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4月8日上午，在获悉永安城中的敌情及敌第十师已从归化撤回到将乐后，寻淮洲等决计开始攻打永安城。经与政委乐少华及参谋长粟裕等商定，决以红二十一师占据大湖、曹远、吉山一线，准备阻击来自西北归化（明溪）方向的援敌；红二十师进占贡川一带，迎击可能来自三元、沙县东南方向的援敌；以军团最精锐的红五十五团会同红九团围攻永安县城，具体攻城指挥交由参谋长粟裕负责。
当日，红七军团开始行动：红二十一师进占曹远、大湖、坑边、罗家山一带，扫清永安西北外围的敌军，并封锁永安市旧城西门外的步虹桥。红二十师沿沙溪河西岸向南挺进，直扑永安城北门外的沙溪河北岸，扫清外围敌军。红七军团红十九师以急行军，赶赴永安城东北18公里外的贡川一带。红十九师主力在贡川附近架桥渡过沙溪河后，沿沙溪河支流的东岸一路南下，扫清永安城以东及东南的敌军。然后兵分两路——粟裕率领红五十五团进至永安城东，与从西南面进到永安城外的红九团回合，着手准备攻打永安城的部署。寻淮洲则指挥红十九师主力掉头向东，攻打贡川镇。
贡川镇又名贡堡，其历史甚至早于永安城，是国民党军连接永安与三元、沙县之间的要点。贡川虽非县城却也有一道七米高的城墙，镇中敌军除第五十二师一个营外，尚有民团和大刀会一干人。幸赖当地民众的大力协助，红十九师于当日下午顺利攻占全镇。
4月9日，红二十一师拔掉永安城西的桥尾洋顶山土堡，全歼守敌一个排。永安城东北面的下渡、西坑口、黄竹洋、西营坂、黄山岭、新桥等地，则分别被红二十师和红十九师占领或包围。而永安城西南面的茅坪、上东坡、黄历、埔岭等地，则被红九团占领。至此，永安旧城已被团团围住。守城敌军为阻止红军攻城，烧毁城墙外围大片民房。
永安原名紫金县，别名“燕城”，是福建省的一个二等县城。旧城的东、西、北三面有河水环绕，只有南面是较为开阔的陆地。旧城的城池共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城北临沙溪河（永安这一段又称沿江），东西侧各有一条支流，城池外形呈南宽北窄的三角形。
永安县城（截自永安民国地图）
根据史载，这是红军第二次打永安。红九团曾于1933年10月攻打过一次，因事先走漏了风声，敌人提前做了准备，没有获得成功。此次打永安，寻淮洲等非常重视，攻城前做了周密的部署及准备。对于这次攻城战斗，粟裕有一段专门的回忆。
遗憾的是有着“三湘才俊”之称的“青年学者”张雄文，在对此战的描述中却出现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错误。粟裕晚年病魔缠身，回忆中有错误在所难免。但作为专门立传的作者，对基本的史实进行考证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可惜的是，雄文先生不但将粟裕回忆中的错误照单全收，而且还望文生义、见一写三，甚至借题发挥。
例如粟裕在其回忆录中说：“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注1）但此“鲁”非彼“卢”——粟裕晚年的回忆显然出现了混乱。鲁涤平是湖南人氏，1931年即从江西调往浙江任省府主席，1934年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涤平的名气，比福建土著小军阀卢兴邦要大得多。
可粟裕的这个无心“失误”到了雄文先生这里，竟然演变成了“鲁涤平在永安建有一个兵工厂，武器、弹药、机器应有尽有，全部成为红七军团的囊中之物。”（注2）！卢兴邦确有个兵工厂，但建立在其老巢尤溪，且早在1月5日就被红七军团和红四师给拿下了！雄文先生此举，显有移花接木之嫌。
在描述打破永安的具体过程时，雄文先生错得更加离谱——“他指挥部下将坑道挖到永安城墙脚下，攻城的突击队员埋伏其中。随后，他又挑选一批精悍的战士抬着一口棺材，伪装成出殡队伍，棺材里满满装的是黑色炸药。”；“战士们悲悲切切，吹吹打打，将棺材抬到城门口后突然引爆，城墙顿时炸开一个大缺口。埋伏坑道中的突击队员一跃而起，毫不费力地拿下了永安城。”（注3）
虽然这段描述基本引自粟裕的回忆，但雄文先生却不假思索地加以引申和瞎想。不客气地讲，雄文先生虽然文笔了得，但在军事常识和逻辑推断方面却显得十分幼稚。城墙都被震塌了，坑道还能幸免？埋伏坑道中的突击队员又怎么可能一跃而起！？
粟裕晚年因脑溢血及其后的脑血栓，记忆力及表达能力大不如前。如果能相关的史料记载及亲历者的回忆等比对印证，正确理解粟裕的原意并非十分困难的事。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难道国民党兵都是傻瓜，让红军将棺材炮抬到城门口引爆？！
实际情况是攻城部队大约11日前后才开始挖掘坑道，而且是秘密进行的。17日，为了迷惑守城敌军，粟裕指挥战士们伪装出殡，将两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吹吹打打，抬进坑道入口的那处民房里，然后将炸药一点点儿挪到城墙下面坑道尽头。
经军团长及政委批准后，粟裕于4月18日凌晨5时，下令攻城部队发起解放永安的总攻！城墙炸开后，部队从缺口处冲杀进城，各路登梯部队亦越墙蜂涌而入。至上午9点时左右，红旗终于插上了永安城。下午一时，战斗胜利结束！
根据《红色中华》1934年4月21日第178期第1版：“我军攻破永安城后，敌人束手缴械，计缴获步枪七八百枝，重机枪10余架，平射炮3门，迫击炮4门，无线电3架，俘虏敌官兵1000余人，国民党永安县长林翔（翊）及保安队队长均被活捉。”（注4）
战后，红七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报：“军委致红□军团全体指战员：我红□军团继续着东方战线的胜利，于本月18日攻下永安城，消灭了城内外的卢匪全部，缴获大批枪械，征集了大量资财，……军委特电嘉奖，……”（注5）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足以证明永安之战并非粟裕单独谋划的，张雄文费尽心机要将寻淮洲排除在永安战斗之外的企图是徒劳的。张雄文先生到底是何用心笔者不欲妄测，但从逻辑上推断，抬高粟裕贬低寻淮洲的意图已是欲盖弥彰。
此外，依据国共双方的史料记载，从寻淮洲接手红七军团军事指挥权到永安之战，即使将零零星星的小战斗统统算在内，也找不出像无张雄文断言的“惨烈的败仗”。那么后来呢？永安战斗之后红七军团，打的是否“多是惨烈的败仗”呢？
根据史载，永安战斗结束的当天，红七军团即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命其立刻赶往建宁支援红三十四师。第二天除留下部分队伍帮助红九团打扫战场外，红七军团主力从西面绕道苏区，急行军约五百华里，匆匆赶到建宁附近。
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刚刚打完广昌战役，为保证部队战斗力，中革军委对各个军团进行补充。根据史料记载，经过补充后的红七军团下辖红十九及红三十四两个建制师，共九千余人。依据后来军团部及红十九师共约六千多人推断，红三十四师似未得到补充。
5月10日，国民党军六个师分路向建宁发起攻击。红十九师加红十五师一个团接替红三十四师守卫建宁城；红一、九军团等抗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由北面发起的攻击；红五军团主力从正面抵御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从东面发起的进攻。5月16日上午十时，中革军委下令撤出建宁。红七军团撤向宁化、清流一带，红三十四师则划归红五军团指挥。
24日，红七军团经石城抵达宁化东部。第二天（25日），红七军团突然向东挺进！26日经归化（明溪）继续东进。一路急行军狂奔近二百八十华里，进抵到三元的列西附近。27日清晨，红十九师分四路由列西一带强渡沙溪河，攻击东岸梅列地区的敌军。
为阻击来自永安方向的敌援军，红七军团将红五十七团部署在三元以西、莘口附近，集中主力寻歼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军。守卫梅列的是敌四七九团李营，正当其拼命抵抗强渡的红军部队时，头天晚上由三元附近偷渡过河的红五十五团突然从侧背后杀到！敌四七九团李营只好丢下在碉堡里防守的一个连，狼狈沿沙溪河向东逃窜。
寻淮洲见状迅速做出部署，在命令红五十六团追击敌溃散的李营同时，命令红五十五团迅速抢占徐碧附近的高岩甫山头。红五十六团追至华孟附近，遭遇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五十六师工炮营。两营敌军会合后，随即向红军展开反击。
红五十六团边打边退，下午三时左右退到碧湖附近。这一带地势较缓，国民党军刚展开部队准备大举进攻时，红五十五团突然从碧湖南侧山丘上冲出！结果除少数外，敌工炮营及李营残部几乎全部陷入重围。战至下午近五时，敌军这两个营伤亡及坠入沙溪河溺毙的达600人以上，300余人缴枪投降，只有少数经羊口仔逃回沙县。是役红七军团大获全胜，缴获步枪800余支，轻机枪5挺，子弹9万余发和大批军用物资。
5月28日上午，红七军团没有继续东进，而是带着战利品掉头南下，一路经廖源、杜水、草洋、万代，于当晚在沙县的湖源村一带驻下宿营。红七军团之所以选择到这里休整，当然是认为这一带没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没想到的是，却与在莘口遭到红五十七团阻击后南下绕行返沙的敌二三九旅不期而遇！
严格说来，遭遇战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双方都有准备的遭遇战；二是一方有准备；三是双方都是偶然相遇。这场被国民党军战史称为“第八十师湖源之役”，是一场十分典型的第三种遭遇战。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由于必须在仓促间马上做出决策与部署，因此指挥员的战场感觉格外重要，犯错较少的一方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其时国民党军第二三九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生陈平裘，27日在莘口遭到红军阻击后退至杉口。当夜遵照敌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指令，以避战为目的撤出杉口，拟经湖源、官庄向沙县迂回收缩。大概是因为命令要求30日前赶到，该旅28日仅行进了不到八十华里，于下午三时左右抵达筠竹村左近，随即停下宿营。
是日，红七军团也只走了约四十来华里，上午进抵湖源乡后停止驻下，打算在这里隐蔽休整一下，然后再南下至大田西面的广平，视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湖源乡位于沙县的最南端，是群山环抱着的一块盆地，周边的大小道路四通八达。饶是如此，寻淮洲还是不敢大意，命红五十六团警戒哨放至龙头城一公里开外，一个叫峭头的地方。此处的西北方正对着一个名为南洋峡的地方，这一带山高林密坡陡，仅有一条小路通向山顶的隘口。
关于这场遭遇战的过程，国共双方的记叙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开战时间上更是相互矛盾。按照“湖源当地人，曾担任过湖源中心小学校长”邓赐友的说法：“……，5月29日零点30分左右，两军警戒部队的流动哨在盛坑岭一带不期而遇，从而触发了这场战斗。”（注6）但此说法，很难经得起时空的推敲。
综合有关著述及文章中的说法，这个“盛坑岭”位于南洋（峡）附近。从地图上看，“南洋（峡）”恰处于两军的中间位置：距离筠竹村约三华里，距离龙头城三华里多点儿。从地图上看，筠竹村的东南至南洋（峡）正对龙头城方向是一道山岭，远高于龙头城地域。因此红七军团对这个方向进行警戒并布置流动哨是必须的，但敌二三九旅大可不必——在峡口顶上设置警戒哨即可。按照军事术语，流动哨警戒巡逻（流动）的范围，是在两个或以上的固定哨之间。依据普通的军事常识，既然敌二三九旅不可能将岗哨（警戒哨）远放到南洋（峡）山下，又何来“两军警戒部队的流动哨在盛坑岭一带不期而遇”？
笔者综合双方的相关记载推测，29日敌二三九旅于八时开拔，向湖源方向前进。大约上午九时许，其前卫敌四七九团先头营之斥候行进到南洋（峡）山下，遭到红五十六团所部的打击！大概是因敌情不明，敌二三九旅旅长陈平裘命令四七九团在南洋（峡）山顶设置正面阵地，第四七八团向两边展开并设置阵地，旅部则停留在四七九团之后。
战斗打响后不久，寻淮洲等根据从俘虏口中获取的敌情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审时度势，当即做出相应的紧急战斗部署：以红五十六团从正面佯攻；红五十七团一营迅速占领南洋（峡）东北侧的植湖垄，截断敌退往沙县的道路；红五十五团由西南插至敌军身后，使其无法推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筠竹村；红五十七团二、三营及军团侦察营作为预备队。
遭遇战考验的是指挥员的战场嗅觉，以及随时根据战场变化做出调整的能力。相对于寻淮洲的清醒与睿智，陈平裘非但反应迟钝而且迟疑不决，在长达近九个小时的作战过程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战术调整，更不消说及时做出向前进攻还是后撤的决策。结果时至下午六时，红五十五团突然从其身后发起攻击时，敌二三九旅立刻乱了方寸！陈平裘先是指挥部队向东突围，遭到红五十七团一营及赶来增援的军团警卫连的顽强阻击！无奈之下，陈平裘只好带领旅部等，率先沿盛坑岭通往北面的一条小路逃离。
这一带山峭涧深，只有一座不大的石拱桥连接两边的悬崖。由于桥身狭窄又是唯一的通道，为防止退路被阻塞，旅部在桥北头架起机枪弹压。但此刻天色已黑，兵败如山倒的溃兵们争先恐后抢着过桥，即使机枪扫射也无济于事，不少士兵及官长都被挤下桥，摔下几十米的深沟里。据说还有相当部分为了逃命，从旁边的峭壁上往下溜，上边的草都蹭光了。
此战，红七军团以略多于敌军的兵力优势，克服仰攻及丛林作战等不利因素，歼灭敌二三九旅大部——仅俘虏就抓了八百多，保守估计敌方被击毙和摔死的至少在五百以上，跟随敌旅部逃走的不到一个团。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3门、步枪8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外加敌二三九旅的全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关文章及著述均将这次被称为“湖源战斗”的胜利，描述成是周建屏指挥红十九师打的，其依据就是《湖源战斗报告》。但笔者对此严重质疑！因为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其履历介绍来看，其时周建屏早已被调离红七军团。
根据时任红七军团作战科长王蕴瑞回忆：“后来十九师调往东线行动，师长周建屏调走，……”（注7）；“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3月任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注8）对此，国民党军的战史中亦有记载：是年4月“旧县之役：伪二十四师周建屏残部及其他杂色匪，共约五千人，四千余枪，……”（注9）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证明，周建屏在湖源战斗之前早已不是红十九师师长。
另据国民党军战史中的有关记载，5月29日湖源战斗爆发时，周建屏率领红二十四师正在连城一带——“我第九师于陷（三十日）进展至莒溪时，在莒溪南约五里高地，遇伪二十四师全部，与我顽抗激战三小时，……”（注10）从地图上测量，这个“莒溪南约五里高地”距离湖源仅空中直线距离，就在二百五十华里以上。
那么，其时的红十九师师长到底是谁呢？依据有关史料记载，寻淮洲到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周建屏已调离，其后红十九师师长一直由寻淮洲兼着——这从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中也可得到佐证：“李延年有（二十五日）电，据伪七军团投诚匪供：伪七军团十九师五五、五六、五七三团无师长，只有军团长。”（注11）
笔者依据普通军事常识推测，《湖源战斗报告》很可能是以红十九师的名义上报，而寻淮州上任后的人事安排又语焉不详，有著者想当然地以为红十九师师长一直是周建屏，加上之后的以讹传讹，湖源之战的指挥者就演变成数百里之外的周建屏了。
对于此战真正的指挥者——军团长兼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都只是一带而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大概是不了解红七军团此行除军团部及直属部队外，只有红十九一个师，红二十师所剩两个团正配合红二十四师活动于连城、汀州一带，广昌战役失败后，“以第三军团第六师和第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洲村担任防御”（注12）。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属是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第五次反“围剿”中表现特别英勇且有特殊战功的红军将士颁发红星章的名单中，红七军团共有六人获得红星奖章（五人获二等，一人为三等）。除寻淮洲和乐少华外，其他四人为红五十六团团长洪涛（二等红星奖章），军团作战科长王蕴瑞（二等红星奖章），五十七团参谋长夏忠兴（二等红星奖章），五十七团俱乐部主任张志坚（获三等红星奖章）。
那他们四人为何能获得红星奖章呢？实事求是地说，在红七军团之前的几次大的战斗中，这四人并无突出的表现。而在湖源战斗中，这四人表现特别英勇且立有特殊战功，为战斗胜利起到十分重要作用。不难想象，如果湖源战斗时周建屏确系红十九师师长并直接指挥，又怎会与二等红星奖章失之交臂呢？！
对于此次粟裕没有获得红星奖章，张雄文在其《粟裕为何没有得过红星奖章？》一文中进行过探讨，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负伤治疗耽搁；一是受排挤打击。”对于是谁排挤打击粟裕，雄文先生明确地指出系时任红七军团政委的乐少华所为。令人遗憾的是，雄文先生的推论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确实充分的史证。
根据“1933年7月9日，中央军委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三等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发给：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各方面军、各军区就其所属的红军军人，考察其有上述功绩的，限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将其事迹概略报告本委员会，以凭审核后，于八一红军成立纪念日，按其等次发给红星奖章。”（注13）
那么，红七军团到底是如何上报的？
根据“寻乐请军委颁三等奖给四勇士致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注14），红七军团上报的，分别为王永瑞（王蕴瑞）、夏中突（夏忠兴）、张志坚以及红五十六团机枪班长徐正生。最终徐正生未获批准，是否因其上报的英勇行为发生在其他战斗则不得而知。
从常理讲，军团长与军团参谋长只能有一人授奖，参谋长毕竟是辅佐军团长作战，更何况红七军团的战斗基本都是由寻淮洲指挥的。所以，除非参谋长粟裕的战功超过军团长寻淮洲，否则很难被中革军委授予红星奖章——这应该才是粟裕未能授勋的根本原因。
如果单凭战功，粟裕当然比乐少华更有资格。但雄文先生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出处见上文之“注22”）
按照乐少华自己的说法，除“永安战斗”和“湖源之战”外，获奖的原因还有“如170里急行军击溃卢兴邦；进攻归化城的敌四个团，我们共两千余人，包围了赤色归化；”（注15）。对此，时任红七军团政治保卫局检查科科员的龙跃也有回忆：“特别是四月间，我归化县城被卢兴邦匪部四个团包围时，城内我军只有一个独立营和一些县级机关，情况十分危急。红七军团奉命从一百七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出发援救，当天赶到归化，打垮敌军并消灭其一部，及时解了归化城的围。”（注16）
总之，红七军团此次深入到国民党军腹地进行的游击战争，作为军团政委的乐少华当然不会毫无作为，至少没有他点头，永安及湖源战斗不可能进行。而这两次胜利，使坐镇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大为震惊，不得不从围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中抽调部队回援永安、沙县、尤溪方向，企图对红七军团进行围歼。从战略上讲，红七军团徐碧、湖源这两次成功作战，部分减轻了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压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注释：
注1：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注2、3：均见湖南作家网，http://www.frguo.com/ 2016-08-03，《张雄文：战场上的粟裕（节选）》，网址：http://www.frguo.com/Info.aspx?Id=25360&ModelId=1
注4：见文献资料 -- 三明党史网 http://sm.zgfjlsw.org.cn/contents/11658/36755.html
注5：见《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181期第二版，网址同上。
注6：见《1934：湖源战斗令蒋介石大为震惊》一文，网址：1934：湖源战斗令蒋介石大为震惊 (2)--党史频道-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15637.html
注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2页。
注8：见王建英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924页。
注9：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180页。
注10：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196页。
注11：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211页。
注12：见《江西省苏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15页。
注13：见杨海峰撰 解放军最早颁发的全军性奖章：红星奖章(组图)_新浪军事_新浪网 http://mil.news.sina.com.cn/2006-07-21/0618385121.html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1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1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2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