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某种经济现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那它大概率是由结构性矛盾引致的，周期性的因素起到强化或者弱化的作用。

“因为贸易的猜忌而动怒，一个现代民主大国何等地误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准备发动或继续进行战争，以取得商业上的优势，甚至只是为了实现商业均势。”对照自2018年起由美国发起的针对全球的贸易战，约翰•吉利斯在1797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说的这句话，可谓完美地契合和描述了当下的时代背景。它还说明，全球贸易冲突古来便有之，只是“旧时代”往往通过枪炮解决。二战之后，因为GATT（WTO的前身）提供了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摩擦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或谈判解决。

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推动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其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又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常发生在危机时期，因为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结果便是经济实力下降，而原先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小，可以趁机实现赶超。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为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力量开始占据上风，主张对交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一旦某种经济现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那它大概率是由结构性矛盾引致的，周期性的因素起到强化或者弱化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意欲摧毁德国再次强大的经济基础，以维系欧洲大陆的和平，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过分地关注政治目标，而忽视了德国之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和欧洲经济的统一性，“结果只能是丧失一切，什么都得不到”。凯恩斯预言，《凡尔赛合约》制造的是一种“迦太基式的和平”，它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将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从而必将造成新的混乱，而这种混乱的秩序又将导致战争。不幸的是，凯恩斯的预言很快被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困境致使极端的民粹主义兴起,仅仅过了20年，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二战以后的美式和平和全球化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自由贸易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的最高潮。一个优秀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应当可以解释甚至是可以预见全球化发展的轨迹：从不断上升的趋势，到出现中断点的危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从周边到中心，以及全球化的低迷、倒退甚至逆转。

很多问题，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甚至很多问题在经济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前就存在，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这上百年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问题仍然存在。作为结语，笔者只想引用大卫•休谟的一句话：“在那些已经获得一些商业进步的各国政府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疑惧的眼光旁观邻国的进步，将所有的贸易国当作对手，并想当然地认为，除非牺牲它（自己）的利益，否则它的邻国就不可能繁荣富强。与这种狭隘而有恶意的观点相反，我将大胆地断言，财富和商业在任何国家的增长通常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所有邻国的财富和商业。当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被无知、怠惰和蒙昧困扰的时候，一国很少能够在贸易和工业上走得太远。”

（作者邵宇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