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秀胤

一生的早晨并不是由时间的滴嗒声所能够分辨出来的。曙光之神，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诗歌和艺术。在冥冥中醒着的，肯定是一双智者的眼睛，伴随着的又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到来。《汤之盘铭》中有语：“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汤王让王匠把它刻在了浴盘上。成汤王的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甚至比时间还快。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康科德小城郊外因为一个人和一本书而出名的瓦尔登湖畔，这句话被主人记忆犹新着，悼念着。这位叫梭罗的人比照着它把日子翻得历史一般地缄默。我想，在当年康科德小城人的眼里，梭罗提着板斧走进那座森林和瓦尔登湖的时候，那模样一定很怪。人们审视他时的目光也一定很怪。然而人们更不可能想到的还有，这个小城后来因此而大大沾了这位深沉而敏感的人的光，因此而风光泄露。当然还有三位——爱默生、霍桑和阿尔考特。康科德小城实在了不起。

 梭罗认为，大多数人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到底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人们好像下了决心一般，要一起 “在饥饿以前就饿死。” 生理的饥饿尚未到来，精神的绝望却无处不在。梭罗囿于这个窒息的时代中，透不过气来，人群中他找不到自己所苛求的“斯巴达式"的生活规则。早晨一开门，扑面而来的只是一大堆政治的泡沫，而无法抚摸思想的根须。他站到了一生的长度和高度上，操起了板斧，不是准备砍伐树木，而是去刈割那无以计数的非生活的虬枝——“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真正的卑微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或者，如果这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在梭罗28岁的身后,是1845 年的美利坚，反对黑奴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拉锯战。

我想，在梭罗转身走向瓦尔登湖和他湖边的小木屋的时候，他的唇边肯定藏起了一抹清冷的微笑，隐隐散射着思想者的芒刺。人们在后来的《消极抵抗》那篇有名的曾“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中，已可见一斑。孤独者的脚步有力而坚实。“斯巴达式”的哲学是简单而认真。倾尽毕生奋力地去获取这不是认真享乐与隐逸也不是认真。喧哗的世界，芸芸众生，生活的真谛常常在世俗的洪流中湮没。被精神病纠缠的尼采曾有段优美的表述: “在热那亚(意大利)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衢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因为“认真”，尼采疯了；但“尽管如此”,意犹未尽的意思中，肯定仍然是一种彻骨的、不悔的执迷。

梭罗也是。他说: 我的头可以挖洞，像一些动物，有的用鼻子，有的用前爪。他是认真的，不过是选择了一种不复制别人也难以别人复制的人生格式，他把自己整个填了进去。两年零两个月。一个旷世的思想者,跟大自然的风声雨声，酢酱草，豆苗，土拨鼠，还有引起他的兴趣的“朋友”——那个加拿大伐木人，一个弄不懂荷马涂鸦了什么却起劲地称赞《伊利亚特》“这诗好”的青年樵夫，他们都是以森林和土地的主人存在并远离着文明世界的。所有的生命都在昭示着一种不矫不作的真实，和纯美。

梭罗说“德为邻，必不孤(孔子语)”。梭罗的孤独决不是世俗的那种孤独。

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人。一位是至死也没完成那部《光在黑暗中发亮》的托翁。不知道是因为时光已不再给以机会，还是大师在自我的碰撞中最终没有寻觅到突围的出口，在“俄罗斯的良心”上添了一抹缺憾的斑马线。但风烛残年的托尔斯泰，仍然在83岁高龄之际为自己策划了一次石破天惊的“突围”——离家出走。不幸的是，半路被肺炎拉下了火车，也结束了他灿烂的人间旅行。托翁颇具悲壮意味的“临门一脚”，决不是他花天舞地的伯爵夫人及当时的上流社会所能够理喻的。另一位便是胡须根根硬如钢丝的鲁迅，硬骨头的鲁迅。他那间屋子里桔黄的灯光，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四伏包围着，挤压着。先生走出了“铁屋子”，却又做不成“看客”，便把生命和投枪一起掷出去，需要直面的不仅来自黑夜深处如蝗的明枪暗箭，还要忍耐曾经走近这灯光的蚊蝇恶咬。先生太累了,他在深夜里的咳嗽声沿着历史深隧的胡同传得很远，很揪心……

大师的孤独是无可替代的。缘着这孤独，他们各自堆砌出精神的山头，以及巅峰。即使他们被孤独淹没，常人也无法越雷池半步，走近和走进他们。

对大师而言，一生中只有早晨。就像瓦尔登湖的不死之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