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绥宁人黄一川在沪杀害小学生案，近日在上海一中院一审宣判。上海一中院认为，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致二人死亡、二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虽经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鉴于其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故应依法予以严惩，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于黄一川的该死刑判决，网络上一片叫好，鲜有对“半疯子”精神病人刀下留人的呼吁，甚至未见到辩护人类似呼声的报道，也未听到被告人不服，当庭表示上诉的声音，一切都是那样顺利。若最后确实没有上诉，上海市高院的死刑复核、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都将相当顺利，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见到一条消息，“杀害小学生罪犯黄一川今日在沪伏法”，为案件或事件画上“圆满”句号。

可不知咋地，慕公君想起阿Q画圆，心理一阵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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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诉讼程序，让人大体感受到司法是公正的。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对黄一川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未见报道说黄一川有家族精神病史和他本人以前有精神不正常，公安机关能主动委托对其进行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相比陕西张扣扣案一审、二审想求得一个精神鉴定均未如愿，上海的表现确实杠杠的。而且，委托鉴定时明显没有走走过场算了的暗示，黄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评定为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二是审判时支持了被害方申请鉴定人出庭的请求，让鉴定人对鉴定情况进行说明，并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

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黄一川获得公正审理。

此外，死刑案件必须有辩护人参加诉讼，否则审判程序违法，这在理论上称之为强制辩护。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即确立了强制辩护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在未实行辩护全覆盖的这20多年，也一直坚持得很好。本案报道中也提到了黄一川有辩护人参加诉讼，想必应是指定的法援律师。

可惜未听到辩护律师多少实质辩护的声音，更未见到辩方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发表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专业意见，这可是留下人头之辩最重要的一环！但这不是法庭的责任。

2

法院在实体上判处黄一川死刑，既顺乎民意，似乎也合理合法。因为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若没有过硬的法定情节，杀人罪本来就首选死刑，46种保留死刑的罪种，绝大多数在将来都会被逐渐废除死刑，但故意杀人等涉及命案的罪种还会保留死刑，除非彻底废除死刑。

黄一川仅仅是在多个城市找工作不顺，即悲观厌世，决意报复社会；报复社会又选择最无辜的小学生，还连砍4人，造成2死2伤的严重后果，着实让人难以同情，难怪宣判死刑后网上一边倒地叫好。

黄在案发现场当场被抓获，也没有了自首情节；年满30岁且为男性，也不存在未成年犯和审判时怀孕之法定“免死金牌”；更无重大立功、犯罪未遂等从宽事由，不存在义愤杀人、大义灭亲等情节较轻、可判3-10年的杀人情形，也没有赔偿谅解等酌定从宽情节。

唯一有利的法定从宽情节，是“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评定为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这是一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而不是“应当从轻或减轻”的情节。就是说，可以适用从轻，也可以综合案情不适用从轻，都在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现法庭一点也不从轻，形式上看并不违法。

3

司法实践中，类似“半疯子”精神病人故意杀人，最后未判死刑的案子，是否存在？有！慕公君很快即找到一例。

2014年某天，26岁待业青年周凌俊在南宁一超市购物后，发现部分食品缺失，因怀疑是超市员工所为，遂返回超市将包括顾客在内的9人砍伤，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也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属于“半疯子”。显然这里多了一个杀人未遂的重要从宽情节。

但一审法院认为，周凌俊在案发期间患有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等精神性病症，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其故意杀人未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综观全案，周凌俊仅因小事即持械肆意行凶杀人，在行凶过程中滥杀无辜，行刺时均朝被害人要害部位连续捅刺，可见其手段之凶残。周凌俊犯罪情节恶劣，主观恶性极大。综上，周凌俊虽然具有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但鉴于其杀人主观恶性大，杀人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不予从轻，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凌俊死刑。

周凌俊二审改判为死缓，拣回一条命，这几个条件综合发挥作用或很重要：被告人周凌俊自己提起了上诉；辩护律师积极辩护呼吁刀下留人；二审中其父积极对9名被害人进行赔偿，均达成谅解协议。

回到本案，上述三个因素，一条也未见着，此案死刑判决在下一个程序中被逆转的可能性，可谓十分渺茫。

其实，“半疯子”精神病人故意杀人未判死刑而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案子多的是，反而是无视“半疯子”精神病人之情节仍判处死刑的案子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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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判处黄一川死刑，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包括黄一川，都有种解脱或解放的快感。

——就算考虑精神病因素从宽，最多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可能在监狱里终身服刑，天天看着周围人白眼，日日感受良心煎熬，那是什么日子？现在适用死刑，一死了之，黄一川也算解脱了；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黄一川必须一死，这是被害人家属的最大期盼，现在公平实现，被害人家属满意了；

——若因精神疾病改判死缓，还得在监狱里服刑吧；服刑期间又伤人杀人咋办？现在别死缓，一死了之，监狱也解脱了；

——送精神病死缓犯到专门机构强制医疗？不行，“半疯子”人家不收，需要“全疯子”（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才行；“半疯子”也是疯子吧，也需要经常治疗吧。现在一死了之，监狱的相关医务科室和医务人员解脱了。

——黄一川的家属在报道中遁得无影无形，这下好了，直接死刑，以后探监也免了；也不存在出狱后担任其监护人，费钱费事，没完没了，这些麻烦都省了；

——若是判成死缓，被害人方不满意，保不准没完没了上访，一级一级司法部门、一级一级党政部门、信访部门，都紧张起来，从今往后的重点人、重点事，这是多大的麻烦？作为当地主事的，是不是一想起来就头大；现在好了，一死了之，有关机关和领导都满意了！

这最后的一点可能最重要，应是对“半疯子”杀人犯适用死刑最大的“价值”，也可能是推动该案死刑判决最大的动因。转一想，既然这么多好处，干脆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或公布为指导性案例，以后“半疯子”精神病人杀人，除未成年犯或孕妇犯，一律死刑多好。

甭想，慕公君认为，量谁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理由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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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像黄一川一样，在多个城市找工作都不顺，或者多次恋爱都不顺，或者人际交往出现严重障碍等，由此悲观厌世，消极颓废，时间一长，酿成精神疾病，不想活了，死之前还想找几个更弱的人垫背。这样的人，总体基数大吗？

本案中被害孩子已是4年级学生，其中谭某某同学由母亲张某某护送，结果谭某某被杀死，张某某也被杀伤，可谓防不胜防，保不胜保啊！

慕公君想，国家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总体统计？恐怕还没有，因为未见到这种机构啊，数据何来！有没有或正在采取相应对策？恐怕也没有！试想，如果这种人的基数还不小，幼儿园和小学数以亿计的孩子们上下学路上，随时可能出现这样的幽灵，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仅杀掉黄一川似乎意义不大。理论上说，即使黄一川不判死刑而判处死缓，基本上也是终身监禁或终身处于监管之下，因为他已暴露，已在社会的掌握之中。更有意义的是，社会是否应多些免费心理热线的NGO组织，让黄一川们能很容易找到咨询和发泄的地方，这些机构的存在也能帮助国家和社会来统计这种人的人数，为进一步制定对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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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一说前面提到的问题，国家立法或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为何不可能规定：“半疯子”精神病人杀人，除具有未成年犯或孕妇犯之“身份免死金牌”，一律死刑。其实道理很简单：用法律机器杀掉精神病人，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障碍，拿不上桌面，写进法律性文件中显得太low ，尽管“唯-纹”效果奇好，也不能为。

其实，本案一审判决所谓黄一川虽鉴定为精神病人却依然判处死刑的理由，即“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根本经不起推敲。对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就是鉴定其“作案时”是否患有精神病，而不是鉴定他“作案前”或者“作案后”是否有精神病，并进一步回答，他作案时所患的精神病是否影响了他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

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性意见只有三种可能：一是作案时患精神病，该病使其完全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力，即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二是作案时患精神病，该病使其辨认或控制能力下降，则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三是作案时未患精神病或者精神病未发作（为间歇性精神病），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正常，应鉴定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现在，法院一方面认可黄一川“作案时患精神分裂症，评定为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符合上述第二种），另一方面又称“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符合上述第三种），这等于既肯定了鉴定意见，又否定了鉴定意见，逻辑上是矛盾的。

7

废除死刑是一个国际大趋势，世界2/3的国家和地区或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即法律上保有死刑但一直不适用），欧盟国家全部废除了死刑，我国港澳地区为法律上废除了死刑，台湾地区多年判处了死刑而不执行，为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当然，各国国情和法律文化不同，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保有死刑，例如最为发达的美国有34个州保留死刑，人口第二大国的印度保留死刑，日本也保留死刑，因此，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保留死刑无可厚非。但是，那些保留死刑的国家，每年适用死刑的数量仅为个位数甚至几年一例，基本上只适用于命案，真正做到了最严格地控制死刑适用。

我国一直以来采取保留死刑但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我国的死缓制度就是减少死刑适用的重要措施，近些年来我国对减少死刑的适用，又做了不少新的努力，死刑罪名由原来的68个减少到46个，还提高了死缓犯缓刑期间故意犯罪执行死刑的门槛。而死缓制度的意义正在于，对于本该判处死刑的人，只要有一点值得同情和原宥的地方，就不要适用死刑，既体现国家对死刑的慎重，又引导人民敬畏生命，减少社会戾气。在这样背景下，一个“半疯子”精神病人，部分因为辨认或控制能力不足才杀了人，即使罪该处死，难道不应适用死缓？！

慕公君一直不理解，精神残疾者多痛苦啊，我国刑法对精神残疾犯的宽容程度远不如对身体残疾犯的宽容。对于身体残疾者，刑法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对于精神残疾者，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没有“可以免除处罚”的从宽规定，从宽幅度小了一大截。

需指出的是，基于精神病人行为能力不足，不可能组成一个类似于“精神病人协会”的社会团体，来维护他们自己的权益，国家和社会必须主动关注精神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这属于社会基本伦理和基本良心的应有范畴！

我建议，刑法对“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也应规定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同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的从宽幅度一致；同时还规定，“该类精神病人不适用死刑，但可以判处死缓”，因为对精神病人适用和执行死刑，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拷问。

其实，从制度上规定精神病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反而不会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压力，因为那是国家立法的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必须适用，而且所有精神病人犯罪都一样适用，被害方就能够理解，就不会因此找司法机关或有关党政机关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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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废除死刑，不是因为那些国家此类恶性案件少；统计数据还表明，废除死刑国家的杀人等恶性犯罪率没有明显上升，甚至还有下降。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杀人也是杀人，也是恶的行为，国家禁止他人杀人而自己却杀人是悖论的，不利于减少社会的戾气。

当然，废除死刑的国家，是以严格执行终身监禁或长期徒刑来保持刑法的威慑力的，我们在减少死刑适用的同时，也应严格落实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规定。

我国应该逐渐改变“迷信死刑”的观念。慕公君见到一则德国废除死刑前的故事：一名部长夫人见到司法部长脸色不好，说“部长好像一夜未睡的样子”。司法部长说：“您说对了，我确实一夜未曾合眼，因为我昨天签署了一则死刑执行命令，一个生命被我一笔钩掉，我感到自己是一名刽子手！”部长脸上露出强烈的自责感。

而在我国，首席大法官签署一批批死刑执行命令，可能并没有德国司法部长签署一份死刑令那样心情复杂。这种文化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废除死刑的路还长。

本文开头说，看到我国法院果断地对“半疯子”精神病人适用死刑，慕公君像看到阿Q上断头台前画圆的画面一样，心里五味杂存。相信读者诸君中，也有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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