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古代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但科举成为制度则是人才选举制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越南在独立之前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是被纳入中国科举考试地域范围内的。越南在其独立后显现出了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律，以汉人自居的越南人，将科举制度长久的保留和继承了下来。在科举年代，越南政府不断学习中国科举制度的经验，完善越南科举制度的发展体系，并依据本国国情创造性的发展了科举制度。

一、北属时期的科举制度

越南北属时期，是科举制度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具体来说，是随着中国唐朝时期施行科举制度而开科取士。

当时的越南作为中国的属地，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曾从属于中央政府实行科举制度，具体来讲就是唐朝时期的贡举制度。

中越典籍对这段时期越南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均有介绍。唐代，“尝贡进士明经者，李琴、张重、姜公辅是也”。隋唐时期，现在越南的中北部地区也“应诸色乡贡”，会昌五年（845年），“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

可见，早在唐朝时代，越南地区的士子就已经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参加由中央组织的科举考试，并且对越南地区选送进士名额有具体规定。

参加中国科举考试的越南士子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如爱州日南人姜公辅“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五代战乱时期，“安南士人就无法参加中原科举了”。

二、李朝时期，科举制度开始初创

这一时期，越南正处于国家独立初期，各项政治制度的创建百废待兴。

李朝政权具有强烈的摆脱中国控制和影响的独立意识，但是以儒学为思想精髓的科举制度发展缓慢，跟佛教在此时期仍十分兴盛有很大关系。

中国宋代时期，“安南立国，李氏设科举法，三岁一选，状元、榜眼、探花郎，为典故，给章服、騶从，以荣其归”。

我们从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知道，越南科举首次开科取士的时间是李仁尊太宁四年（1075年），“选明经博学嘉定（今嘉平）人黎文盛中首选，入侍学，此本国科目之始”。

这一年被古今中外史学家公认为是越南独立后科举制度的起源时间，比中国晚了近500年。李朝在借鉴中国科举制度的同时，又具有自身国情特色，以使其自身文化区别于中国，究其原因是其“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强烈独立意识和文化上对中国文化的依赖性这一矛盾心理”造成的。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的成果，李朝存在了214年，仅开科4～7次。其开科科目主要包括进士科、试儒佛道三教、试文学者、试太学生等，其中试儒佛道三教、试太学生是具有越南特色的科举考试科目，这是适应越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结果。

直到1139年，李英宗时期，才开始举行殿试，比中国晚了450年。虽然这一时期，佛教在广大越南社会基层中，占有支配地位，但儒教的影响在不断抬升，古代越南学者黄高启认为，“儒教自孔子始，内属时期，国人已知学汉字读华文，迨至李朝立文庙，行科举，上流社会云集旗下，其范围乃直与支那无异云。”李仁宗在位时期，是李朝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开始试儒学，选拔儒学人才。

终李一朝，科举的开设是间歇性的，开设时间很不固定。科举制度自此始，但这仅仅是越南统治者的一种尝试，并未步入科举制度运行的正轨。

三、陈朝时期，科举制度步入正轨

越南学者称陈朝时期，“学习制度和科举制度越来越有条理和正规化。国家在京城专门为贵族官吏的子弟成立了国学院，随后扩大到儒士也可以入学。各路、府、州也逐渐设置了培养官吏的学校。除了公立学校外，许多儒生还在农村里成立了私塾。科举条例和各种学位得到正式规定。”可见，陈朝时期，科举制度获得重大发展。

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二月，始开太学生科，取中格者5人，以三甲定高下，“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缶。第三甲陈周普”，这是越南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陈朝统治者探索自身人才选拔机制的一种尝试。金旭东根据相关史料统计，陈朝“共开科十四次，取士337人”，但由于“太学生素质下降，试太学生流于形式”等原因，太学生科逐渐衰落了；陈睿宗隆庆二年（1374年）设立进士科，太学生科的地位随即被取代。

陈朝一代，参加科举的士人仅仅限于中央举办的学校，虽然后期开始对全国儒生开放，但收效甚微。另外，越南当时儒佛道三教并行，其中佛教曾相当兴盛，致使以儒教为特色的科举考试在陈朝时期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进士科的设立，使得科举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一点是应当值得肯定的。

四、李陈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为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到1788年黎朝灭亡，期间经历了黎朝统一时期（1428～1527年）、莫朝时期（1527～1592年）和郑阮纷争时期（1592～1788年）。黎朝一代，政治局势由统一走向纷争，整个黎朝古代社会制度也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而在黎圣宗统治时期（1460～1497年），越南古代社会处于鼎盛时期，科举制度也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

终黎一朝，除开设进士科以外，还开设了宏词科、书算科、士望科等制科科目；在黎朝后期，还开设了武举。

黎朝科举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阶段为黎朝统一时期，是黎朝科举制度建立、恢复、发展、完善的时期，科举制度达到极盛；第二个阶段是莫朝时期，政局的动荡使得黎朝无心科举，莫氏为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及笼络士人，仍在正常开科取士；第三个阶段是黎朝中兴以后，南北阮纷争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科举取士始终未能恢复到黎初的繁盛状态。

据越南学者吴德寿统计，黎朝（包括莫朝）“共开进士科126科，取士2278名”，是“越南进士科考试的繁荣时期，其中又以黎圣宗时期为盛”。黎圣宗在位时期（1460～1497年），开进士科12次，取士501人，平均每科取进士41.75名，占了黎朝取士总数的22%。

他为越南科举制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光顺七年（1463年)初定三年一大比之制，后成为定制；颁布了一系列乡试、会试条例；洪德十五年，更改三甲名称，将状元、榜眼、探花改称为进士及第，正榜改称为进士出身，附榜改称为同进士出身；开始有了立进士题名碑的传统；规定了乡试的入场日期；提高了乡试考试的重视程度，命翰林院官充任乡试考官；规定了进士中第者的授官品级。

黎圣宗时期的这些改革措施为后人所继承，成为越南科举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正如史籍所载，“黎朝文明之详，科目之政，肇于顺天，始于大宝，行于太和，而特盛于洪德也”。

黎朝科举考试以进士科为主，基本上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又称秋试或秋围，于子、卯、午、酉年秋举行，考试方法基本上实行四场试，“先暗写一场，谓之汰冗。第一场经、传义，共五道；第二场诏、制、表；第三场诗、赋，诗用唐律，赋用古体《骚》、《选》；第四场策一道，问以经史世务”。

会试，又称春试或春围，于乡试后第二年举行，考试内容基本上和乡试内容一致，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比乡试要高。殿试在会试后举行，实行不黜落制度，但有时也黜落。

越南科举制度在黎朝时期达到鼎盛，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制科、诸科、武举考试成为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期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借鉴宋元明清的科举制度，在此基础上而有所创新。

然而，随着古代社会制度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并不断蔓延，如景兴十一年(1750年)，以钱代考的办法“通经钱”悄悄的进入越南科举的政治舞台，制度的腐败，加速了科举制度弊病的暴露。

西山王朝时期（1778～1802年）也曾开科取士，据越南学者丁克顺研究，西山朝“但于科举几无所为，仅举行了一次乡试”。据陈重金记载，在科举举行之时，“常命考官出字喃试题，并命考生以字喃作文答题。”他对西山王朝这种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字喃的做法持肯定的观点，认为“当时有许多人尚不了解此举的深远意义，而认为是西山帝以苛政压迫人民”。从越南学者的研究可见，西山王朝时期确实举行过科举考试。

五、阮朝时期，是越南科举制度的一个继续发展时期

阮朝立国之初，并未立即开科取士，而是直到嘉隆六年（1807年）首先乡试科考试，明命三年（1822年）开会试、殿试考试，至于武举和制举的开设则更晚，均在嗣德年间开设。

首先，嘉隆帝阮福映时期，是阮朝科举制度的恢复时期。

1802年，阮世祖依靠武力平定了西山起义，统一了全国。建国之初，国内政治腐败，纲条废置，不得不在内外政策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在人才的选拔任用方面，当时的状况是“朝中首要之官，为五军都统，且南北两城总镇也全是武官”，所以他也意识到文治和武功有所不同，需要选拔一些“贤者智能”之士来管理国家事务。阮世祖自知治国之道，首要的是“有学术科举之策”，所以他“日夜思虑国内学术科举之事”，并最终于嘉隆六年（1807年），首开乡试科。

其次，明命帝阮福晈时期，是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

阮圣祖明命帝阮福晈在位期间（1820～1841年），以中国清朝制度为典范，在科举制度方面仿效“天朝上国之制”，在继承阮世祖时期的科举制度的同时，又有所改革和发展，使阮朝科举制度走向严密化、规范化。

在乡试的基础上，于明命三年（1822年）初开会试，之后开殿试考试，完善了科举选士的等级考试制度；改六年一试为三年一试，但考试方法和内容多沿用世祖旧制；明命十年（1829年），会试增加了取士人数，其表现是学习清朝科举做法，另设副榜，并立即授官；命派往清朝的人士多买书籍，颁布士林；明命十三年（1832年）八股文被引入越南科举考试的舞台。科举制度在这一时期，日趋完善。

第三，绍治时期，开科取士最为频繁。

绍治帝阮福暶在位七年（1841～1848年），对越南科举制度的发展多有建树。陈重金这样评价宪祖皇帝，他“生性温和，不喜欢惹事生非，也不像圣祖那样果敢”。绍治帝阮福暶即位之初，便颁布御旨，“令地方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充分表明自己“重儒好士”之志。他在御旨中反复强调了重视人才古已有之，“自古圣帝明王之治天下，必以求贤听言为先务”。

他特别重视学习中国的文化，企图从中国的治事之方法中吸取有利于越南发展的经验。指出“尧之设旌立木；舜之明目达聪；禹悬五音；文询入虢与汉宋盛世皆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咨询治道，维辰贤臣硕辅。”奇才异行，多出于国家对人才不拘一格的任用，以此“治功鼎盛，国家兴隆”便指日可待。

第四，嗣德帝阮福时时期（1847～1883年），科举取士达到鼎盛。

此时期，国力羸弱，“纵有改革维新之想，也来不及了”。翼宗皇帝是阮朝一代最为博学的皇帝，“帝性仁孝而聪敏好学（在潜邸无他嗜好，惟博究经籍，日以继夜，百家诸子之书无不批阅）。”

他十分重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设立育德堂，给皇子们讲授四书五经和诸史学。他“留心科甲之事，改革科举，增开雅士科和吉士科，以选拔文学之士，出来做官”。

此外，这一时期，国家战乱纷起。嗣德十四年（1861年），“传令各省选拔壮健者充武生兵”，后又于嗣德十八年（1865年）“开科考武进士”，以适应国家对武备人才的需求。

此时期，越南国家局势陡转急下，外来侵略与国内农民起义交织，但阮朝政府仍具有统治全国的能力，所以科举制度未受到严重影响。反而由于这种局势，迫使阮朝政府积极开科取士，试图选拔拯救国家于危难的人才。越南科举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取士人数骤增。

第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走向衰落。

嗣德时期以后，阮朝科举制度明显进入一个衰败时期，直至科举制度于1919年被废除。期间经历了建福帝时期（1884年在位）、咸宜帝时期（1885年在位）、同庆帝时期（1886～1888年在位）、成泰帝时期（1889～1907年在位）、维新帝时期（1907～1915年在位）、启定帝时期（1916～1925年在位）。建福元年（1884年）至成泰元年（1889年）时期，皇位更迭频繁，君主无心科举。

自成泰元年以后，阮朝顺化政权基本上成为法国殖民势力的傀儡政权，阮朝皇帝已经没有了实权，科举考试只是按部就班的举行，没有再举行过恩科、制科考试，武举也很少举行。

皇帝权力的丧失，使越南失去了自主国政的能力。从很大程度上讲，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存废，也已经不再是越南国民意志的体现，一切都似乎为了法国殖民者的利益而进行着。越南科举制度最终于1919年被正式废除。

参考文献：

姜振华《越南阮朝科举制度研究》

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陈重金【越】《越南通史》

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研究现状》

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