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文是东北师范大学王明兵先生为《安南史研究》一书撰写的评论，承蒙作者授权推送，谨致谢忱。

     山本达郎在越南史和东南亚史研究领域作出的卓越贡献及其为日本东南亚史学科和学会创建之奉献，足可彪炳史册①。对于山本达郎之学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对其研究赞叹不已，但对其学术特质的认知上，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存在截然对立的两种态度：同出身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且作为山本达郎东南亚史学会会长继任者的樱井由躬雄就其指出：“山本持有一种严格的学术纯粹性之主张，即南方史须与日本的东南亚侵略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而在山本的业绩中也清楚地显示出对他对战争的拒绝协助与不予迎合。②”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学者瞿亮和毕世鸿认为山本的研究与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互为表里、内外相连，有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战争张目、服务之嫌③。中日两种适相对垒的认知，反映出了对山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的关系的理解差异，前者仅从山本的研究本身去论述，后者倾向于从20世纪日本学者或多或少都受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影响去评价，则各有所本。不过，以笔者之愚见，瞿亮和毕世鸿对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的论述，似乎有点夸大其实，因为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纯粹就是一部史料分析和考证性著作，除了用“支那”代称“中国”外，其他各处丝毫发现不了非学术的政治性表达。

《安南史研究》 书影

    山本著述颇丰，除了部分被译为中文的《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④外，最受人推崇的乃是《安南史研究》⑤。该著于1939年就列入出版计划，但因战争之故，拖延至1950年才出版，1952年获得第42届日本学士院奖。由于该著出版仅印行300册，所以藏家也并不为多。素以藏书丰厚见称的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系统附属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也仅藏一部——版权页标有“限定版300部之内 第229号”，足可见流布有限。该著除了发行册数之寡少这一原因外， A4开本、767页之巨的规模或许还不是阅读最大的挑战。对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冲击则是山本将元明时代的中越关系史研究推到了一个“临渊”境界，即：对试图进行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山本的《安南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而且该著绵密的史料分析和考证又是进行中越关系史研究的必备基础，甚至可以将其视为一本“工具书”。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不参考山本对中越相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辨，那么单纯地直接引用中国史料或越南史料都是极有风险的一件事。

1、基本结构和内容

    山本的《安南史研究》由序编、第一编和第二编共三部分构成，每一编均可独立成篇。序编是对陈朝王名的相关研究、正文第一编是对元征安南过程的研究、第二编是对明征安南的研究。其中，第一编元征安南分6章、第二编明征安南分11章。除此之外，还附8幅地图。

    （1）在序编部分，作者主要处理的是安南陈朝的王名问题。在对陈朝帝系和王名均有记载的中国史料《元史・安南传》、《明史・安南传》和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等主要史料中，陈朝帝系和王名存在不少的差异：即在对帝系年表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史书《安南传》共记载15人，而越南《安南传》只载13人，且人名不同，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记载差异呢？原因有这样几点：其一，避讳。在《元史・安南传》、《明史・安南传》中直接对陈朝皇帝称王名，而在越南史籍中避讳称宗；其二，改名。陈朝在元和宋之间首鼠两端、阳奉阴违，以不同的王名出现，造成中国史书记载混乱；其三，中国对越南信息掌握不准确，越南采取“外臣内帝”，向中国称臣递书时，采取一名，而在国内以帝自居，则又取一名；其四，陈朝王名均取“日”或“火”字偏旁名，这一作法体现出了印度支那的太阳神崇拜和中国阴阳五行“火”为王者之德的思想（第37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陈朝的历法，尽管没有相关资料说明陈朝采取何种历法，但对日期的记载上，除了些微的差别外，基本和元朝历法一致（第41页）。

    （2）第一编主要是元的安南征略，共6章：第1章兀良合台的安南讨伐，主要描述宪宗七年（1257）兀良合台在占领云南后，进一步攻占河内，借道安南北上攻宋。而在安南看来，蒙古的这一作法意在灭国安南。为了自身安全，安南向元开始朝贡。第2章世祖时代与安南的关系。尽管这一时期由于拔都的叛乱和出兵日本与占城，元放缓了对安南的征讨，但元对安南的高压政策也迫使安南无法再在宋和元之间首鼠两端，而且元对安南所设的宣慰司也表明元并没有放弃征服安南的意图。第3章世祖出兵安南。1278年元世祖招谕南海诸国，1282年嗦都出兵占城。元朝在安南拒绝安南借道出兵要求后，又在海上遭受风暴损失惨重。第4章至元二十一・二十二年的安南讨伐。1284年元世祖派遣脱欢经陆路讨伐占城，从广西思明州到禄州，分道占领占城。脱欢南下和嗦都北上合力围剿，但追捕失败。同时，元军遭遇海上风暴，再次失利。第5章至元二十四・二十五年的安南讨伐。1287年元世祖设征交趾行尚书省，再次征伐安南。脱欢帅军从广西云南陆路和广东水路进军安南。尽管贡献了河内，但安南国王仍逃脱。元军运兵粮传遭兴道王袭击而全失，不得不班师回朝。第6章最后的安南讨伐计划。尽管元世祖征伐安南失利，但安南向元贡代金金人请罪。但元对安南的征讨计划，并未放弃，只是因元世祖的殁去而未曾实现。

    （3）第2编主要是明对征安南的过程展开研究，共10章。第1章明初与安南的关系。明太祖登基之后，即派遣使者招谕安南。翌年安南入贡明朝，封陳日煃为“安南国王”，亦将安南列为“十五不征之国”。由于胡季犛篡位，招致明的不满。不过，洪武时期明对安南的政策较为消极，胡氏也积极入贡，避免与明发生冲突。永乐帝即位后，对思明州的国境问题、占城问题、篡位问题、宁远州七寨所属问题甚为不满，遂渐生出兵安南之意。第2章永乐四年直接出兵安南。因陈天平截杀事件，永乐四年从广西云南集结20万大军在张辅和沐晟带领下占领东西两都。第3章抓捕胡季犛父子。自永乐四年十月至十二月在张辅和沐晟统帅下基本已占领红河流域，而胡季犛父子难逃。永乐五年五、六月，胡季犛父子被捕获。永乐帝按照明朝行政区划，建制州县，设置都布政三司。第4章对陈简定的讨伐。尽管明军是大体上征服了安南全境，但仍有一些反明势力继续抗战。其中，势力较大的是陈氏一族之陈简定势力。在永乐六年沐晟征伐陈简定失利后，翌年张辅在山西省吉利栅附近就其捕获。第5章对陈季扩的征伐。在对陈简定的征讨结束后，旋即展开对陈季扩的歼灭。永乐十二年（1414）将逃亡老挝的陈季扩捕获后，大体上完成了对安南全境的平定，而这一过程也经7年半。第6章明在安南的州县设置。明征服安南后，开始对安南之地进行行政区划。永乐五年开始在安南总共设置了15府、46州、79县，这要比预期的行政规划稍微少一点。第7章明对安南的统治情况。明治理安南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郡县其地”而“内地化”，按照中国的行政和文教政策进行管理。但从实施效果而言，基本上趋于失败。第8章安南的反抗势力，主要是黎利起兵抗明。尽管较大的反抗势力陈简定和陈季扩被镇压之后，可以说明基本平定了安南，但一些零星的小撮抗明势力一直处于活动当中，黎利就是其中一支。黎利在蓝山起义后，势力大增。虽然黎利势力遭受到了明朝的多处围剿，但最终转危为安。第9章黎利势力的发展。随着黎利势力的不断膨胀，明朝在永乐帝驾崩后，洪熙帝对安南采取较为消极政策。而王通帅军与黎利交战，多有失利，而宣德帝也有退出安南之意。第10章安南的独立恢复。在宣德尚未完全颁布撤军令之前，王通就已经帅军逐渐回撤，最终明朝放弃了安南。尽管黎利与明协商拥立陈暠，且继续朝贡明廷，但黎利杀害陈暠后，自立为帝，开辟新一代黎朝。

2、特点和贡献

     该著虽名之为《安南史研究》，但其主要内容并非对安南历史的分析，而是中越关系史，具言之，乃是对元明两朝征安南之役的一项研究，其重心在于对该过程的梳理和分析。其对该项影响中越关系最为重大的事件的分析，却是以史料勘比和史实考证为主，这一研究方法亦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极重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东洋学”传统。

   （1）史料之整备与考证。对于前近代越南史的研究，因越南历经汉魏郡县制、唐之都护府制至宋而自主建国，走向独立，成为一个王朝国家；但越南李朝至阮朝又“内帝外臣”以朝贡国的形式附属于宋、元、明、清诸朝，这一独特的“内帝外臣”的双重模式，使得史书记载和人们对其的认知因“国家”“民族”之政治立场的不同，叙述话语也多有差异。其差异除了“郡县时期”和“北属时期”的中越对汉唐时期越南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定位不同外，另一个则是在《大越史记全书》、《越史通鉴纲目》等越南正统史书以“宗”而讳称的“内帝”却在中国正史《安南传》、《明清实录》中直呼其名。而且，由于越南“内帝外臣”、首鼠两端，在同一君王向中国敬献国书时称一名，而在越南国内又取一名，加之中国对越南信息掌握之不备，所以导致中国史书和越南史书对同一人而出现不同名的载入、对同一事件也出现不尽相同的记载。这一情况，为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山本达郎的这一《安南史研究》工作基本上扫清了中越史书对元明两朝基本史实记载的障碍。在序编《关于陈朝王名的研究》部分，通过对元明《安南传》、《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越峤书》以及私藏家谱等文献的堪比、校对，理清了陈朝王名和世系的真实存在状态。在正编对元明征安南之役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对元明《安南传》、《明实录》和《大越史记全书》、《蓝山实录》等中越史料之记载，逐年逐条进行一一分析堪比，时间、人名、地名之漏记、误记，全部一一直陈，双方史料记载之矛盾处，也一一校正其实，可以明确的是不仅元明《安南传》和《明实录》的记载有误记之处，而且《大越史记全书》和《蓝山实录》亦有夸大不实和曲笔隐晦之处。可以说，如果不以山本达郎的史料考证为基础，直接引用中越史书资料，恐怕会有误叙之虞。因此，从其对史料分析和校勘来说，该著或可称得上是一部文献校雠学之作。

    （2）历史地理学之贡献。

     由于中越史书在对元明征安南之事件的记载中，有相当多的行政区划和地名之记载，但随着时异事变，对其所载之地名到底所指何处，于今亦多有难以详考之处。对此问题，山本几乎对史书所载之山川河流和行政区划名称，均有详细的考证。除了对每条史料涉及到的山川地形和地名进行指正外，对安南的府州县之行政设置也一一列陈。第二编第六章《明所设置的府州县》部分，利用《明・安南传》、《明实录》、《大南一统志》、《同庆地舆志》、《安南志原》、《皇舆考》、《越峤书》等史料，对明在安南行政区划所设置的15府、46州、79县进行复原，也发现比如像升华府及其所属州县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情况（第579页）。另外，也考证出安南府州县社之地方行政区划外，还存在坊、街、场、册、峒、寨、圭、罗等名虽不同，但基本属于乡镇之类的3385个最为基层的行政体（第580页）。由于元明征安南和明占领安南20年所进行郡县统治涵盖安南全境，作者通过对元明征安南之役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场地和行政区划的考证和再确认，基本上呈现出了安南的山川河流之分布、地形地貌之特征、气候风暴之情形、城池布防之扼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著也未尝不是一部安南历史地理之作。

     （3）事件过程之复原与分析

       山本该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中越史料的对比校勘来复原和再现元明征讨安南的历史过程。为了描绘出元明征安南的历史过程，作者依据中越双方史料，巨细靡遗地将每次运兵之时间、地点、将领、战争决策、行进路线、地理险阻、天气气候、撤退路线等均一一还原，而且在这一对战争细节的还原中，进一步对史料之记载的错误情况进行了更正。在对事件之层层推展与复原过程中，事件之如何决策以及失误之因果立刻顿显。比如在对宣宗撤兵安南的分析中，通过宣宗早有撤兵之意的决定，即可见王通何以在宣宗尚未发撤兵之诏之时即动身从安南撤退未曾受到惩处。作者对征安南过程的复原，采取的手法是根据《安南传》和《明实录》之记载时日，对每日所记之实录进行铺叙和论析，呈现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演变过程。而且在每编小结中，对元4次征安南何以失败、明占领安南20年何以又放弃之原因均有独到的分析和概述。另外，虽然作者集中于元明征安南之过程的分析，但其视野又并不仅仅限于中越之间，还充分考量到占城、老挝等安南周边因素在该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比如元明征安南之失利，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不太注意老挝对越南的支持作用，但在作者对每一个细节的考证、甚至是每一个字眼的硬扣过程中，那些极为纤细但又对事件影响甚深的事件的真实场景跃然纸上。

       由于该著旨在从中越史料之对比、校勘中复原和重现元明征讨安南这一历史过程，尽管对该事件发生之前因后果和过程均有描述，但过于繁琐和细密的史料铺陈和论析在某种程度上冲淡或掩盖了历史线索和脉络过程的主次和层次感，使得在惊叹于极重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东洋学”手法之时，容易忽视甚至漠视元明征安南之事件在整个元明历史发展和东亚世界中的地位问题。即便是置于明与安南的关系史中，除了战争这一事件之外，仍有明与莫朝之关系、明与安南之朝贡关系、明与安南之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均有可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空间。

      概而言之，山本达郎这部极为厚重的《安南史研究》，无论是研究元明史、元明中越关系史，还是中越历史文献史料学，抑或安南历史地理学，均可称得上一部基础中的基础著作。特别是对中越史料所载之人名、地名、日期、事件过程之差异、矛盾甚至是隐晦不实之处的校勘、比对以及曲笔背后的幽隐之义的揭橥， 在惊叹和佩服山本达郎史家之大手笔的同时，亦为倘若不加审辨就冒然直接引用中越史料之作法长鸣警钟。

注解：

①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叢編集委員会編：《山本達郎博士年譜・著作目録稿》，《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の社会と文化 : 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東京 : 山川出版社 , 1980年，第1-51页。

②桜井由躬雄：《東南アジアの四十年》，東南アジア学会監修：《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展開》，東京:山川出版社，2009年，第８页。

③瞿亮、毕世鸿：《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02期。

④山本达郎：《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云南省社会科学译，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印, 1983年。

⑤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50年，第1-767页。

作者：王明兵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知越第五期（越南历史研究总第八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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