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今天的日本史学界,存在一股暗流,有些日本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历史研究,篡改历史曲解历史,否认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影响,强调日本从古到今是一个大国,和中国是平起平坐、对等的国家。”韩昇对这股暗流做出了回应。
韩昇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副会长。长期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史和魏隋唐史的研究。出版《唐太宗治国风云录》、《隋文帝转》、《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盛唐的背影》、《苍茫隋唐路》等著作十余部。
“我和日本东京学派、京都学派的许多学者是朋友，在学问面前，我们还是要求真，不能套交情。”
1982年韩昇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留学，后曾任教于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关西大学，在央视“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盛唐的背影》《寻找曹操》《风云唐太宗》《中华家训》等系列节目；
1987年，首先提出隋炀帝时期南方官僚集团的崛起造成统治阶层内部分裂是隋朝灭亡的基本因素的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述，成为一说。
1990年起在《历史研究》及国际学术杂志发表系列论文，运用考古新发现材料，论证日本佛教是在四世纪前后首先由中国传入，推翻日本学术界认为佛教于六世纪中后叶由朝鲜传入的传统见解。
1995年出版《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专著，在国内首次全面研究古代中国前往日本的移民这一重大课题，论证魏晋时代中国人经由朝鲜移民日本的过程，研究其迁徙过程、在日本的存在形态及对中国制度文化移植上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专文，评价此研究为“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该研究还入选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
1998年出版《隋文帝传》，对隋文帝生平事业、“关陇集团”说、隋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等重大问题系统提出新见。创获良多，荣获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倍受瞩目。
本文为张英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的独家专访之二，首次发表，禁止转载。
中国人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张英：在中国古代史部分，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韩昇：我认为大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的三国以前。日本从一个渔捞的民族，受到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长江下游水稻种植技术传播到日本，慢慢变成一个农业民族。这个变化大概发生在2200年以前，日本从绳纹文化时代到弥生文化时代过度的时期。根据今天的DNA调查，显示水稻的种植技术是中国的东北民族移民带过去的，把朝鲜半岛和日本变成了农业社会。
第二个时期从三国开始，一直到唐朝为止，这是日本的国家形成时期，因为隋唐时期动乱，促使大量中国人外逃，当时有100万以上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去，把中国文化带过去，让日本从各个部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时日本和中国有两三百年没有交往，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唐朝军队去灭百济和高句丽，日本派军去救百济，双方打了一仗，结果日本全军覆没。这一仗日本称为白村江之战，中国称为白江之战。
这对日本的震动很大，日本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不敢和中国交往，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地建攻势，怕唐朝军队会顺势把它灭掉。直到唐朝一再向日本表明无意入侵日本，日本觉到唐朝国力太强大了，从政治、制度到文明、法制都很强大，因此日本洗心革面，全盘向唐朝学习。
第三个时期是唐以后的时期，日本进入了武士幕府时代。当时中国不希望日本经常来朝贡，因为朝贡的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了。另一方面日本不想向中国称臣，中国也不重视它，唐以前中国和日本是册封关系的，唐以后中国就没有再册封过日本。官方不来往，但民间的交往非常密切，日本的经济技术文化还是在学中国，同时日本也向中国输出产品，一直保持到近代。
张英：日本向唐朝的学习维持了多长时期？
韩昇：日本对唐朝的学习从开皇年间派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一直到五代的时候结束，整个学习时间长达300年。当时大的代表团人数达600人，来学习的什么人都有，从官员、留学生、僧人，完全是全方位的学习。因为日本人喜欢搜集情报，所以今天日本唐朝的情报搜集的很完整。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留存下来的唐式建筑，在日本奈良的平城京，整个建筑设计跟长安城一模一样。
我写了一本《正仓院》，日本正仓院的文物跟中国同时代的文物相比，中国皇室的东西基本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唯一发现的文物就是法门寺。但是法门寺的文物是武则天祭祀留下来的，价值和品相比正仓院的文物差。因此，正仓院的文物代表唐朝文物的最高水平。日本的这些文物代表着唐朝皇室的水平，它不是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都是在朝贡时唐朝皇帝下赐给他们的。
张英：也就是说，唐朝之后的日本和中国的官方交流就终止了。
韩晟：日本政府派遣唐使的成本太高了，和今天一样，政府做的国家行为基本上都是劳民伤财的、没什么成果，反而是两国民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效益非常明显。从唐到清，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规模相当大，宋代的时候远远超过唐，到了清朝更是达到历史顶峰。
后来因为民间的交流规模太大，大到中国有点受不了，所以有段时间，中国封海不让日本人来中国，日本商人开始武装闯关和中国沿海商人做生意。同样，为了商业利益，大量的福建人冒充倭寇，组成海上商帮，占据荒岛，往返于中国、日本之间。
在古代的时候，日本的大量的能源、物质都来源于中国，技术、文化也依赖于中国，所以他必须和中国交往。
张英：双方输入的物品分别是什么？
韩晟：我看的宋代历史资料里说，日本输往宋朝的商品最大宗的是木材、硫磺、刀，因为宋朝总是挨打，它进口硫磺、刀具，都是用于战争。中国输过去的都是丝绸、布匹、大米等日本需要的物品。
中国从明朝开始确定货币为白银，日本人就开始开矿生产白银，用白银和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中国将近一半的白银来自日本，日本生产的银被明朝基本上吸空了。
后来在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曾派大量的人到上海来把白银吸回日本，试图想破坏中国的货币制度，让中国近代货币建立不起来。
张英：在人口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有哪些方面？
韩昇：最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思维模式。古代中国的所有文化造成了一种中国的价值观、社会道德观，从政治制度到法律，从文化到民俗，这个东西等于规范了日本，也规范了朝鲜半岛。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韩国人跟中国人大致相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像东方讲孝、西方不讲孝，有了这个孝，所有的制度法律都出来了，对于不孝的惩罚，政治制度里面的长幼尊卑，都是根据道德来制定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作用。
日本不是一个好学生
张英：井真成的墓志铭上提到了日本的国号，这个国号是中国的皇帝赐的吗？
韩昇：《唐书》有记载，它是作为一个传说，说武则天赐给日本国号，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包括《两唐书》的记载里边也说是传说。这个没办法做定论。
在井真成的墓志之前，台湾学者叶国良在台湾发现一块墓碑，比井真成的墓碑大，官职也高，时间还要早四十年，上面也正式提到“日本国”。从这个墓志的出现来看，武则天赐给日本国名的说法大概不能成立。
日本国号应该还是日本自己取的国号，北京就是当时日本向中国学习，都在向高雅攀附。中国的名字都很好，日本的名字是我们起的，叫“倭国”，“倭”是什么字没人搞得清楚，字典也搞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也不会是太好的字。日本就自己改国名，他们觉得太阳从这里升起，日是太阳，本是家乡，太阳的家乡就是日本，这样字又很好听，所以就有了日本国。
张英：你写过一本专著《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您怎么看民间流传很广的徐福东渡的传说？
韩昇：我这次在京都做的演讲就是讲徐福。从中国的文献记载，徐福是一个方士，确实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出海，没了，就此记载中断。因为中国的史官是很严谨的，他没有再回来。
后来有各种传说，说在这个洲、那个洲还有徐福存在，有趣的是后面日本和韩国承接了徐福的传说，发现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背景正好附会徐福传说。
徐福他到日本去以后，自称是秦朝后人，秦这个姓在日本现在还有很多人姓。所以姓秦的人现在也愿意说他们就是徐福的后代。这个现象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民间有这种传说。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航海技术非常好，韩国的济州岛也是在中日韩的交通线上，济州岛也在祭拜徐福。日本从九州的门户佐贺到贺歌山这一条线也都是徐福的遗址，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被DNA调查技术证明。
张英：有人也把中国古典的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进行比较，认为日本人学歪了。 《战国策》里对士的理解是：如果你这个皇帝好，我就好好为你效劳，但如果你这个皇帝是残暴的，是对人民不利的，那我为了天下可以把皇帝杀掉。
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唐雎、荆轲这种人，士可以反暴君帝王的。但士道传到日本以后变成了武士不反皇帝，变成了一种愚忠：为了皇帝可以牺牲生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昇：日本文化里面确实吸收了许多中国文化，但他同时也进行了日本式的发展和改造。从武士时代之后，中日两国就走到相当不同的路上去了，我们只看到表面的相似，却没有看到内在的不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到文化思想，两个国家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北魏以来，一直国家控制社会。后来出现了均田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归属国家。日本历史上也出现了这个转型，但他转型以后走了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路，直接进入庄园经济，庄园的势力发展越来越强大，到后来警察是不能进入的，日本的封建制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天皇下面有一个幕府，再下面是一个个独立的庄园。庄园主就是武士，武士和幕府建立起一种主从关系：我要为你去死的关系，你有保护我的义务。这种封建制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私有权。
这一点日本和欧洲很像，发展起来很完整的私有权，社会成为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相对分隔。庄园和下面的人是主从关系，他对我忠，这个忠是用义来规范的，如果下人背叛不义，会遭到整个社会的谴责。所以，直到今天，日本人很怕被集团抛弃，那样会无地自容。
如果这个集团不要你了，那个集团也不会要你，整个社会都不会要你。这时候，你就要为主人去死。所以到今天，日本还在宣传那个“忠臣藏”，下人为受屈死亡的主人报仇，要洗刷主人的冤，哪怕是犯上作乱，我就起义了。这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日本文化里很讲究“义”，比如他们对关羽的推崇就特别有意思。在日本的社会结构里，天皇是最高的那一级，是不可变动的，这是前提。日本的天皇基本上是没权，只是个象征，它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神，众望所归，对日本的国家发展很重要。一旦行政体系运转出现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最终的权威：天皇。
千百年来，日本的天皇一直没有变过，他下面的政府一直在改朝换代，一个幕府一个幕府在轮换的。
张英：你还得出过一个结论，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这个结论有论据吗？
韩昇：我在整理史籍记载时发现，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不是日本学者说的一两次而是多次。最早在日本的中国移民保存了佛教信仰，到了6世纪，通过朝鲜（百济）的途径，又向日本传入了中国南朝的佛教，因为百济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日本的佛教传播有民间传播，也有官方传播，在这两个传播中间，日本的研究者始终没有去研究民间传播。
我的研究是从移民的史料研究上得出的，近年日本考古发现大量的铜镜，铜镜上是三角缘佛兽镜，时间大概是3到5世纪，比正式官方传入6世纪的说法早几百年，这个发现证实了民间传入佛教早于官方传入。
张英：但中国的佛教传到日本也走了样。
韩晟：我做过一个日本镰仓佛教的研究，镰仓佛教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佛教是越来越强调自立成佛，你如果你不修行，谁也救不了你，成不了佛。最后是佛救你，但前提是你自己要努力，还是自己解救自己。发展到禅宗，就有自我成佛了。
而跟日本武士庄园时代同步的佛教走上一条完全跟中国不同的道路，你这个人不管怎么努力，永远成不了佛。你只有全心全意的皈依佛祖，佛祖才能把你升天，你才能成佛。所以你要完全地依靠佛祖，百分百的他立成佛。
在宗教里面自立成佛就是中国，他立成佛很多，基督教就是他立成佛。日本居然把中国佛教发展成一个他立成佛的宗教，在日本是信徒最多的是净土真宗，它里面就否定自立成佛，而且自立成佛的人会下地狱，聪明的、有知识的人修佛都不行，必须是傻瓜、犯罪，觉得自己满身罪恶，全身心的信佛把自己交给佛祖，佛祖就会保佑他。这一点和基督教很接近。
因此，发展到近代的时候，日本的私有权和这种文化使日本可以迅速向西方靠拢，模仿得特别成功。而中国靠近西方却很难，因为中国私有权被削弱了，而且自立成佛的这种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格格不入。尤其到了近代，中国被西方打倒之后，整个文化自信也被打垮了，好像我们不跟西方一样，我们就是落后。
张英：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它和西方几乎没有发生过对抗，而中国和西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代价惨痛。
韩昇：所以我们还在格物致知的时候，它已经兰学进来去研究技术了。我觉得中日文化的差异在武士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镰仓幕府以来，武士统治的时期已经越走越远了，日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像西方了。
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喜欢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突出了一种偶然性。历史是有偶然性的，但是它后面有一些基础性的变化，这个如果我们看不到，只讲明治维新是不对的。
因为明治维新的很多理念，中国也搬过来过，也要实行，但都失败了。甚至清朝的光绪皇帝都曾经想要聘伊藤博文做顾问，我们也要富国强兵，也搞洋务运动。但到后来，日本洋务运动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
张英：为什么？
韩昇：日本这个民族学东西一定要学到像。甲午战争前夕，最讽刺的是给中国人造海军舰艇的是法国技师，他们在上海造完了船，接着被日本请过去造军舰，最后打仗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却败给了日本海军，我们的大炮炮弹居然是用沙子造成的。
中国人有时候就学个形式，就开始觉得人家不行了。我们有一个文化的自负，所以我们很难彻底学像一个东西。只有唐朝是一个例外，当时的皇帝都有外族血统，所以他们没有心理负担，学得非常好。
日本为什么总想侵略中国
张英：从福泽裕吉的《唯命论》开始，日本民族开始走弱肉强食的发展战略，这个趋势在三百年里没变过。为什么有这个巨变？
韩昇：我们对福泽裕吉存在某些误读。我们讲他的文明开化，总是往好的文明方面去理解。实际上福泽裕吉讲文明开化，最重要的是要设定一种野蛮，这种野蛮是要克服要征服的，所以要解放要改造，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他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所谓的西方列强。
日本要跻身世界的列强，完成的使命是要对落后的、愚昧的亚洲进行统治。所以，福泽裕吉的理论是日本整个侵略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我们把他误读成向好的文明发展的理论，不是这么一回事。
日本后来的思想家里面，走扩张侵略他国这一条路的基本都是继承福泽的思路。这是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的对峙，野蛮一定要被消灭，理论上是要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这个理论是福泽建立起来的。包括后来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日本很多侵略思想就从这里出发的。
张英：日本受中国影响那么大，为什么总想侵略中国？
韩晟：日本近代一直要通过否定中国来获得自我的解脱，他一直说中国和日本不存在君臣关系，实际上是存在的。比如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整个文化是在中国强烈影响下，一直到莳学的阶段，朱顺水去又给了日本强烈的影响，整个江户时代的汉学都是这样。后来兰学进来了，荷兰、葡萄牙文化进入日本，当他后来看到中国被西方打败的时候，日本人认为，中国被打败因为中国是野蛮的落后的，所以选择了离开中国。
发展到一定的高峰时间，他甚至想取而代之，试图取代中国、神州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就是中国衰落了，日本就是另一个中国，既然汉人被满族人打败了执政几百年，那日本人也一样可以打败你统治你。
张英：靠武力解决一切。
韩晟：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日本的民族性里有非常不好的一点，它完全是以武力、实力来决定对错胜负，他们认为弱者就是该被欺负的。像我接触一些日本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他们在解释日本为什么不向中国道歉时说，“你们一定要知道，日本从来没有被中国打败过，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对中国道歉。”
我遇到的很多日本人都有这样的思想。他们还说，“日本为什么一定要向美国道歉，因为我们被美国彻底打败了。胜者就是道理，弱者就是没有道理。你中国要日本道歉你有本事把我打败，打的一败涂地，我一样会向你道歉。”
这很荒缪吧？从历史上看，也确实如此。中国的唐朝把日本打败了，日本就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学习，学了好几百年，一直到近代，日本都是以中国为师；另一次是二战时期被美国打败，它也心服口服，一直在向美国学习和模仿。日本文化里有追强追好的一方面，完全以实力判定正确与错误。有了这个观念以后，他对弱者就从不手软。
所以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本其实不太讲正义，他讲的是实力，解决问题，完全是成则王侯败则寇。因此，日本也有很可悲的一面，这个民族很勤奋很刻苦，但这个民族一直没有办法成为亚洲的领导，因为他都是以实力来定正确错误，却没有让其它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化。它也没有这样的胸怀。
张英：从时间上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持续了漫长的时间，1874年，日本以日本人被杀为名进攻台湾，索要清朝赔款；1875年派船到朝鲜近海测量找借口，进攻朝鲜江华岛，1882年制造了朝鲜“大院君之乱”，1884年再次制造“朝鲜事件”，1895年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逼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1904年在中国境内发动日俄战争， 1934年在中国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真的是蓄谋已久。
韩昇：大家可能没注意到，日本从丰臣秀吉以来，它准备侵略中国的思想就确立起来了。丰臣秀吉打打朝鲜，其实就是为了进攻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的飞机和轮船，日本是个岛国，生产资源有限，它四面环海，地理位置非常不利，它需要的很多资源只能来自大陆，想要有大的发展，它必须取得对大陆的控制权。所以在丰臣秀吉时代，国力强大以后，丰臣秀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占领中国。这个路子在日本一直被继承下来，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治领导层就两种思路，一种就是向东发展，一种就是向西扩张。而且海军和陆军的想法不一样，陆军就是想征服中国大陆，海军就是征服西方。日本海军跟陆军要走的路不同，它只能走一条不能走两条路，但是他们就分开了各走各的路，陆军侵略扩张的步伐是往中国走，朝鲜、中国台湾和香港，最后是占领中国大陆；海军侵略扩张的路是往南走，从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一路打到美国的珍珠港。
日本要征服中国有几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要有大的发展，必须夺取资源，确立日本的不败之地。二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它树立一个信心，想要成为亚洲的领袖。在它看来，亚洲国家都是落后野蛮的地方，它统治亚洲就是在解放亚洲，让亚洲成为日本这样的文明之邦，这就是福泽的理论。
日本一边想当亚洲的领袖，搞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办法面对复杂、矛盾事物的能力。比方说日本一边喊着要解放亚洲，另一边却又在掠夺亚洲国家的资源，这两者事实上相互冲突的。所以在面对复杂问题的处理上，大国和小国就完全不一样。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整个国家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矛盾，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政治领导层会形成驾驭全局的能力，日本没有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
再比如日本的二战行动，有相当多的战争是各种利益集团发起的，而且在在一条路上狂奔，从满洲国的建立到卢沟桥事变，都是在日本外务省不同意、陆军下面的青壮年军官群体发动起来的，最后日本政府和天皇才给予承认。哪怕是这些战争和它的总体战略相矛盾，但当它在从这些战争里获得了利益后，当它拿到了这块肉，我要不要？我一定要，就这样整个国家被一步步被拖到危险的境地。
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日本军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的战略，即由北往南征服中国。但中国的蒋百里发现这一点后，他就对蒋介石说如果抗战由北往南打，中国必败无疑，中国一定要拖着日本由东往西打，因为中国的地貌往西是山地，中国还有可能坚守，所以最后才有了蒋介石不惜代价打上海抗战，这一战改变了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就真的变成了由东往西走，最后陷入长期的拉锯战，最后走向了失败。在战略的较量上，当时的国民政府比日本政府胜了一筹。
去年的8月15号，我特意去了靖国神社，那些右翼分子还有当年那种思想，他认为日本是在解放亚洲，征服野蛮，先进国家统治野蛮国家，像那些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人本来就是该杀的。所以他到现在仍然不为二战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认罪，他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很多日本右翼政客还有这样的想法。
张英：在中国影响日本的同时，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后，从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这个过程是怎样开始的？
韩昇：日本有一种很清楚的文化战略，它希望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国家，所以它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希望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去能够把中国改造成一个亲日的国家，这个意图是比较明显的。
这些大量中国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到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从改良到革命，从留学生到革命家，什么人都有，从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在日本留学。
包括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清政府的组织都躲在日本；同时日本在外交和经济上也和清朝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清朝当政，日本有很多事情要和清朝解决，表面上看这又是一个矛盾的行为。
但是，日本有一个文化传统，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室町幕府很乱的时候，日本群雄并起，不知道谁能最后得天下，当时每一个家族为了保证自己家族能够延续下去，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让家族的子弟各参加不同的组织派别，虽然这些子弟在战场上是对手、敌人，但不管哪一边取胜，这个家族都不会灭亡，可以延续和生存下去。这个举动好像是在押宝吧，但是它很管用。这种现象在日本群雄割据的时候是常见的。
所以日本当时对清朝也采用的是这种押宝的做法。孙中山可能胜利，我就押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他也押宝的，还大量借款给他们。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无论那一派掌权，我都要能够影响你，并且让你被我牵着鼻子走或者跟着我走。
而且日本不光扶持孙中山，也扶持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的反动派领袖。他扶持的是他认为可能可以成事的，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不会扶持。
这是他一个总战略，把朝鲜半岛、蒙古占领，控制了台湾、东北（满洲国），再把华北这几个地方再一划，还有把东南亚一带占领，他基本上就是控制整个亚洲。
张英：也有日本人抱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遭他国侵略，但中国人都淡忘了，却对日本不肯原谅。
韩晟：我最近在做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李鸿章当时也跟日本讲过，亚洲是一体的，中日是唇齿相依的，今天中国战败了，中国可以赔款，但是希望不要割让领土，这会种下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无法消解。
但是日本人听不懂，日本太希望得到这些领土了，太在乎这些现实利益，只要是能吃下去的肉他都要吃，即使以后他要下地狱他都要吃。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列强也侵略中国、也打的很厉害，但现在中国人已经很淡忘了，他没有这个伤痕。
甲午战争的结果，中国虽然很痛，但也意识到了日本为什么一夜之间变得这么强大，有一段时间非常诚心去学习日本。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政策，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甚至当时光绪准备聘请伊藤当顾问，以推行新政。没想到慈禧发动政变，改革以流产告终。
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大部分都跟日本有关，即使台湾割让给日本我们也在学习日本，但当你为了占领整个大陆，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仇恨就是因为抗日战争结下来的。
这个问题日本始终没有认识到，所以他们对中国战争的反省没有诚心诚意进行反思和道歉，中国也始终不肯原凉日本，这个问题将来祸害的会是日本不是中国。
张英：今天的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韩昇：日本是一个小国，对庞大的中国非常的不自信。在1990年以前，日本充满自信，因为中国和它的差距太大了。当日本有自信的时候，他可以支持中国，资助中国，希望中国不要乱，因为中国出现混乱，会给日本带来不安定，比如难民这一类的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特别是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极度恶化。而且中日关系的这个恶化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两国政府之间吵架，现在是民间之间的仇视。
你要到日本去了以后你才会知道，日本人现在对中国人是非常恐惧和怨恨。这种怨恨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日本是通过否定中国来建立自我的，如果中国崛起，他否定中国建立的自我就瓦解了。这几年日本一直在重新寻找自我，它应该是亲美还是亲中国。几任首相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包括现在的首相鸠山，他也举棋不定。日本接受中国的崛起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直到他能建立新的自我。
现在，日本的民间反华情绪很强，国内的媒体报道也不客观，什么民众亲中国，这是假的。日本民众现在害怕中国，他们总觉得你太强大了，因为不自信就想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国家。
像日本大学里有很多研究机构都在进行“如何让中国分裂”的研究，像李登辉的那个中国七块论就是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把中国割成七块甚至七十块，日本会觉得非常自信，因为日本单独对中国的某一省是有优势的，对一个中国是没有优势的，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现在的许多研究都是如何分裂中国，如何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这种研究进展的相当多。
这十年，中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低于中国增长速度的日本在一旁妒忌地看着，吃醋吃的咬牙切齿，他害怕中国的强大。中国人根本不理解他们的心态，因为我们正在发展和膨胀的过程中，不知道他们有多难受。通过这样的角度看日本，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够理解了，我们就能找到怎么和他相处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