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董加耕仍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难以抹掉的部分。他参加过建国后毛泽东唯一的生日宴会，周恩来安排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他的老家盐城市建了一个董加耕事迹展览馆，已有几十万人次参观。

父亲之死让他立志回乡务农

1940年2月14日，董家庚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1958年考入龙冈中学读高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学习标兵、三好学生、优秀团员、支农积极分子、勤工俭学标兵、优秀运动员，各科成绩均在96分以上，一直名列前茅。1960年，他光荣入党。1961年夏天，董家庚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品学兼优的他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其他年轻人填考大学志愿不同的是，5月4日这一天，他作出了一个逆天的决定，在志愿表上填下8个字：“回乡务农，立志耕耘。”选择了在一片不理解和质疑声中，毅然下乡，扛起犁耙。同时，将名字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的土地。

他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时，全国都在挨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县已饿死了十几口人。他的老父亲，由于饿得受不了，喝了用发芽的慈姑做的汤，结果毒发身亡。一想到这些，他的心便不由得一阵阵发紧。1960年春，正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当时浮肿病比比皆是，每个大队办起康复院，人连吃豆饼，麦麸都上计划，组织社员到阜宁拾山芋、萝卜分给社员糊口。由于天干地裂，连青菜都长不起来。当年4月份，董家庚在读高中最后一学期，老父亲步行到龙冈中学看他。中午，董陪父亲在龙冈街吃了一碗九分钱的水面，不想这竟成了终生遗憾。父亲好不容易回家，第二天夜里就死了。他清楚记得，那年父亲才53岁，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他想不通为什么农民种地却要挨饿吃野菜，想回乡去用知识改变天种人收的状况，带领农民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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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以后，得到县委的批准，董加耕用一根扁担挑起自己的书和行李，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那时务农并非易事。听说儿子放弃考大学，母亲失望得几乎要投河。然而，倔强的董加耕还是买了几本革命书籍和农业技术书籍，就从龙冈中学乘船回家了。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的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那时家徒四壁，烧草没一根，米没一粒，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董加耕说，“天不亮，严冬寒气逼人，我到生产队已刨完的茨菰田里，刨返青的青茨菰回家糊口。我约邻大队的人划小木船到30里外的学富公社收茨菰嘴子给生产队当秧子。我们两人都没带吃的，沿途饿了喝喝水，一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给自己鼓劲……（希望）弄几斤茨菰嘴子回来长成茨菰，分给社员防荒。”

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在一片质疑和不理解的声音中，他毅然决然扛起犁耙下田，做起像挑拉犁耕田这种最苦最重的活，一拉就是连续5天，腰酸，腿疼，肩肿，却仍然玩命坚持。老党员董德甫劝他休息换轻活干，他倔强地说：“不要紧，我有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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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董加耕是有出路的。本庄小学缺少老师，领导让他填这个缺，他推辞了。有人劝生活困难的他迁到生活比较富裕的棉区，他谢绝了。1961年12月至1962年4月，公社推荐董加耕到专区参加农业基层干校学习。在填写表格时，全校只有他一人明确表示学习后仍回家当农民。1962年秋季，公社调他去邮电所工作，每月工资30元，这让他的母亲喜出望外。但是他却亲自去公社向领导表态坚守一线干活。“我立志务农，怎能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呢？我不能只顾个人丢下挨饿的乡亲们不管。坚持就是胜利，相信党的政策一定能在农村落实。”董加耕说。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董加耕还写信给当地的知青模范杨义厚，向他请教如何在劳动中锻炼自己；还专门跑几十里路向青年劳动模范蔡长秀取经……很快便学会了用牛、插秧、罱泥、扬场等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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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戏称董加耕“劳动迷”，他夏季顶着毒辣的太阳给队里种胡萝卜，领着一帮青年社员踏车抗旱。秋季别人午休他不休，留在田里搬稻上船运到场头，再回家吃饭。傍晚别人收工回家，他仍留田间捡拾散落稻穗上交生产队。别的场上缺劳力，他主动帮助抢场。下雨天，别人往家跑，他却常常往外跑，要么拿大锹去查田填缺，疏通墒沟，要么替社员或生产队办事情。董加耕曾冒雨进城为社员买猪苗，冒雨出去寻回被暴风刮走的农船。干这些活，于他是常态，从不要工分。庄上的老党员们纷纷慨叹他是个“好栽子”（好苗子）。

1963年4月，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会计，白天劳作，晚上整帐。他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从不多吃多占，坚决维护集体利益，集体开支精打细算。他从亲戚家借来算盘、毛笔、砚台、黑墨等用品以节省队开支，外出十多天也不领队里一分钱的补助。董加耕管钱物不沾腥，社员们信服，之后相继选他当生产队长和大队团支书。回乡三年，他受到党团组织11次表扬奖励，获得好社员、好干部、好党员“三好”美誉。

一个人的志愿影响一代人的选择

完全出于当农民的一片赤诚，做梦都没想出名的董加耕却转眼间成为叫响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物。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象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2年8月8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放弃北大回乡务农的事迹。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1964年1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长篇通讯《董加耕》，并配发社论《到农业第一线是光荣的革命行动》。同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登出董加耕的公开信《按照革命需要决定个人前途》。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

（1964年新华社展览照片）

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1964年6月，董加耕出席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胡耀邦在工作报告中表扬了董加耕等投身农业战线的先进人物。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共青团“九大”的讲话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董加耕日记》题词。在耀眼的光环中，董加耕由生产队长一跃成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坐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的位置上。

一时间，董加耕的事迹变成了新闻报道、宣传画册、连环画、话剧、歌曲，坊间甚至流传这么句顺口溜：“咯噔噔、咯噔噔，骑马到盐城，盐城有个董加耕……”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苏联、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求爱信雪片般飞来。而他的个人志愿，也变成一个时代一代人的“选择”，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高唱着“学习董加耕，立志干革命”的歌曲，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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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董加耕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26日下午大会结束前夕，一位服务员忽然前来通知他和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候。不一会周恩来总理把他们带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内，稍后，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又带领他们四人来到大会堂一个小宴会厅，董加耕看到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胡耀邦、邓颖超等领导人已在宴会厅里。整个宴会一共三桌，董加耕坐在品字形的最前一桌。坐在他左边的是大庆铁人王进喜，坐在邢燕子右边的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另外，他们这桌上还有钱学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其他两桌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张餐桌摆好后，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走进来了，董加耕恍然大悟：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毛主席和三位新中国农业战线上的劳模陈永贵、邢燕子和董加耕）

毛主席在主桌坐下后，周总理立即安排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别坐在主席的左、右两旁。毛主席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主席首先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说：“读了12年书，高中毕业。”毛主席点头说：“好。”毛主席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江苏盐城人。”主席又问：“你知道二乔吗？”主席说的湖南话，起先董加耕没听懂，只是看着他，心想是不是指我们家乡是水乡，桥很多？主席接着说，“他们都会写文章。”董加耕一下子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高兴地回答说：“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主席也高兴地笑起来，原来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是盐城同乡，又是清华校友，两人名字都叫乔木，为区别起见，主席亲切地让他俩改名，一个叫胡乔木，一个叫乔冠华，皆大欢喜。

（1964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宴会上，毛主席与董加耕（中）和邢燕子（右一）亲切交谈）

席间，毛主席频频给董加耕夹菜：“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还不时和董加耕谈话。散席前，毛主席给同桌每位客人送一只苹果，第一个先拿给董加耕。

新中国成立那年，毛泽东56岁，从那时起到去世，毛泽东只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那就是1964年的7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酬张罗了3桌还算丰盛的寿筵。尽管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毛泽东甚至没有请自己的子女，而是将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这些当年的楷模列为贵客，并和自己同桌。几十年过去，董加耕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

董加耕成为全国青年学习标兵后，先后九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他的事迹几次进了中小学教材。

五起五落屡遭磨难荣辱不惊

董加耕没有想到，在耀眼光环的背后，一场暴风雨正在袭来。1966年5月，董加耕当选为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刚刚上任的董加耕成为“造反派”们锁定的目标。“红色风暴”席卷整个中国，董加耕突然从“红”上天被打入“黑”地牢，从挂红布条坐主席台到挂黑牌子站批斗台，五次受到冲击审查，被非法囚禁，几起几落，数次遭到冲击和审查。

他们诬陷董加耕是刘少奇培养的“黑标兵”，被冠上“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董加耕也成为当时盐城年龄最小、职务最高的“走资派”，而“造反派”给他网罗的罪名有100多条，编成了“反毛泽东思想100例”，“造反派”们不停地让董加耕背“毛主席语录”。终于有一天，董加耕因为背错了一个字，给“造反派”们留下了把柄，将他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董家耕）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在深挖“5·16”分子运动中，董加耕再次受到冲击，被称为“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家中被抄，全家被隔离审查，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京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他：“整过你的人，现在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董加耕平淡地回答说：“不能以错对错。”周恩来听了，禁不住夸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对“文革”中的遭遇，他很乐观地说:“既没死掉，也没残，更没伤，就是共产党培养的。这好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一周一样，没问题！”董加耕遭受的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强信念，他坚信自己立志务农不会错，坚信与乡亲父老一同艰苦奋斗建设家园、一同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永远不会错。

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董加耕成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被组织安排在北京工作。1975年春，董加耕又被选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并出任了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第二副组长。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似乎又时来运转，但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的漩涡。

当时，团中央“十大”的筹备工作由王洪文主管，筹备组组长是谢静宜。江青曾想拉拢他，请他和邢燕子在钓鱼台看了一次电影，以示“关怀”。谢静宜更是点名要他去北大、清华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可他却说：“这个内容我怕讲不好，如果是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叫我去讲讲还可以。讲这个，我还是不去了吧。”相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毫不退让。董加耕是周恩来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曾带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吊唁。上面传达了不许到天安门广场去的通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有12个人抬着一个花圈来向他请示，能不能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他说：“你们去吧！我要不是值班离不开，也跟你们一起去。”后来，这件事被追查，谢静宜指责他是“立场问题”，张春桥则在日记中写道：“小董不可靠”。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被特许在毛主席遗体身边守灵7天7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被审查了14个月，他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表明离开驻京岗位、返回家乡继续耕耘的意向，最后得到中央批准后，他又回到盐城，回到故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和乡亲们一道迎接改革开放浪潮的洗礼。在此期间，董加耕又被人“盯”上了，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他因曾是“文革”中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和曾经被江青“深夜召见”等原因，被隔离审查了13个月，直到1994年4月，经中组部复审、由江苏省纪委发文,纠正了当年错误的结论并重新任职。

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董加耕平静如初。他说，一个人的品质、理想和追求，不是由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历史扭曲了我们，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平衡。他以为，帽子可以戴，黑锅也可以背，但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义务，一点都不能含糊。

患难夫妻相濡以沫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董加耕始终以一种进取的姿态不断前进，这与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分不开。他与爱人郝鸿鸾是同乡，结婚几十年来，他俩相互尊重，互相体谅。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宣传董加耕到达高潮，他的事迹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董加耕，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顿时成为无数青年人心中的偶像，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爱的人也络绎不绝。但和认准了弃学务农的道理一样，在对待感情问题上，董加耕也相信自己认准的人。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但要有文化。这个时候，邻村的一位姑娘进入了董加耕的视线，她就是郝鸿鸾。

（董加耕夫妇订婚照）

18岁的郝鸿鸾是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但此时董加耕的母亲认为郝鸿鸾是农村人，不太同意，而郝鸿鸾的父母认为董加耕不读大学做农民，太傻，以后肯定会过苦日子。虽然两人互有好感，但关系一直不敢公开，只是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给对方留着。那时，不仅在国内，越南、苏联等国外女青年的求爱信也络绎不绝，都被对郝鸿鸾忠心不贰的董加耕“顶”了回去。

1965年10月，董加耕划着小船，拖着个大木箱，将郝鸿鸾迎娶回家，开始了两人风风雨雨的人生。即使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两人的爱也从没有过一丝动摇。在深挖“5·16”期间，董加耕被监禁起来，那时，郝鸿鸾正怀孕待产，董加耕在监狱中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20斤粮票托人带给妻子增加营养。而郝鸿鸾也不时带着鸭蛋去探望小董。

现在，董加耕和郝鸿鸾生活在盐城市区纯化路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家中的设施也很陈旧简单，有些家具甚至还是1960年代购买的。董加耕说，他只想和老伴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因为过去几十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起伏，有时感觉对不起郝鸿鸾。而郝鸿鸾却说：“这辈子嫁给老董，我不后悔……”

这就是理想的延续

1982年春天，董加耕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

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

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县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董家耕与知青）

2000年4月，董加耕在盐都县政协副主席位置上光荣退休，担任盐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扶贫协会副理事长，力图发挥“余热”，每天为青少年教育和老区农民脱贫致富忙碌。他关心农村建设，资助贫困儿童，到机关和学校座谈、宣讲，作报告。2005年7月，全国总工会确认董加耕享受全国劳动模范待遇。2007年6月8日，建筑面积约1800余平方米的董加耕业绩展览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博物馆内建成开放，以激励更多的青年人“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

当时代的波涛归于平静，“知青”这两个字始终是董加耕身上最显著的标签。2013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心“三农”，为中国梦的圆满实现献余热》，署名：“江苏盐城知青董加耕”。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董加耕仍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难以抹掉的部分。这些年，他不时受邀出席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知青活动，每到一处，老知青争着跟他合影，要他签名。董加耕的家乡人以董加耕精神引以为荣。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众多头衔和荣誉：“荣获共和国百颗星之一”、“荣获共和国百名英模之一”、“荣获建国50周年50人之一”。

2009年3月29日，重庆气温陡降。南山某知青山庄，气氛热烈，近百个来自重庆、成都、云南、上海的老知青在欢迎他们曾经的“偶像”———董加耕。

在一片掌声中，董加耕在长桌一端坐下。周围墙上的玻璃壁框里，挂着无数的老照片，上面的年轻人英姿勃发，甚至还挂有一面鲜艳的写着字的红旗。现场全都是些50开外的人，他们手里几乎都拿着一本书———《知青心中的周恩来》。董加耕是该书的作者之一。正是因为该书，这些来自天南海北，40多年前分赴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半百之人聚在一起。

“你知道的，当时，这就是最大的偶像，好比现在你们年轻人心中的刘德华。”一位女士说，“大学不上了，到农村搞了个大丰收：毛主席亲自接见，扛着锄头的宣传画贴遍全中国。那个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得了！”现场所有人都拿着书让董加耕签名并合影。闪光灯频闪，无数的手在紧握，还有人大声唱起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我是一支盐蒿”。董加耕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一支盐蒿———一种生长在黄海滩涂边生命力极强的灌木植物，涨潮时淹得要死，退潮时干得要死。最终没有死。逢到雨水丰盛，会长得更旺盛。他说，“涨潮退潮都是要死，可我有理想，没死成。现在好多了。我这么老了不是还在为农村做事情吗？”

他说：“中国农村从来都缺少有知识的青年，当年我不读大学回家务农，也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现在，中国广大农村仍需要有知识有理性的青年去改变，特别是西部地区。”

时隔几十年，董加耕仍然初衷不改，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思维清晰，谈锋甚健，豁达开朗。面对董加耕，透过他一副款式过时的黑边眼镜，可见其眉宇间充满不敛的笑意，言谈间时不时一串打油诗或顺口溜，令人捧腹开怀，咀嚼有味。

董加耕抚着自己花白的头发说：“作为老知青，不管如何评价过去的历史，但我一直记着一句话———青春万岁。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需要温家宝总理说的仰望星空的人！”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报，凤凰知青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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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乐帮办  当值编辑 | 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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