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打开

打开

《霹雳贝贝》导演宋崇:现在的儿童电影大多是“伪儿童片”

1988年,一个“带点的孩子”惊艳一代青少年的童年。戴着红手套的贝贝,能控制交通灯,能提前打下课铃,还能和外星人“攀亲戚”。这个善良又有趣的儿童形象成为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经典,凭借想象力带来的天马行空也弥补了技术匮乏年代的缺憾。当时,好莱坞已经花3000万美元做出风靡全球的《E.T》,而儿童电影制片厂则花了47万人民币,拍摄了一部迄今也能够位列许多人心中“最佳”系列的儿童科幻片。

《霹雳贝贝》海报
《霹雳贝贝》的导演宋崇拍过不少儿童片,在“贝贝”横空出世前,一部《闪光的彩球》也曾得到当时青少年们的喜爱,也是因为这部影片,让当时年事已高的儿影创办者、老影人于蓝来到上海“挖”他去了北京。上世纪90年代,宋崇拍摄的《三毛救孤记》,几乎是救了因为效益压力重重的安徽电影制片厂。
宋崇这样评价《霹雳贝贝》在他创作生涯中的意义,“它丰富了我创作儿童片和科幻片的创作经验和自信心,了解了儿童演员的特点和儿童观众的观赏心理。”
退休后的十几年,宋崇在上海开设影视专业的高校教书,还时常会讲起拍摄《霹雳贝贝》的经历。学生从80后教到95后,大家都喜爱着霹雳贝贝,这让宋崇十分欣慰。“观众是上帝,能被上帝关注和垂爱是多么幸福的事。在课堂上,学生一听我是《霹雳贝贝》的导演立即会鼓掌欢呼,一下我和学生亲近许多,我就陶醉了。”

宋崇
从对“特异人”和“外星人”的好奇出发
三十年后,和宋崇谈起当年拍摄《霹雳贝贝》的来龙去脉,他还是记忆犹新。
回想拍摄初衷,宋崇说,贝贝故事的启发是“特异功能”,当时一段时间航天部在研究各种神奇的特异功能,电影中“人体研究所”也确有其事。早些年,宋崇在北影厂曾经拍了一部关于特异人的纪录片,请全国有特异功能的人来表演,有人能耳朵识字,有人能手掌识字,“有些事是你不能了解的。”但这部纪录片只作为内参,没有公开过,因为没法解释的事情就容易归类封建迷信,或者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引发诈骗。

《霹雳贝贝》截图
影片编剧张之路曾经是个物理老师,写“带电的孩子”中有不少物理知识,但宋崇觉得不够神奇。当时《E.T》风靡世界,全世界对外星生命充满好奇,于是电影中又加入了飞碟、外星人等元素,增加影片的新鲜感。
而这些元素意味这电影的制作难度大大提升。以前做导演,只要考虑怎么讲好故事,把握演员表演。而拍摄《霹雳贝贝》,充满了各种设计机关和小心思。
“其实这个片子,我们拍得很节约,用了当时上影厂最好的特效团队,一部分用了特效动画,比如水倒流的胶片倒放,或者用叠加二次曝光,先拍医院,再拍飞碟,叠化合成。还有一些人飞起来的威亚镜头,不过那时候抠像技术不成熟,还得靠逆光拍摄之类的方法规避掩藏。”

《霹雳贝贝》剧照
另外,剧组当时参考《E.T》做了一个三米直径的飞碟,掏空了几个洞,里面装上灯,用吊车吊起来移动,这就是当时的“大制作”镜头。
当时电影的美工,是后来拍了《大气层消失》《紫日》的导演冯小宁,他给外星人的形象设计一套连体衣,买了几千个亮片,当时正和冯小宁谈恋爱的演员刘佳,用约会时间把亮片手工缝上去,“光一打就闪闪发光,衣服太金贵,冯小宁怕被别人穿坏了,就亲自穿亲自扮演外星人。”宋崇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幕后小八卦。
当时对于场景的选择,也有考虑到做个对比,“生活的景都是当时最好最现代的,因此家、学校这些场景都是在深圳拍的,当时深圳的现代化远远走在全国前列。但一些科幻的场景,比如飞碟出现的时候,瞎子复明的时候,反而选择了一些古老的文化,例如长城、碑林。”
而《霹雳贝贝》的“神奇”感,也延续到了宋崇之后的创作中。拍《三毛救孤记》的时候,宋崇让三毛头上的毛可以竖起来,这也得益于之前的积累,宋崇已经非常善于设计这些小机关。“当时用了玩具小汽车里的齿轮,装在三根毛底下,再用遥控控制,三根毛就可以分别站起来。孩子们看了就觉得特别新奇喜欢。”
选演员靠“吹牛”
宋崇常给学生们讲《霹雳贝贝》选演员的故事,妙趣横生。拍摄儿童片那些年,他有些发觉好苗子的“绝招”。
《霹雳贝贝》海选的时候来了上千个孩子,这些孩子来自全国的少年宫,才艺不相上下。宋崇给他们出了道题,让孩子“吹牛”,问他“你是怎么来的?”要求要用想象力回答,牛皮吹得越大越好。“有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来的,我坐飞机来的,这就没什么想象力。有的说我骑扫帚来的,我坐飞碟来的,那就比较好玩,我继续让他编。还有说骑毛驴来的,我说‘那你骑毛驴回去吧’。”
这样一轮筛选掉只剩几百个孩子,宋崇又让他们吹牛,“你今天吃了什么?”有的孩子说“吃妖怪”“吃星星”,有的孩子说“吃泡饭”,宋崇说,“那你再回家吃泡饭吧。”
“吹牛是小演员展示自己阅读量、知识面和想象力的表现。”宋崇说,因此,有些较真说“老师说好孩子不能撒谎”的乖小孩,宋崇也认为并不一定适合做演员。
吹完牛剩下了几十个孩子,宋崇又用做游戏观察孩子的性格、反应和胆量。最后筛选到只剩十几个孩子的时候,才分配角色。之后再给这些孩子上表演课培训,训练他们做小品。
“孩子的小品也能看出想象力,当时给他们设定了一个规定情境——天气很热,你在房间里做功课,飞进来一个苍蝇。结果孩子为了打苍蝇,啪一巴掌就拍到了我脸上。想想也是好玩得不得了。”宋崇哈哈笑着回忆当年的情形。

《霹雳贝贝》剧照
演贝贝的小男孩张京,是当年全国故事大王的冠军,说到这个孩子的发掘,宋崇说当时确定不需要找很好看的小朋友,但是需要有特点。“张京头大,看起来虎头虎脑的,像有特异功能的孩子。”
拍孩子多的群戏,宋崇回想每天收工回家脑袋都要炸了,因为孩子们实在是太闹腾。可宋崇偏偏还喜欢挑调皮的孩子。
1982年,宋崇拍摄《闪光的彩球》,一个班30多个孩子带到宁波拍摄,最顽皮的男主角只有宋崇能制得住,于是连晚上睡觉,宋崇都和他睡一间。在儿影厂的日子,宋崇学会了管小孩,恩威并施,“到宁波山里,孩子们就满心想去玩,就干脆先放两小时的假,让孩子们去采花。等回来再给他们玩花,他们也没兴趣了。你要先满足他们的兴奋点,管是管不住的。”
关于这部电影还有个小插曲,《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曾经很得意自己挑选的英子的演员沈洁,是当时宋崇挑过那个班里“捡漏”来的。说起这段往事,宋崇依然遗憾。“我不是没挑中她,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太好了,可是一个班三十多个孩子,我们一律不许家长跟着,这个孩子的家长非要跟,一个家长跟,全班家长就都要跟了,我不能为她破例。”宋崇是个注重“规矩”的导演。
宋崇自己说小时候很顽劣,他拍的儿童片,以前的同学看了就说,“活脱脱是宋崇小时候”。“你得有儿童的生活。现在有些女同志拍儿童片拍不好,她们选演员喜欢奶油漂亮的,拍戏喜欢循规蹈矩的、乖乖的。”宋崇说,“我拍儿童片的理论是,儿童片导演必须是顽劣儿童出身的‘大孩子王’。”

《霹雳贝贝》剧照
儿童片就是为孩子拍的
《霹雳贝贝》当然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让贝贝完全成为一个普通小孩才能融入集体的选择,与当时强调集体和共性,并不提倡个性的社会价值观有关。宋崇透露,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有好多孩子写信来,问为什么要让贝贝失去带电的能力,“他们说应该给贝贝身上装个开关。”但当时,主创们认为,电影最后希望落到解决孩子孤独的问题,回到常态。“即便异类能够融入集体,孤独感似乎解决不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这么做的,为了回归平凡,宁愿失去。”
不知这样的遗憾,是否会在未来得到弥补。2015年,在广电备案的网站上曾出现《霹雳贝贝》续集立项的消息,导演是当时影片的编剧张之路。
剧情简介显示,这部叫《霹雳贝贝归来》电影讲述的不再是贝贝童年的故事,贝贝成了年轻的大小伙子,超能力觉醒惩恶扬善。
宋崇透露,这些年,很多人找来想要拍续集,他都拒绝参与。“一来是因为再拍很难超过它,始终没想过哪条路,能突破原来(的作品)。如果要拍,一定要突破。现在肯定是做了也不讨好。而且这个电影每年电视上都还在放。”对宋崇来说,《霹雳贝贝》,拍一次就够了。
不可否认,30年后,仍有许多人怀念《霹雳贝贝》《泉水叮咚》《大气层消失》《小铃铛》等儿童片,是因为今天的“儿童片”实在没落,基本上只能选择动画片。
宋崇介绍,儿童片曾经是中国践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产物,过去苏联有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来中国的儿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的儿影是“获奖专业户”,不仅在国内外获奖无数,每年6部生产指标出产的电影,也是“根本不够放”。

《霹雳贝贝》剧照
到了1990年代末,儿影厂和北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儿影厂的所有员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团的各个部门,儿影厂的生产任务,转而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2005年,在第三制片公司的基础上,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专攻动画片生产。而一直以生产儿童故事片为主的儿影厂,只剩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这块金字招牌,仍作为出品单位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而儿童电影的生产也从“计划”被推进了“市场”。
“过去是拍片子的是头,管发行,后来倒过来,发行成了头。”宋崇认为,儿童片其实有着巨大的市场,只是没有得到重视和适当的方式。
例如孩子不像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影片,很多时候观看的内容,需要学校和家长来筛选,过去学校组织看电影的方式,其实是适合儿童片发行的。而如今,因为重视学习和安全,学校组织外出看电影,甚至春游的活动都越来越少。
另外,创作的“源头”也没有得到重视,“过去我们搞过一个计划叫‘金苹果园’,就是把作家们当作‘金苹果树’,一摇就一个‘金苹果’。当时我就跟作家们说,只要你们来北京,我就招待你们,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写作条件,我都满足你们,条件就是你们要给我写本子。”所以,当时有许多即便不是专攻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会给儿影写剧本。
做过儿影厂厂长的宋崇,这些年还是会陆续收到一些来寻求帮助或者建议的邀请,一些影视公司说想拍“儿童片”,但在宋崇看在,如今真正为孩子拍的影片少之又少,大多数的电影,不过是用孩子做主角的“伪儿童片”。
在宋崇看来,早年一些革命题材电影,比如小萝卜头在各个监牢送情报,“其实这个片子不适合孩子看,孩子看过觉得恐怖,这就不算是好的儿童片。有些片子讲家庭离异,看得孩子很担心家长离婚,忧心忡忡,这也不是好的儿童片。”
而近年来,不少文艺片,以孩子为主角,是以儿童的视角舒解成年人的情怀甚至批判,例如《八月》《嘉年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这些影片自有其艺术价值,但孩子并不能从中获得观影的愉悦。
《西小河的夏天》的导演周全借由电影表达自己对于童年记忆和故乡的追思;《八月》的导演张大磊曾表达片中的小男孩是以“闯入者”的角度去致敬父辈;在平遥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大奖的华语电影《过昭关》的导演霍猛则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选用孩子作为主角,因为孩子能够更纯粹的传达导演看待事物的眼光,以及用一种更具对比度的方式承载影片关于生死思考的主题。
而除了上述过于“作者化”的“伪儿童片”,宋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因为国家对于拍摄儿童片一直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不等的补贴,不少片方为了补贴而选择加入儿童视角, 最后也搞成了不伦不类的“伪儿童片”。
“我们以前专门讨论过一个标准,儿童片必须满足三点,为孩子们拍的戏,以孩子为主角,儿童喜闻乐见,符合这些概念,才能算是真正的儿童片。”

打开APP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