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温功义，梃击，红丸，移宫，大明王朝的魔咒

有些话听起来大义凛然，但仔细分析却是高端黑，比如“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贡，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这句用来赞扬明朝的话。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汉人皇朝，享国两百七十六年，中国历史上标准的大王朝，若把明王朝拟人一下，这人的性格则是非常僵硬、清高、左右互搏般纠结的，就像宋明之后的儒家进入理学阶段的境况一样，存天理灭人欲，认死理，不灵活。

因此，历史上强大王朝频繁采用的如和亲、岁贡、南渡这些灵活的政治手段，在明的君王看来，都是对道统的背叛、对帝业的亵渎。不和亲，土木堡擒了明英宗；没岁贡，边患不断，先倭寇后满洲；天子坐镇北京确实很有气势，但明朝十六帝当中的十一二位都是昏君，所以天子守国门的下场就是强虏突破长城马上直逼北京城下，好面子讲名分不愿意南渡的皇帝只好死社稷了。

在我个人看来，上四句还应该加上一句极能概括明代的话：“无篡位夺朝之贰臣”，有明一代，虽然有刘瑾、严嵩、魏忠贤这样的大权臣大奸臣，但他们却不是“贰臣”，从未做到架空皇帝挟天子，更未出现前朝王莽、曹操、萧衍、杨坚、赵匡胤这样篡位夺朝、废帝自立的人，明朝的这些个大权奸，自己可以对整个国家为所欲为，但总是拿皇帝没办法。正如温功义先生在此书中的评论：“明朝皇帝虽然大多昏庸，但都能坐稳皇帝位，朝廷内斗，却不危及皇帝宝座，满朝对皇帝有意见，也只能等到皇帝故去新君即位。”

所谓“三案”也就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指万历朝围绕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政治势力。不理朝政多年的明神宗万历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但王恭妃所生朱常洛年长，理当立为太子，因此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想法遭到朝臣的一直反对，东林党尤甚。万历虽然在压力下立朱常洛为太子，但郑贵妃集团依然不肯罢休，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也不愿意赴封地就任。

万历四十三年，平民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所在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张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示。朝野哗然，怀疑郑贵妃意在谋杀太子让福王上位。万历不愿此事闹大，仅以凌迟张差匆匆结案，后又在宫中密杀了庞、刘二太监，事后太子朱常洛地位更加稳固。认为这是太子集团导演的苦肉计和认为郑贵妃蓄意谋杀太子的观点皆有之，“梃击案”由于万历的压制而草草了解，遂成秘案，事多蹊跷。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登基仅十天便一病不起。明朝皇帝多纵欲服春药，身体本来就差，生病之后服用内侍崔文升的泻药，病势日沉。自嘉靖后，明朝皇帝也多信道教，迷信仙方，于是泰昌帝便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服药两天后泰昌帝似有恢复的迹象，未曾想却在第三天夜里暴卒。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案件相关的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成为众矢之的。后来由新即位的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朝廷怕“红丸案”引发的各派争斗无休无止，只好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未澄清，又成一桩迷案。

泰昌帝死后，性格懦弱的太子朱由校被泰昌帝宠妃李选侍控制。为了把持朝政，李选侍和郑贵妃集团、太监魏忠贤勾结，挟持天启帝，坚持居住在天启帝所在的乾清宫内不搬走，无法举行登基大典。双方矛盾激化。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此案议论颇多，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

“三案”核心是帝位的争夺，围绕帝位，各派系分别站队，帝位之争既各方打击异己争权夺利的手段，从更广层面看，则是明朝为最大限度膨胀皇权而废相这一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三案”是专制皇朝的标本，实际上反映了明朝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统治集团内斗的残酷，因此温功义先生此书在开头就讲了看似和三案无关的明初废相之事，朱元璋杀李善长汪广洋、废中书省取消丞相，实为百年后晚明“三案”的制度诱因。

皇权的高度膨胀，让明代的朝臣内斗、宦官专权和后宫干政的现象都相当突出。温功义先生以明朝中后期三案为样本一窥明朝政治生态的核心，用一本语言通俗易懂的两百页小书讲透这个问题，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