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上环的太平山区，坐落一座建于1906年的英国爱德华式两层建筑，昔日曾是港英政府所设的细菌学检验所，1990年列为法定古迹，1996年活化为香港医学博物馆。在建筑的东南侧，竖立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 1863-1943）的铜像，以中英法三文介绍这位终其一生在东亚殖民地工作的法籍医学家：

医生，微生物学家，曾于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受训。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期间，在香港发现鼠疫杆菌为鼠疫的根源，奠下治疗鼠疫的基础，裨益数以百万计的人类。此碑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及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为香港、法国两地传染病学开展的长久科学合作而立。其矗立于今天的香港医学博物馆，正是昔日爆发鼠疫的旧址。让我们纪念有志之士一同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

此铜像蒙：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

局长周一岳医生

法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戴博先生

香港医学博物馆学会董事侯励存医生

香港巴斯德研究中心行政总监Roberto Bruzzone博士

莅临揭幕

藉此纪念香港与法国相交160周年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五日

耶尔辛医生铜像

Alexandre Yersin

研究香港医学史的学者多强调1894年鼠疫的划时代意义——港英政府不得不正视对华人的医疗政策，以“卫生”之名强势介入华人社区生活；也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在港官员及部分传教士、医护人员力图改变华人对西医医疗态度的一次催化。[1]但在此时，西方各国医学界仍未明白鼠疫的病源，而这种可怕传染病已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从海外传入并肆虐中国沿海多地。这场鼠疫自五月爆发，短时间内造成二千多人染病死亡，处于危局当中的港英政府不得不向殖民扩张的竞争对手法国求助。 

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港英政府派兵拆除太平山華人社區

十九世纪英法两国先后占领东亚多处殖民地（英国占领海峡殖民地、香港，法国占领越南），面对当地的热带气候，热带风土与寄生虫相关的研究成为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的重心，殖民地政府大力推广西方医学，聘请医生和医学家到当地服务。刘士永认为，对于殖民地的卫生治理，等于向列强展示帝国的科学实力。[2]英法两国在殖民医学上的张力，正正反映在1894年鼠疫，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耶尔辛。1889年，耶尔辛辞去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登上法国马赛至越南西贡的轮船，其后长期定居越南。1894年，耶尔辛正式加入法属印度支那政府成为一位医务官员，而其首府河内屡次遭受鼠疫袭击（法国占领北圻地区的先锋Paul Bert于1886年染上痢疾而死，加深殖民当局对传染病的重视），法国官员迫切寻找对付疫病的良方。因此，藉着当港英政府寻求外界支援的良机，印度支那当局于当年6月派出耶尔辛到香港研究鼠疫，以图发现预防方法。 

国力迅速增长、谋划对外扩张的日本也加入到这场殖民医学的竞争之中。同样曾在德国留学的日本微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1856-1931）率领一队研究人员来到香港，得到香港医官的大力配合，已经抢占研究先机。耶尔辛在简陋的环境下解剖尸体采集样本，不久之后便向英国当局提交报告，发现鼠疫经由一种杆状细菌传播，终于揭开了鼠疫病源之谜（数年后医学界发现鼠蚤是传播媒介，并成功研发鼠疫疫苗）。几乎与此同时，北里柴三郎也对外宣布这一发现，“到底谁先发现鼠疫杆菌”一度成为争论不休的医学界公案。

1895年，耶尔辛返回越南，在海滨城市芽庄悉心经营巴斯德研究所，此后还得到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重用，委任他在河内创办一所医学院，以培训当地医学人才。耶尔辛的卓越研究和重大发现固然有助于法国当局预防传染病，由此发展的殖民医学也成为殖民者大力推广“现代性”的宣传口径和手段。20世纪初，法国当局为了筹办河内博览会和建设城市而大力整治卫生，将越南人和华人聚居的旧城区视为肮脏的疫病之源。为了利诱当地居民参与灭鼠行动，法国当局悬赏捕鼠却又遭到戏弄，体现当地社会对殖民管治的抵抗和排斥，也说明自诩的“文明”的法国人难以通过官僚机构俘获民心。美国历史学家Michael G. Vann在其近著中放眼全球史观，收集法国和越南多方史料，以图像历史（由画家绘制漫画）的趣味方式展现这一系列的精彩故事，从而提醒读者思考殖民管治与当地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3]

The Great Hanoi Rat Hunt 封面

书中漫画之一

如今到访香港医学博物馆，瞻仰耶尔辛的铜像，阅读上述的表彰铭文，只见一派祥和，已很难想见一百多年前英、法、日三国在医学领域的角力和合作。背靠中国大陆的香港是这次殖民医学相交的空间场域，华人绅商所坚持的中医受到严重挑战和冲击，[4]而西方医学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怕不仅限于个体的生死病痛，不妨回顾香港西医学院院长康德黎医生（James Cantlie）在1888年的一篇演讲词：“我们敦促，大英帝国的臣民，要明白在香港成立一所传授医学和科学的教育机构的重要性，认同为中国引入科学作为教化工具（civilising agency）的重大意义。”再过四年，广东香山人孙逸仙毕业于此，行医有年之后，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至于耶尔辛本人在香港的纪念，2014年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曾主办题为《从瘟疫到新涌现的传染病：致敬予Alexandre Yersin及其他科学界救人英雄》的系列展览和讲座。其后，香港话剧团在2016年演出的《太平山之疫》音乐剧抛出“无望，正是盼望的开始”口号，不单呼应历史，更照映香港当下（虽然已是三年前）的社会困境。

香港医学博物馆外观

注释：

[1] 罗婉娴：《香港西医发展史（1842-1990）》，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

[2] 刘士永：《殖民医学》课纲内容，台湾中研院网站。

[3] Michael G. Vann and Liz Clarke. The Great Hanoi Rat Hunt: Empire, Disease, and Modernity in French Colonial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 杨祥银：《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撰文：吴子祺

编辑：大山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第2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