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亡于万历，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万历皇帝在位48年，前期由张居正辅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同时也顺利的推行了一条鞭法，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成效和经济效益，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财富。但是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怠政，一直到1620年去世，动摇了大明的根基，也把大明王朝带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万历怠政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期的“国本之争”，这件事让皇帝太累心了，太违背自己的心意了。在他的心里，一方面是自己心爱的郑贵妃，还有他们的贤明儿子朱常洵，另一方面是本来就看不起更软弱无能的大儿子朱常洛，他不只是性格不像自己，还有一件事更让万历从内心感到羞耻，那就是朱常洛的宫女所生的身世，这始终是父皇的一个心理阴影，显然朱常洛的存在就是这个阴影的延续。

但是，万历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立谁为太子，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且十分重大的“国本之争”，这也是整个大明王朝最纠结最难堪的一次立太子事件，这件事的具体体现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四大奇案”，即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这四大奇案其实并不是大案，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但是其影响是很大的，意义是深远的。毕竟这几个案子都发生在皇宫，而且都与皇帝和太子有关。所以说他不仅在明朝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影响很大。它还是万历怠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表现，也是明末纷乱和衰败的开始。

我们都知道明朝四大奇案的本质是立谁为太子和巩固太子地位的问题，其核心人物无疑就是朱常洛，这四个案件都与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问题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的双方无疑就是以万历皇帝代表的皇权和大臣集团之间的矛盾。

“妖书案”的矛头直指郑贵妃，郑贵妃是立朱常洛为太子的最主要障碍，因为郑贵妃有自己的资本，他有一个看起来比朱常洛更贤明的亲生儿子朱常洵，但是朱常洵最可悲之处就是：不是长子，其实主要责任还是怪万历皇帝的一时冲动，所以说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无论是对自己一时冲动的鄙夷，还是对郑贵妃的宠爱，还是国立贤君，他都想废长立幼，但这却是违背祖制和动摇国本的事情，他自己心里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一直在实行他的拖延政策。

但无奈皇帝也有皇帝的难处，皇帝上面还有太后，更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大臣集团，这两股势力实在太大了，正是因为大臣集团制造的“妖书”，才把郑贵妃一时斗怕了，也让大臣们有了继续斗争的勇气。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朱常洛顺利的升级为太子。

尽管朱常洛当了太子，但是位子并一定就是稳固的，因为郑贵妃的枕边风吹得又亲又狠，万历皇帝不一定能够挺得住，说不定哪天朱常洛的太子位置就被废掉，所以说这时候“梃击案”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在外人看来，这个案子的要么是郑贵妃指示的，要么就是大臣集团制造的，但是于情于理来说，郑贵妃都不会干这么愚蠢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案子，必定就是大臣集团中的某些人策划制造的，更可况是一个疯子拿着“枣木棍”就能混进紫禁城，还能赤裸裸的走到东宫，这不知道后面的水有多深。万历知道后自然是大怒，但是他对事情的本质又是一清二楚，表面上是针对郑贵妃，说到底就是大臣们针对皇帝本人的。他也就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郑贵妃和太子缓和关系，太子自然不傻，从此郑贵妃更加老实，而太子的位子更加稳固了。

等到朱常洛即位后，对于新皇帝，郑贵妃心里自然是憋着一肚子气，但是总要有一番自己的表现和作为。先是献美女，等到皇帝的身体虚的不得的时候，又让自己的太监崔文升献泻药，让皇帝病上加病，这药无疑就是加害皇帝致死的催化剂，但是却因为李可灼最终献出的红丸让大臣集团成了冤大头，要知道李可灼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推荐的，客观上是大臣集团的人。

所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也就成了大臣集团，这让李可灼为代表的大臣集团背了黑锅，随着朱常洛的驾崩，郑贵妃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郑贵妃这口气舒的很痛快，但是大臣们很清楚皇帝的死，有郑贵妃的重要作用。

随后就是“移宫案”，首先就是大臣们对郑贵妃的报复和驱逐，通过把郑贵妃驱逐出乾清宫，她的影响力也就逐步减弱，随着朱由校被立为太子和登基称帝，又随着李选侍的进一步被驱逐，郑贵妃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上彻底消失了。毕竟李选侍是郑贵妃的政治代言人，随着这位代言人的驱逐，郑贵妃彻底消失于明末政坛，随后她一个人在后宫孤寂的活了十年后溘然长逝。

在“移宫案”中，同样还是大臣势力的强力抗争，才让郑贵妃和他的余孽李选侍的小算盘没有得逞，毕竟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后台支持了，更因为大臣集团的势力太强大了。这群大臣们从小就被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一直灌输着，或者说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这种思想就让他们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同一切黑恶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一介女流之辈又怎么能是这群人的对手。

明末四大奇案对明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治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的折腾，而且还是顶层统治集团的折腾，让整个上层的文臣集团几乎都参与进去了，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此外就是一条鞭法在万历后期也进一步荒废，让明朝末年的经济水平逐步下降，“国本之争”无疑野让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政治、经济的双重摧残，让明朝的大臣势力苦苦支撑着危局，这本质上就是儒家思想提倡的敬天保民的封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路线与封建专制君权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正是在这种对立中，才让这些儒家大臣们尽显出他们的忠心为国、一片赤诚。

士大夫之间也不免会有权力倾轧，党派之争甚至是更严重的营私舞弊，但是对于士大夫思想的国家利益至上来说，这都是次要的。他们之间大部分人都有着为了国家利益必死的信念。有明一朝，士大夫们往往为了国家利益冒着贬官、放逐的危险冒死直谏，他们明明知道是这种结果也在所不辞，甚至当庭杖刑致死的大臣也不在少数。

明末四大奇案正是考验了这么一批士大夫阶层，他们为了大明王朝的国家利益，誓死保卫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和维护朱常洛即位后的国家利益至上，同以郑贵妃为代表的反面集团和以万历皇帝为代表的帮凶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