“正大之体”以及防范“己意之偏”三方面的工夫则做得还不够。当然要将工夫做到极致, 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所以张栻在此信中也曾剖析自己说:
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 然存养是本, 觉向来工夫不进, 盖为存养处不深厚, 存养处欠故省察少力也。方于闲暇, 不敢不勉, 但良朋在远, 每诵“一日不可无俟无可”之言, 未尝不引领东望也。 69
这也就是说, 就省察、存养二者而言, 存养是本、省察是末, 如在存养上欠缺则省察也难以得力, 要做好这两项工夫, 除了自己努力在闲暇之际勉励, 还需要“良朋”之助, 然而“良朋在远”, 只能徒然“引领东望”而已。
再进一步, 吕祖谦领会了张栻的意思, 治学就是不可“徒恃资质”, 而要去做实用工夫, 他在回信中说:
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违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饮食之间果皆不逾节乎?疏密生熟, 历历可见, 于此实用力焉, 工夫自无不进之理。 70
从前病痛, 良以嗜欲粗薄, 故却欠克治经历之功;思虑稍少, 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积蓄未厚而发用太遽, 涵泳不足而谈说有余。 71
这些都是针对此前张栻所说的“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 吕祖谦认为自己更应当注意日用之间的嗜欲, 必须去做“操存澄定”的工夫, 努力去积蓄、涵泳, 类似的体验之谈, 吕祖谦还在另几通书信里讲起, 可见张栻一番言论的深刻影响。于是张栻又作了详尽的回应:
来书所自, 察向来之病, 其间有云以私为公、以情为性者, 可见察之之精, 更宜深勉于笃敬之功也。向来每见衣冠不整, 举止或草草, 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间, 不是要作意矜持, 只是循它天则合如是, 为寻常因循怠弛, 故须着勉强自持。外之不肃, 而谓能敬于内, 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 但不可以为小病耳。 72
此处他首先肯定了吕祖谦的“察向来之病”, 认为他“察之精”, 接着更应当继续做好“笃敬之功”, 比如“衣冠不整”之类的毛病也不可轻视, 古人注意衣冠、容止并不是故作矜持, 而是其中有着“天则”, 不可在此处“怠弛”, 还当“勉强自持”。“天则”是什么?就是“外”的严肃与“内”的笃敬本是一体的。与上回相似, 张栻在另一书信中又说:
大抵觉得老兄平日似于果断有所未足, 时有牵滞, 流于姑息之弊。虽是过于厚、伤于慈, 为君子之过, 然在它人视我, 则观过可以知仁, 在我自检点, 则终是偏处。……又如论朱元晦出处, 亦似未安。……某旧在临安, 已觉兄之病有此。 73
指出吕祖谦的弊病, 对人对事不够果断, 常会“牵滞”“姑息”, 这些虽然是“君子之过”, 但是观过知仁, 还是要注意的, 此处又特别分析了对朱熹出处选择的看法, 吕祖谦当时的看法确实有些含糊。当然张栻在此书信中, 也依旧有着自我批评, 说到自己在“笃敬”工夫上有所“不逮”, “于沉潜处少工夫”, 故自己也要继续“勉强自持”:
每得来书, 未尝无所开警, 所谓威仪辞气间, 岂特兄所当勉?某日从事于此, 而每恐其不逮也。……某自觉向来于沉潜处少工夫, 故本领尚未完。一二年来, 颇专于“敬”字上勉力, 愈觉周子主静之意为有味。程子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养, 便是此意, 须深体之也。
张栻除了说自己工夫做得不够, 还说起对于周敦颐、二程与“敬”相关的工夫论的体会, 强调的是要体味周敦颐的“主静”与二程的“涵养”, 要吕祖谦一起去体味。
在张栻与吕祖谦两个阶段的相互通信之中, 也经常说起相互熟悉的其他朋友的为学进益等事。比如薛季宣, 张栻“恨未及识”:
士龙正欲详闻其为人, 但所举两说甚偏, 恐如此执害事。事功固有所当为, 若曰喜事功, 则喜字上煞有病。 74
看此信, 则很有可能吕祖谦曾向张栻介绍薛季宣的学说, 也即事功的思想。张栻则认为事功固然应当去做, 但是不可心存“喜事功”的心, 也就是功利之心, 应当注意。张栻也说起湖湘这边的学者:“岳下相识, 如胡广仲、伯逢亦留意, 但向来多是想象悬度, 殊少工夫, 故病痛多不精进。” 75 可见张栻真正关心的, 还是道学, 也即在存养、省察上做工夫。也正因为如此, 故张栻在另一书信中说:
去年闻从学者甚众, 某殊谓未然。若是为举业而来, 先怀利心, 岂有就利上诱得就义之理!今已谢遣, 甚幸。 76
张栻因为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 故而从学者众多, 然而其中多有“为举业而来”, 也就是说“先怀利心”, 这在他看来也就很成问题, 于是先将此类学子遣散, 可见其为学之纯粹。
再说张、吕二人特别关心的友人朱熹, 共同的话题则是朱熹与张栻共同钻研的相关著作, 至于吕祖谦则虽未撰写相关著作, 但有长篇的书信或文章与张、朱相互往来。张栻说:
元晦数通书讲论, 比旧尤好。……但仁义中正之论, 终执旧说。濂溪自得处浑全, 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说, 句句而论, 字字而解, 故未免返流于牵强, 而亦非濂溪本意也。 77
在三人之中, 朱熹是最为勤奋的, 在与朱、张的会讲之后, 还与张栻在书信中反复讨论学问, 总体来看是朱熹的那些讲论“比旧尤好”, 大有进益了。在与吕祖谦的数通书信中, 张栻提及的朱熹著作, 共有四种。其一, “仁义中正之论”, 也即后来的《太极图说解》, 朱熹的说法在张栻看来也有牵强之处, 与周敦颐 (濂溪) 《太极图说》不合。其实吕祖谦也不认同朱熹, 他也强调了保存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貌 78 。其二, 张栻与朱熹都撰写了名为《仁说》的文章。张栻在另一通书信里说:
元晦《仁说》后来看得渠说“爱之理”之意却好, 继而再得渠书, 只拈此三字, 却有精神, 但前来所寄言语间终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老草, 后所答今录呈。但渠议论商榷间, 终是有意思过处, 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79
他认为朱熹的《仁说》抓住“爱之理”三字讨论, 这个意思很好, 但是寄来的书信中也多有弊病, 有“意思过处”, 而且朱熹看张栻所著的《仁说》则过于草率, 所以还需要据理力争。关于张栻的《仁说》, 他自己与吕祖谦说:“《仁说》所题数段极有开警, 别纸奉报, 并后来改正处亦录去。”应该说是在反复改正之中, 但有多段则是颇为满意的。
其三, 张栻与朱熹都有著作的《论语》与《孟子》, 张栻问吕祖谦:“《语孟精义》有益学者, 序引中所疑曾与商确否?” 80 朱熹的《语孟精义》是有益学者的好书, 此书的体例其实张栻不太全认同, 然此处并未讨论, 但有类似的情况可作参考。比如朱熹正在编撰的《诗集传》, 张栻曾与吕祖谦说起:
元晦向来《诗集解》必已曾见。某意谓不当删去前辈之说, 今重编过, 如二程先生及横渠、吕、杨之说皆载之, 其他则采其可者录之, 如此备矣。而其间或尚有余意, 则以己见附之。 81
朱熹对《诗经》的注解, 在张栻看来不应当将宋代以前的都删去, 尽管多采二程、张载以及吕、杨等人的说法也是可取的, 但汉唐经学也适当采录方才比较完备。采录古人完备之后, 则可以附以己见。此意见, 应当可以代表张栻对于朱熹经典注释的基本看法。张栻自己此时在写《论语解》与《孟子解》 (后名《孟子说》) , 他对吕祖谦说:
《孟子解》虽已写出, 其间毛病改缀不停, 正如春草, 旋铲旋有, 且欲自家体当, 蘧敢传诸人。见录一本, 它时欲奉寄求益也。 82
张栻提到自己的《孟子解》已经成书了, 然而一直在修订其中的毛病, 所谓“正如春草, 旋铲旋有”, 正好是与朱熹讨论《语孟精义》之际, 故而反复探索。此后应是过录了《论语解》与《孟子解》二书的初稿, 寄给了吕祖谦, 于是吕祖谦特意写了长文章《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 详细讨论了张栻《论语》与《孟子》之中的问题。张栻后来回复说:
《学而》篇数段甚有滋益, 三段已改过, 别录去。“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册去。“没观其行”, 却恐文意只当于居丧说, 若谓泛言行……论子思使者之说甚有味。停蓄镇重之戒, 敢不深佩! 83
对比吕祖谦的“所疑”, 提及的内容不完全一致, 估计吕祖谦另外还有别的文章或书信讨论张栻二书。此处仅举《与张荆州问论语孟子说所疑》“巧言令色”一条来看张、吕二人的学术影响, 张栻说此章:“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为耻者。”吕祖谦则说:
巧言、匿怨之类, 常人固多不免, 然其间岂无知其非者?但为己不切, 视之悠悠, 不以为耻耳! 84
吕祖谦的这一批评, 张栻非常赞同, 故后来进行了改正, 可见张、吕二人的往来切磋, 意义重大。
其四, 还有关于祭礼的问题, 朱熹因为吕祖谦之询问而写有《祭仪》, 张栻说:
《祭仪》向来元晦寄本颇详, 亦有几事疑, 后再改来, 往往已正, 今录去, 但墓祭一段, 鄙意终不安。 85
当时因为吕祖谦有亲人亡故, 所以特别关心祭礼, 曾在于朱熹的书信中说:“往时吾丈所定条目, 便望早付下, 或有暇更为参酌, 令使可遵行尤幸。” 86 从此书信看来, 吕祖谦除了与朱熹讨论祭礼、丧礼, 还与张栻讨论过, 张栻认为朱熹的《祭仪》很详尽, 但还有几个地方有疑问, 不过朱熹本人也在改正, 最终张栻认为不妥的就是关于“墓祭”的地方了。吕祖谦对于张、朱二人的这些看法, 应当也都有吸收。
此外, 在张栻看来, 吕祖谦与朱熹二人的性格也有差异。张栻曾在给朱熹的书信中提及:“伯恭今次讲论如何?得渠书, 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 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 87 此处是说吕祖谦认为朱熹有“急不容耐处”, 而张栻则认为吕祖谦有“太容耐处”, 朱、吕二人的性格一急一缓正好相反, 相比而言则张栻显得中和一些, 故在此二人之间起到了协调的作用。
遗憾的是, 张栻过早地去世, 使得三人相互之间的论学, 戛然而止了。淳熙七年 (1180) 二月, 吕祖谦听闻张栻的凶信之后, 在给朱熹的书信里说:
痛哉!痛哉!闻时适方饭, 惊愕气通, 手足厥冷, 几至委顿。平生师友间, 可以信口而发, 不须拣择, 只此一处尔。 88
这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 听到消息, 手脚冰凉, 全身麻木, 这样的反映可见此友情之深厚;另一方面, 他认为平生的师友之间, 可以“信口”而发议论的也只有张栻那里一处而已, 可见在他心目中此友情之难得。随后, 吕祖谦写了祭文, 回顾二人的交往过程:
昔者某以郡文学事公于严陵, 声同气合, 莫逆无间。自是以来, 一纪之间, 面讲书请。区区一得之虑, 有时自以为过公矣, 及闻公之论, 纲举领挈, 明白严正, 无缴绕回互、激发偏倚之病, 然后释然心悦, 爽然自失, 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愿终身事公而不去者也。 89
从严州的同事, 到此后约十二年的通信论学, 大多是张栻在指正吕祖谦治学中的弊病。吕祖谦说有时候“自以为过公矣”, 然听了张栻更加“纲举领挈, 明白严正”的讲论之后, 方才明白自己所得还有“缴绕回互、激发偏倚”等毛病在, 而张栻则终究是“不可及”。这话, 虽然有客气成分在, 但是检索二人往返的书信, 则还是可以看出张栻始终是在主导的一方, 且深刻地影响了吕祖谦。
四、张栻与薛季宣、陈傅良
因为吕祖谦, 张栻及其后学与浙学发生了较多关联, 浙学后来也影响了湘学, 相关的重要人物则是薛季宣与陈傅良师弟二人。
薛季宣, 历仕鄂州武昌县令、大理寺主簿、大理正、湖州知州等, 乾道八年 (1172) , 任职于湖州的薛季宣写信给张栻, 首先提及他家与张家的渊源:“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献, 致位从班。” 90 他的父亲、伯父都曾受知与张栻的父亲张浚, 而且他本人还曾与张浚有过一面之缘:“辛巳岁, 某备县鄂陵, 伏遇元戎即镇金陵, 得迎拜于芦洲江步, 时已昏暮, 伏蒙略去贵贱等威, 赐之坐席, 温言慰藉, 详问存没, 区区感戴, 鉴寐不忘。”接着又说:“闻左司以道学为诸儒唱, 告猷悟主, 几振吾道。”当年张栻在岳麓、城南倡导道学, 在学界的影响很大, 故令薛季宣非常之向往。薛季宣本人虽未与张栻会面, 而他的弟子陈傅良却在与张栻有过会面, 此信中接着就说:“虽恨不得抠衣几席, 而友朋陈君举辈仰荷予进, 获闻至正大中之论, 所幸已多, 且蒙不察其愚, 乃欲力相汲引。”
然而造化弄人, 终究未能见面。当时的薛、张二人, 一个是“去夏遂谋入都, 以欲一见” 91 , 一个是“尚念取道义兴, 倘可一见而又差池, 徒往来于怀而已” 92 , 然因为第二年九月, 薛季宣改知常州还未到任, 就在家中去世了。此前, 薛季宣还在书信中向张栻请教“出处私计”:
近圻名郡, 千疮百痏, 甚非绵薄之所宜居;况又踪迹见目于人, 危如秋叶, 吹竿鼓瑟, 孰非孤露, 未知所以善后……腾口无益于事, 只招谤訾, 适以害道甚矣, 要当深思密用退藏, 是乃待时之计。
某去就之谊, 未知当作何处, 且欲为卒岁计, 不识可乎?可以警其愚, 万乞疏示。 93
此外, 还说起张浚当年幕府中绘制的边境形势图, 希望得到一个副本:“先正幕府所绘被边形势, 颇得表里之要, 辄欲就乞传本, 以广未闻。”薛季宣当年无意于在湖州为官, 在此书信中已经表达了“请祠之意”, 过了四个月后, 就正式递上《湖州请祠札子》。张栻在回信之中则强调了通过学校, 教导当地士大夫的意义重大, 他说:“某每念时事若此, 良由士大夫鲜克务学之故。盖天理之微为难存, 气习之偏为难矫, 譬诸射者在此, 有秋毫之未尽, 则于彼有尺寻之差矣。” 94 于是薛季宣在回信之中, 提及兴办学校并邀请陈傅良到湖州一事, 对此张栻也有回复:
论及学校之事, 此为政之所当先也。湖学安定先生经始, 当时作成人才, 亦可谓盛矣。闻欲招陈君举来学中, 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诱之读书, 则义未正。今日一种士子, 将先觉言语耳剽口诵, 用为进取之资, 转趋于薄, 此极害事。若曰于程文之外, 明义利之分, 教导涵养, 使渐知趋向, 则善也。 95
张栻反对在学校中用科举考试的程文来吸引士子, 而是程文虽然也要学, 但更要讲明义利之分, 讲究涵养之道, 从而避免浇薄的趋向。他还在另一书信中说:
某前年过霅上时, 尝往拜安定先生之墓, 荆棘几不通路, 又墙垣颓圮, 为何人所侵, 势有可虑。某意谓宜专责教官掌管, 令一家守之, 正其封域, 勿使侵犯。是时无可告语, 今想自贤使君下车之后, 已留意矣, 谩及之。 96
这同样是在强调学风之重要, 湖州学风的倡导者, 莫过于北宋的胡瑗及其苏湖教法, 故而希望薛季宣在任, 能够将胡瑗的墓整修一番, 且安排一家人守护。相比而言, 薛季宣在意的还是政事, 而张栻在意的则是学术, 特别是学校教育以及士大夫的人心导向, 故而他热心于书院教育的事业, 对于做官则兴趣一直不大了。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薛季宣去世之后, 朱熹曾有多通写给吕祖谦的书信提及此事, 并请其将所作的吊文转交给薛家。其一说:“闻薛士龙物故, 可骇可叹, 且恨竞不识斯人也。” 97 朱熹也是通过吕祖谦而了解薛季宣, 并且对其学术也较为熟悉, 将之作为浙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来看待。
在浙学与湘学之间, 最为关键人物其实是陈傅良。陈傅良问学于张栻, 受到湖湘性理之学的影响;张栻去世之后, 陈傅良又讲学于岳麓书院, 张栻的弟子大多曾问学于陈傅良, 湖湘学子因此而受到永嘉事功之学的影响。
陈傅良, 历任泰州州学教授、福州府通判, 湖南桂阳军知军, 升湖南提举茶盐公事、转运判官, 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等。他早年师从于薛季宣, 同时也受到吕祖谦的影响, 其学术重经世致用而反对空谈性理。然而与张栻的交游, 也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史》本传说:“入太学, 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 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 98 据陈傅良门人蔡幼学所写陈傅良行状记载, 陈傅良与张栻、吕祖谦结识当在入太学之前, 当时陈傅良正师从薛季宣寄寓于晋陵 (今江苏常州) , 拜别老师回浙:
既而薛公客晋陵, 公往从之。……经年而后别去。还过都城, 始识侍讲张公栻, 著作吕公祖谦。数请间, 扣以为学大指, 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 恨见公之晚, 是岁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学。 99
陈傅良与吕祖谦同庚, 而张栻也只比陈、吕二人大四岁, 但是乾道六年的吕祖谦与张栻早就已经进入仕途, 而且也因学术而闻名了, 而陈傅良却尚未登第。陈傅良应当在其老师薛季宣那里听了张、吕二人之名, 所以才会在经过临安之时前往拜见。这次三人会面的机会也很难得, 也可以说是南宋学术史上另一大盛事, 这一年, 张、吕恰好都从严州回到临安且同巷而居。因为薛季宣的关系, 他们二人与陈傅良也是一见如故, “张钦夫、吕伯恭相视遇兄弟也” 100 。
这次会面之后, 陈傅良入太学, 此时当得以继续问学于张、吕二人。然而过不多久, 张栻就因出知袁州而离开临安, 吕祖谦也因其父去世而丁忧返乡。陈傅良独自在临安也颇有失落之感, 他在与郑伯熊 (1124 —1181) 的书信中说:“张侍讲方结主知, 忽刺远郡。吕博士亦悼亡暂告, 未果复入。年来所得师友, 亦次第涣散。” 101 两年之后, 陈傅良再度与张栻会面, 又送别于吴兴 (今浙江湖州) :“乾道之辛卯, 余送南轩先生于吴兴之碧澜堂。” 102 淳熙七年 (1180) 张栻去世, 陈傅良撰有祭文, 其中说:
吁嗟先生, 惟以正终。如何叹嗟, 四海所同。……念昔从游, 为日则浅。辱诲辱爱, 辱待甚远。自我不见, 常惧。有来湖岭, 必惠问我。对之翰墨, 如在左右。蒙是曷称, 罔敢违堕。 103
从祭文可知二人之间的情谊非比寻常, 特别是在陈傅良看来, 张栻对他的教诲十分重要。
在张栻这边, 也对陈傅良非常器重。张栻在与薛季宣的书信之中也提及与陈傅良的交往:“讲闻高谊之日久矣, 近岁见吕伯恭、陈君举称说尤详, 每念瞻际, 以慰此心。”张栻通过陈傅良而了解到薛季宣的近况, 还在另一信中谈及陈傅良入太学之事:“闻欲招陈君举来学中, 此固善, 但欲因程文而诱之读书, 则义未正。” 104 张栻对陈傅良的教导, 朱熹也曾有提及:
向来某人自钦夫处来, 录得一册, 将来看。问他时, 他说道那时陈君举将伊川《易传》在看, 检两版又问一段, 检两段又问一段。钦夫他又率略, 只管为他说。 105
从这些记载来看, 张栻学成较早, 故对陈傅良时常提携, 并指导其钻研伊洛之学。如何定位陈傅良与张栻等人之间关系, 似乎也值得讨论。全祖望在《奉临川帖子》中说:“陈止斋入太学所得于东莱、南轩为多, 然两先生皆莫能以止斋为及门是也。” 106 全祖望的说法比较中肯, 虽然说陈傅良得之于张栻、吕祖谦为多, 陈主动问学于张、吕, 但是他们三人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并不能说陈傅良师事于张、吕之中任何一人。陈傅良受到吕祖谦典章制度之学的影响, 也受到张栻性理之学的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对陈傅良有所促进, 但并不能说很大。所以全祖望补编《宋元学案》之后, 在《赵张诸儒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与《东莱学案》当中, 分别将陈傅良列为南轩学侣、东莱学侣。
淳熙十四年 (1187) 六月, 陈傅良正式赴任湖南桂阳知军。任职期间政绩卓著, 淳熙十六年升任湖南提举, 迁湖南转运判官, 绍熙元年 (1190) 十月改任浙西提刑才离开湖南。陈傅良在湖南任职的三年多时间内, 曾撰有《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等诗文。他还与湖湘学子有广泛的交流, 对湖湘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向朝廷举荐湖湘学子, 其中大多为张栻的弟子;其二, 讲学岳麓书院, 将浙学传播于湖湘。陈傅良举荐的湖湘学子之中, 最为著名的是吴猎 (1142—1213) 与宋文仲, 他们是张栻的高足, 也是湖湘学派的中坚。
淳熙十五年, 陈傅良在潭州为官时, 曾讲学于岳麓书院。当时张栻已经去世多年, 岳麓书院的讲学有所废弛, 陈傅良讲其事功之学, 使得湖南学风为之一振。之后湖湘学子多有师从他研习事功之学者, 对于湖湘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 比陈傅良稍后才到岳麓书院讲学的朱熹曾说:“君举到湘中一收, 收尽南轩门人, 胡季随亦从之问学。” 107 这一说法太过绝对, 后来引起学界众多争议, 此问题在上面讨论张栻之传人的时候已经有所解释, 此处不再多说。而以胡大时 (字季随, 号盘谷, 福建崇安人) 为代表的一批张栻在湖湘的弟子, 受到陈傅良的极大影响, 则是一个事实。胡大时是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之孙、胡宏之子, 同时也是张栻的门人、女婿, 在张栻弟子之中堪称领袖, 在张栻去世之后, 门人之间有议论不合则向他请益。朱熹还说:“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 诸人亦多宗之。凡有议论, 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 108 关于胡大时问学陈傅良一事, 《宋元学案》中说:“湖湘学者以先生与吴畏斋为第一。南轩卒, 其弟子尽归止斋, 先生亦受业焉。” 109 当然, 就胡大时个人而言, 研习事功之学也并非特例, 因为除了问学于陈傅良之外, 他还曾问学于朱熹与陆九渊, 《宋元学案》就说他“又往来于朱子, 问难不遗余力”, “最后师象山” 110 , 也就是说胡大时最后的学术归宿, 在于陆九渊的心学, 他问学陈傅良也只是某一阶段而言。不过也正因为胡大时在湖湘学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他举动对陈傅良“尽收南轩门人”一事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说之所以陈傅良讲学岳麓书院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是因为陈傅良的事功之学承继于薛季宣等人而又有创新, 学术水平颇高, 全祖望说:“永嘉诸子, 皆在艮斋师友之间, 其学从之出, 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 观其所得, 似较艮斋更平实, 占得地步也。” 111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湖湘之学除了重视性理之学外, 本来就还有着经世的传统, 自从胡安国讲春秋学以来, 湖湘学者“爱君忧国”, 而“南轩弟子, 多留心经济之学” 112 。因此, 陈傅良所传浙学, 能够与湖湘之学颇为合拍, 引功利思想入湖湘经世传统, 其实也是对湖湘之学的很好的补充。
五、结语
张栻之父张浚为南宋抗金名将, 曾官至丞相, 他又师事于胡宏, 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传人, 同时也是二程洛学的四传弟子。故而当时学者很早就对张栻多有推崇。正因为如此, 在南宋初年的学术界, 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栻为中心的朋友圈, 朱熹、吕祖谦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知名学者, 都主动与张栻会面或书信往来, 交流学术。令人遗憾的是, 张栻英年早逝, 因此他的学术没有得以进一步走向深广, 全祖望等学者都将其与朱熹相比而生感叹:“南轩似明道, 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 所造更不知如何也。” 113 当然同样遗憾的还有吕祖谦的英年早逝, 全祖望也说:“惜其早卒, 晦翁遂日与人苦争, 并诋及婺学。” 114 因为浙东学术的事功思想与朱熹不合, 故朱熹在批评陈亮等人之时, 也会对吕祖谦有所贬抑了。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交游与论学, 而后来他们并称“东南三贤”, 则是在当时学者的书信中提出来的, 比如陈亮 (1143—1194) 就在于其弟张杓的书信中说:“乾道间, 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 为一世学者宗师。” 115 浙东的后学楼钥 (1137—1213) 在纪念吕祖谦的时候则说:“乾道、淳熙间, 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 南轩张公在楚, 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 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116 应该说, 三先生之中的核心人物当为张栻, 而主动撰写著作、提出问题且引发友人们共同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经过了朱熹及其弟子的两个多月的岳麓之行, 张栻与吕祖谦二人两年多的“面讲”, 以及他们三人之间分别都有十多年的书信论学, 最终确立了“东南三贤”在学界的巨大影响了。随着张栻早逝, 以及下一年吕祖谦的早逝, 朱熹在为吕祖谦写的祭文中说:
天降割于斯文, 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 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 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 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 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 号天而恸哭耶! 117
在朱熹看来, 随着张、吕二人的去世, 原本持续着的相互论学的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 道学振作的事业也就只能由他一人来承担了。故而田浩先生说, 在淳熙八年 (1181) 之后, 朱熹在道学群体中变得更为重要, 他有时甚至对其他学者不屑一顾, 而其中以对浙学的态度最为明显 118 。再后来随着理学的官学化, 朱子学从一种与湘学、浙学平等的地域性学派, 而成为凌驾于众多地域文化之上的官方思想体系, 因此朱熹本人与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关系, 以及朱子学与湘学、浙学的关系, 也就会被后人误解了, 比如以《朱子语类》中对湘学、浙学的论断来理解, 则往往会发生误差。故而通过梳理他们之间的交游与论学, 还原历史的真实, 也是极其必要的。如果想要深入地探析这些学人以及学派的互动问题, 则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