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二程（程颐、程颢）、朱（朱熹）、陆（陆九渊）之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心学”流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过屈原和楚辞。据他自己称，谈论屈原及其作品的时候也不多。现存《王阳明全集》中，有一封他写给族叔祖的信提道：“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当时不暇与之论，至今缺然。”（《与克彰太叔》）后来也没有看到与此相关的言论。然而，发生在正德年间的一段特殊经历，却让他有机会在三年内往返了屈原“行吟泽畔”的“沅湘”地区，使他亲身感受了洞庭湖乃至武陵地区的屈原文化氛围，并在常德留下了《吊屈平赋》和一批反映迁谪情怀的诗歌作品，从而使他成为了武陵屈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竖起了湖湘学术文化的一面旗帜。这一段经历，在王守仁“心学”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转折点。
1、惊心动魄之中来到常德
王守仁因遭贬谪，于正德三年（1508）春赴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至正德五年（1510）春离开贵州，并于这年三月十八日到达江西庐陵县就任县令。三年之中，王守仁来回都经过了常德府（今常德市），并在这里做过较长时间的停留，还以自己在常德的经历和见闻为题材，创作了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记录了当时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他在具有浓郁的屈原文化氛围的武陵地方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
王守仁为什么遭贬谪，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以便了解他在“沅湘”地区感受屈原文化的现实背景。王守仁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五年后改任兵部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因为进谏忤旨，被关进了大牢。王守仁出于义愤，上疏营救，公开对抗刘瑾，结果也被逮系诏狱。不久，即被判处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今修文县境内龙场驿充任驿丞。
王守仁于正德二年（1507）夏天从北京启程，准备去贵州龙场驿上任。走到钱塘，刘瑾又派刺客尾随而来，欲置他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除后患。王守仁灵机一动，假托投江而死，才幸免遇害，捡了一条性命。后来偷偷上了一艘商船，往舟山方向进发，没料到又遇到海上风暴，最终漂流到福建沿海。他有一首题为《泛海》的诗，说的就是这一次遭遇海难的情景：“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之后，王守仁再由福建出发，经过浙江、江西，到正德三年（1508）春天，进入湖南境内。走过长沙、汉寿，到达常德，又被春汛所阻，于是在常德古城大西门（清平门）外双圣寺旁的潮音阁住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潮音阁，后来称为“寓贤阁”，具体位置在今天常德市屈原公园东头“九重天”房产开发小区南临沅水的矶头上，现在虽然经过了沅水防洪大堤的改造加固工程，但“寓贤阁”的遗址仍然保存完好，目前上面建了风景凉亭，成为市民的休闲场所。到正德五年（1510），刘瑾倒台之后，王守仁才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回来途中又经过了常德，还是住在这“寓贤阁”。
王守仁在常德的创作，主要有一篇《吊屈原赋》和13首诗，其中《墨池遗迹》《桃花源》以及多种地方文化典籍上所载的《观音山》《晚泊沅江》等4首诗，则是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所未刊者，足补全集之未备。其中，《天心湖即事》是王守仁初入武陵地区，经历了沅江县、汉寿县之间天心湖的惊涛骇浪之后，在心有余悸情况下的真实写照：
挂席下长沙，瞬息百余里。
舟人共扬眉，予独忧其驶。
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圮。
补敝诘朝发，冲风遂龉龃。
暝泊后江湖，萧条傍层垒。
月黑波涛惊，蛟鼍互睥睨。
翼午风益厉，狼狈收断汜。
天心数里间，三日但遥诣。
甚雨迅雷电，作势殊未已。
溟溟云雾中，四望渺涯俟。
篙桨不得施，丁夫尽嗟噫。
淋漓念同胞，吾宁忍暴使。
饘粥且倾橐，苦甘吾与尔。
众意在正济，绝粮亦均死。
凭陵向高浪，吾亦讵容止。
虎怒安可撄，志同稍足倚。
且令并岸行，试涉湖滨止。
收舵幸无事，风雨亦浸弛。
逡巡缘江湄，迤俪就风势。
新帆翼回湍，倏忽逝如矢。
夜入武阳江，渔村稳堪舣。
籴市谋晚炊，且为众人喜。
江醪信漓浊，聊复荡胸滓。
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
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
此诗在《王阳明全集》中题为《天心湖阻泊既济书事》，《湖南通志》题为《天心湖阻风》。天心湖，今分属汉寿县与沅江市。沅江市即古代的沅江县，明清时亦属常德府，今属益阳市。《湖南通志》于“龙阳（今汉寿）县”下载：“天心湖，在县东南六十里，接沅江县界，东连洞庭湖。”又在“沅江县”下载：“天心湖（互详龙阳县），在西北四十里，龙阳、沅江二县受资水会于此，入洞庭湖。”下录王守仁《天心湖阻风》诗。
诗中提到的“后江湖”在沅江县境内，“武阳江”在汉寿县境内。洞庭湖四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春水泛涨的季节，它们就同洞庭湖连成一片，浩浩淼淼，际无涯涘。有时风暴突起，波浪滔天，船行其中，无异于坐在累卵之上。王守仁于1508年春天从长沙前往常德途中所经历的这场天心湖风涛，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湖上风暴。
诗中记叙了作者所乘的木帆船遇险、历险、脱险的全过程，结合人们在各种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将人们在风口浪尖进行生死搏斗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简直是惊心动魄。最后以“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作结，说明在人生遇到艰险和挫折的时候，不应该放弃任何努力，只有毅力和耐心，才是战胜困难的关键。这是王守仁在经历种种风波，包括刘瑾所派杀手的追杀、几乎夺命的海上风暴，和天心湖的惊涛骇浪之后得出的人生经验：他是在告诫人们，更是在勉励自己！
这是王守仁进入常德府境之后的第一首诗作。据诗中所描写的情景和当时的情理推测，《天心湖即事》应该写在渡过天心湖到达汉寿县城之后的停留期间。因为王守仁在汉寿县城还慕名拜访过唐代张旭的“墨池遗迹”，并留下了《墨池遗迹》一诗：
千载招提半亩塘，张颠遗迹已荒凉。
当时自号书中圣，异日谁知酒后狂。
骤雨颠风随变化，秋蛇春蚓久潜藏。
惟余一脉涓涓水，流出烟云不断香。
王守仁这首《墨池遗迹》诗，见于《常德文征》，《王阳明全集》中不见。“墨池遗迹”是唐代杰出书法家“草圣”张旭在常德市汉寿县（当时称龙阳县）留下的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遗迹，遗址在县城西一里许的原净照寺中。王守仁看到这里碧水自流，烟云依旧，自然风光不改，而名闻遐迩的张旭墨池却是一派荒凉，人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惟余一脉涓涓水，流出烟云不断香”的对草圣的默默祭奠之中，流露出对坚持自己信念的执著不移的决心。
从《墨池遗迹》等在常德的一批诗作可见，王守仁进入湖南境内之后，就开始关注本地特有的地方文化遗存，至少是在常德境内，他沿途路过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名胜如德山、河洑山、桃花源等，都留下了精美的诗作。
从《墨池遗迹》的创作，我们可以推算当时王守仁的行程。因为从汉寿县城西的“墨池遗迹”再往西数里，就是屈原当年行吟泽畔同渔父问答的“沧浪之水”，名为沧港。沧港是一个湖乡小镇，为当时从汉寿由水路到常德的必经之地。这里历代有屈原庙、三闾大夫祠、屈家巷(又称屈原巷)、天乙宫、濯缨桥、沧溪寺、清斯亭、钓鱼台等大量屈原文化遗迹，还有相传为屈原《九歌》祭神处的七星堆、迎水桥、鸡鸣井等。其中的沧溪寺，就是沧港地方纪念屈原的重要建筑。清同治《龙阳县志》载：“龙阳为灵均(屈原字)落帆之浦。”清代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称：“沧浪水，在今常德府龙阳县。本沧浪水发源地，合流为沧浪之水。”又说：“旧解以沧浪为汉水下流，如按今均州沔阳，皆有沧浪，在大江之北。原迁江南，固不能覆至其地，且与篇首游于江潭不相属矣。及观楚省全志，载原与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唯武陵龙阳，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巷、屈原巷，参而覆之，最为有据。”
可见，“沧港”早就引起过了屈原研究者的重视。王守仁经过这里，对这些情况不可能没有了解，只是行程匆匆，没来得及写下自己的感受而已。
屈原所经：澧水涔阳
2、春汛阻隔之时寓居江阁
在惊心动魄之中渡过天心湖，王守仁在龙阳（汉寿）县城略作修整，拜访“墨池遗迹”之后，又经过了沧港。再往西经过三国时李衡种橘的樊洲（橘洲），就到了德山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再往前行，亦即德山枉渚的斜对岸，就是远远就能够看得见的武陵城东门外的招屈亭。这一路来的屈原文化遗迹比比皆是，船工渔父耳熟能详，沿途不会不为生性善于探索的王守仁热情介绍。到达常德，此时正值沅水春汛时期，春雨连绵的天气将他暂时阻隔在古城一隅，王守仁住进了西门外的潮音阁（寓贤阁）。
清嘉庆《常德府志》载：“潮音阁，一名观音阁，一名二圣寺，在清平门外。唐同光（923—926）间，副将沈如常叠砌石柜，上供观音像，以镇水势。宋干道（1165—1173）间，僧法容重建。明永乐六年(1408)，僧妙珙重修。后正德（1506—1521）间，王守仁迕逆瑾谪龙场，往来旅寓。按，《竞渡略》：薛文清为御史，监沅州银场，往来巡寓于此，皆居阁中，士人慕之，更建寓贤阁。守仁有《潮音阁》诗，见《艺文》。《龙志》。”《武陵县志·古迹》亦载：“寓贤阁，西门外上石柜二圣寺左。《贺志》：杨嗣昌《武陵竞渡略》：寓贤阁圮久矣。寓贤者谁？王文成忤刘瑾，谪赴龙场旅寓处也。《一统志》：明王守仁谪龙场驿时过此，与邑人蒋信、冀元亨讲学。”
引文中提到的薛文清，即薛瑄（1389—1464），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创始人。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今万荣县）人。由于他曾在朱熹的白鹿洞讲学，深受欢迎，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薛夫子”。永乐十八年（1420），在河南考中乡试第一名，第二年中进士，官拜御史，并监理湖广银场。后来曾任大理寺正卿、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等职，晚年辞官居家讲学、著述。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下决心重整风纪，也就是反腐倡廉，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人的举荐下，薛瑄被授行在广东道监察御史、监理湖广银场。
湖广银场，又称沅州银场，驻地在沅陵一带，管辖湘西10余县境的20多处银矿，有民夫50多万人。当时因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薛瑄上任之初，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稍不留意，本人也有可能掉进金银的“染缸”。他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于是选取了唐代岑参《送杨瑗尉南海》诗中的“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两句作为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平素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发现贪污受贿情形，都一一上报处理，依法办事，因此在他任职的三年里，当地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三年期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离任时则两袖清风。他在诗中自豪地宣称：“莫言白笔(古时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笔代发簪，此处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其廉洁之行可圈可点。宣德七年（1432），因继母去世，薛文清才离开辰溪回乡守制。武陵名士杨鹤、杨嗣昌父子撰《薛文清公年谱》评价：
先生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奏罢采金宿蠹，沅民大苏。日夕研精理学，寤寐圣贤，手录《性理大全》，潜心玩诵，夜分乃罢。深冬盛寒，雪飘盈几，吾伊不辍。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烛记之；或通宵不寐，味而乐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者，遂积为《读书录》。尤喜探幽，往来洞庭，潇湘间郡邑私肖像而尸祝之者无数。尝泛舟武陵，宿江上潮音阁，徘徊眺咏，欣然揽笔书“善法堂”三字。《晓泛》诗有“碧水寒依岸，苍林远护堤”之句。武陵人今即其地置祠以思焉。
薛瑄是明代中叶社会公认的道德楷模，理学大师，其忠公之心、廉洁之举，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他往来常德，也是住在潮音阁，故武陵民间对他的事迹十分熟悉。王守仁再经过这里，是在大约80年之后，虽然当时他的地位还不是很高，同时又是受处分遭贬谪的官员，但他正直的行为和在学问方面的名气却已经是天下皆知了。初到常德，也无非是道途路过，并没有特别的打算。只是当时天公凑缘，一连下了十多天雨，沅水上游往下的春泛在潮音阁下一浪高过一浪，于是也就有时间让王守仁在常德展开一系列的活动。
当年王守仁初到常德被阻隔在潮音阁，是怎样被当地人了解的呢？明代过庭训撰《本朝分省人物考》卷（明天启刻本）之八十二《蒋信》中提到：“（正德）五年，阳明赴谪龙场，寓郡西潮音阁，有医杜仁夫者，携其《复春诗卷》以谒阳明，一见惊以为奇，遂因杜氏偕暗斋见之。”焦竑辑《国朝献征录》（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卷一百三的记载更为详细：
五年庚午，阳明先生赴谪龙场，寓郡西潮音阁，有医杜仁夫者，携其《复春诗》卷以谒先生。常题绝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变理从来自属人。堪叹世人浑不解，九环丹里苦偷生。”阳明先生一见惊以为奇，遂因杜氏偕暗斋见之。阳明先生后语冀曰：“如卿实便可作颜子矣。”无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谢绝医乐，借寓道林寺，祗以一力自随。闭目趺足，默坐澄心，常达昼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烱烱见前，冷然有省之间，而沉疴已脱然去体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守仁遭贬谪去贵州龙场经过常德是在明正德三年（1508）春，离开龙场去江西庐陵县担任县令经过常德是在明正德五年（1510）春。过庭训和焦竑的记载，“五年”“赴谪龙场”之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也就是说，是当年在潮音阁附近行医的杜仁夫大夫，带着常德青年学者蒋信的《复春诗卷》，最早去拜访了王守仁。而王守仁则在读过蒋信的诗之后，叫杜仁夫让蒋信来见一见，蒋信则邀上了自己的同窗好友冀元亨，一道去潮音阁拜望了心中仰慕的大学者王守仁。这一拜，可谓是春风得意遇知音，桃花含笑映江台。从此后，冀元亨忠肝义胆誓相随，蒋道林（蒋信）学术立道展雄才。
除了蒋信和冀元亨两位青年学者之外，我们继续看看当初王守仁在常德停留期间还经历了哪些人和事：
杨褫，字介福，武陵人。弘治五年(1492)中乡试第一名解元，弘治九年(1496)进士。任吏科都给事中。直言敢谏，有忠鲠声誉。其时外藩以方士进献皇上，杨褫上疏，说“羽流幻术，不宜蛊惑圣心”。明武宗正德初年，他几乎和王守仁同时因忤逆宦官刘瑾，结果被“致仕”，实际上就是撤职遣归，只不过名义上好听一点。杨褫回到武陵之后，在府西清平门（大西门）城内创办了“闻山精舍”，后来称为闻山书院（即今常德市育英小学一带）。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五《学校考二》：“闻山精舍，在府西清平门内。明太常正卿杨褫建。”同蒋信、冀元亨等一道讲学。刘瑾倒台后，杨褫被朝廷起用为吏科给事中，转通政使，晋升太仆寺卿。王守仁在常德所住的今屈原公园东头江边的潮音阁（寓贤阁），和今育英小学一带杨褫的闻山精舍，只是数百步之遥，来往极为方便。相同的仕途经历，相同的被贬原因，想必王守仁和杨褫见面后在一起是有话可说的。同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常德人当时为什么会了解王守仁，王守仁在常德为何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与杨褫的宣传介绍是分不开的。刘瑾倒台后，杨褫被起用，正德七年（1512）升通政司誊黄右通政，九年（1514）升南京太仆寺卿，十年致仕。杨褫为官尤其关心民间疾苦，例如他多次写信写报告给当权者，反映家乡常德地方遭受荣藩王府剥削危害的情况。其中有一篇与邓巡抚《请赈荒书》，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杨褫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德山善德文化》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龙翔霄，是仰慕王守仁大名的地方名士。他是武陵名士龙膺的祖父，其家就在今常德诗墙渔父阁以北鼎城电影院一带，后来在其子龙德孚和孙龙膺手里，这一带（城内）连同清平门外今“九重天”房产小区东北（城外）一体，建成为著名的园林别墅“胜果园”，《龙膺集》中有《胜果园记》叙其建制始末。龙翔霄，字泰渠，他的父亲龙珣，生他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他“擢丛桂”（科举及第），因此便给他取名“龙飞霄”。后来进入闻山精舍，跟随杨褫读书时，适逢王守仁谪龙场经过武陵，杨褫特意把这个学生介绍给了他。龙家离王守仁住的潮音阁直线距离今天看来不足百米，熟识之后可能经常去拜访。王守仁很喜欢这个青年学生，就建议他把名字中的“飞”字换成“翔”，然后取字“潜之”。意思是要实现腾空高翔的理想，先要脚踏实地养晦韬光。有趣的是，王守仁为龙翔霄更名这件事在武陵从此传为佳话，以至后来文学大家汪道昆在作《明故贵阳太守进阶中议大夫泰渠龙公暨赠安人傅氏合葬墓表》时，也郑重地提到这件事：“公幼受业杨太史（杨褫）之门，孳孳问道。会王文成公（王守仁）谪鬼方（古代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杨绍介而见公于蘧庐（旅馆）。既知名，命以“翔”易“飞”，公唯唯。既冠，字潜之。”（见《龙氏外集》卷之二）后来龙翔霄正德十四(1519)年乡试中举，任阆中县（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令。执政持平，境内大治。当地人歌颂他：“谁谓郡膴，郡有纪母；谁谓邑阜，邑有龙父。”后补太和令，升南京军车驾左主事，晋员外郎，徙南京户部郎中，出为程番知府（治所在今贵州惠水县境，辖境相当于今贵州省贵阳、开阳、惠水、长顺、修文、息烽、贵定、龙里、罗甸等市）。所在多有政绩，明穆宗（隆庆）继位后，曾“诏赠官”予以奖赏。《贵阳名宦传》评价他：“翔霄之学，虽源出守仁（王守仁）、若水（湛若水），不尽主其师说。比为郎，善何吉阳（何迁）、杨忠愍（杨继盛），抱方负圆，与古为徒。子孙率以清白承家，出入不倍其教。”鄂尔泰《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九传云：“龙翔霄，湖广武陵人。嘉靖间任太和知县，熟谙吏治，决讼如流，他郡邑有疑狱或难事悉委之。太和仓有积粟，吏虞红朽获罪，霄令舂粟得米，出陈易新，民免困累，而积贮之数无亏，上官下其议，行于阖省。后迁南京兵部主事。”政绩亦可见一斑。
文澍，是王守仁专程去拜访的地方先贤。他住在河洑山沅水对岸的木塘垸，当时致仕（退休）养老，以正直廉洁着称于世。文澍，字汝霖，桃源人。明万历《桃源县志》称他是桃源县“杜青村人”。以军籍中云南天顺三年（1459）乡试，登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郎中，出补四川重庆知府。政尚宽平，有古循吏风。因与监司龃龉，调贵州思南府，于是告休归乡。文澍勤学博闻，文思古澹，年跻耄耋，仍手不释卷。王守仁特意拜访他，应该是出于对其人品的敬重。过去，人们以为文澍同王守仁的父亲有什么关系，比如“同年（同榜登科）”之类。其实细推他们的生平，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王守仁的父亲名叫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因常读书于家乡龙泉山，学者称他龙山先生。他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的状元，参加进士考试的时间比文澍迟了15年。文澍中进士的那年，王守仁还差五年出生；父亲中状元的那年，王守仁才10岁。到经过常德去贵州龙场的时候，王守仁刚满36岁。也就是说，此时文澍至少应在60～70岁了。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之十《祠祀志·丘墓》载，文澍去世后葬于“府西三十里武山侧”，清嘉庆《常德府志》直称“（桃源）县东高吾山”。武山就是河洑山，“武山侧”就是高吾山。前者还录载了王守仁为他题的墓志铭：“尚书王阳明守仁题其墓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虚。笃学审问，比耄而不衰。吾闻其莅官矣，执而恕，惠而界，其张叔之俦欤！吾闻其居乡矣，励行饬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俦欤！呜呼！于今时为难得也矣。”墓志铭的内容主要是肯定文澍为人的谦虚好学与为政的爱民济众，看来出于仰慕先贤之心专程去拜访，应该是成立的。倘若是同父辈有何交谊，一般是会提到的。
此外，王守仁路过桃源县之时，还专程拜访了隐居在桃花源东侧绿萝山一带的武陵隐士杨应源。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四《传第九·隐逸》记载：杨应源，字昆东，武陵人。“与王阳明友善，而讲学不合。”也就是说，他同王守仁个人关系很投缘，但是学术观点不一样。然而，王守仁对这位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的朋友却很尊重，事后还写信给他：
绿萝别后，脱尽鸩媒，历览青溪云林，步步寻到源头，觉此道中另辟一番幽邃世界。斜阳古驿，芳草天涯，闲时读君近作诗古文词，欲歌欲泣，不须把酒读《离骚》也。《易诠》错综尽致，而取象处不出考亭法门。某窃谓宋儒释经只是天地间糟粕物事耳。杜句“重与细论文”，不足为外人道也。浮梗薄躯，有时邀恩归里，当访君于桃花流水间，君其扫开闾巷以待。
王守仁这封信全集中不见，但被杨应源后人所修的家谱所收录，《常德府志》就是根据杨氏家谱所转录，应是王守仁确切的逸文。“鸩媒”，语出屈原的《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这里借指仕进之心。根据信中所写“浮梗薄躯”的情景和“有时邀恩归里，当访君于桃花流水间”的约定，可以断定王守仁访杨应源应是在赴龙场驿途中，而此信则是在贵州龙场驿之后读到杨应源“近作诗古文词”之后的回信。也就是说，他们见面之后，讨论了许多问题，虽然很多时候看法不一（“考亭法门”，指朱熹释经的门径。考亭，在福建建阳县西南，为朱熹晚年居处。从信的内容可见，他们的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对《易诠》取象、宋儒释经的看法上），但他们讨论问题的余兴未尽，于是分别后便一直保持通信关系。因此，后面王守仁约定，我要是有机会“邀恩归里”，就会到桃花源那里去拜访你，你等着我！
可见，王守仁赴龙场驿途中，因为春汛阻隔滞留常德潮音阁，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武陵先贤、莘莘学子，也了解了武陵地区的屈原文化，在给杨应源的回信当中，称读了杨应源的“诗古文词，欲歌欲泣，不须把酒读《离骚》也”，就是从杨应源的作品之中，他感受到了屈原文化在武陵当地诗人中的影响。既然如此，他不可能不将屈原的遭遇同自己的对照，从而在内心产生思绪，这也就从侧面说明了他在潮音阁创作《吊屈平赋》的思想基础。
常德招屈亭
3、思绪徘徊之际凭吊屈原
王守仁滞留在常德城西潮音阁（寓贤阁），感受了常德地方浓郁的屈原文化氛围，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今古同慨，创作了著名的《吊屈平赋》。此文收入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原文参见本书下编《屈原与武陵文化资源》散文精选部分。
将王守仁的《吊屈平赋》定在常德城西潮音阁所作，有如下理由：
一是正德三年（1508）春天，王守仁由福建、浙江、江西进入湖南境内，经过长沙、汉寿，最后到达常德，在被春汛阻隔常德城西清平门外潮音阁（寓贤阁）之前，一路除了正常的住宿外，基本上没有做哪怕是短暂的停留，这从他的行程诗文中看得出来。而酝酿创作《吊屈平赋》这样的文章，毕竟不比一路上的见闻诗歌，没有一段比较成熟的思考是不行的。
二是王守仁之前并没有特别地接触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他是以贬谪之身进入湖南地区之后，从长沙、沅江、汉寿（龙阳）到常德，一路上广泛接触了屈原文化遗迹、感受了屈原文化氛围之后，才开始对照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思考，从而酝酿了《吊屈平赋》的写作。
三是他到达常德，住进城西潮音阁（寓贤阁）之后，每天观望脚下奔腾的洪流，向东望便是他来的路上经过的举目可见的武陵招屈亭和德山枉渚。按今天的距离，潮音阁位置在“中国常德诗墙”西头不远，招屈亭则在诗墙东段江湾处，现代如果不是沅水一大桥遮挡，便触目可及，招屈亭向东斜对岸是屈原当年“朝发枉渚”之处。每天观望这些地方，联系自己的经历，思想家不可能没有想法。
四是《吊屈平赋》开头便称“正德丙寅，某以罪谪贵阳，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为文而吊之”。正德丙寅，即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这是他开始遭祸的时间，实际到达湖南是在正德三年初春。“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那就是在经过沅湘之后。后来春汛结束，王守仁溯沅水而上，路途中再没做过多的停留。这种凭吊文章往往产生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因此判定《吊屈平赋》作于常德城西潮音阁（寓贤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五是《吊屈平赋》中表现的情绪是抑郁不平的。“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无冬秋。累不见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忧？”谁知道我的忧和愁？谁能理解我？这种情绪和后来平反被重新起用之后充满希望的情景截然不同。正德五年春，刘瑾倒台，王守仁被任命为庐陵县令之后，归途中他还是经过常德，也是住在这潮音阁，同样也被春汛所阻。他留下的《潮音阁》诗中说：“江天云鸟自来去，楚泽风烟无古今。”“新春尚阻东归楫，落日谁堪话此心。”这时的心情虽然感慨良多，但却是平静的，欣慰的。
六是《吊屈平赋》的具体内容，同他此时在潮音阁写的《阁中遇雨》三首的思想情绪一致。“道意萧疏惭岁月，归心迢递忆乡园。年来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欲手援”（见第一首），这不正是和屈原一样的忠而被逐的痛苦和无奈么？王守仁在这里也产生过思想上的徘徊，“问津久已惭沮溺，归向东皋学耦耕”（见第二首），这不正是屈原在《渔父》中所表现的思想矛盾么？他甚至也产生过自觉不可为而为之的感慨：“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存心出处间。”（见第三首）一腔“忍而不能舍”的“忠君爱国”之情。这些，都可说是一脉相承！
总之，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经过一年多的出生入死、颠沛流离之后，于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达常德，暂时滞留于城西潮音阁（寓贤阁）。这时他精力疲惫，情绪低沉，思想徘徊，有过矛盾的心境，出世的念头。在对屈原的凭吊之中，他结合屈原忠而遭谤，继而见疑，乃至被逐的不幸遭遇，以“幽业薄兮畴侣，怀故都兮增伤（冥冥之中命运相同啊我和屈原您结为伴侣，系念国家啊我和您一样心伤）”为关纽，将古与今，屈原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一股怨愤之情替屈原而发，也是替自己而发，因此有千载共鸣之感。这反映了贬谪途中的王守仁，在流传着善卷归隐等传说，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屈原文化氛围的武陵这一特殊环境之中的特别感受。
当然，我们今天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有条件回过头来观察和比较历史上这两位曾经在武陵心息相通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屈原处在国破家亡的楚国末期，忠而被逐之后“行吟泽畔”，救国无望之际，最后赴汨罗江以身殉国；而王守仁则是生活在大一统的明王朝中期，宦官刘瑾专权只是王朝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刘瑾倒台之后，他复得重用，并且以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平定“宸濠之乱”，为维护明王朝的统一作出了贡献，最终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这自然是历史所提供的机遇完全不同所造成的了。
常德屈原公园
4、学术传承之中产生影响
王守仁于明正德三年（1508）和正德五年的两个春天，来去贵州龙场驿的途中都经过了常德，且两次都因为遇到春汛被滞留在常德城西潮音阁（寓贤阁）一段时间，他在这里凭吊屈原，写诗着文，成为常德地方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亮点。他在常德城北讲学的地方，不久被辟为“阳明书院”，并为后来的地方志所记载。如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五《学校考二》：“阳明书院，在府北关外。明正德间，兵部员外郎王守仁以言事忤旨，谪戍龙场驿，道经武陵，与蒋信、冀元亨等讲学于此。因构棹楔一座、大门三间、大堂三间、川堂一间、左右厢房共六间、后堂三间，亭榭具备，额曰‘阳明书院’。”王守仁在常德创作了十三首诗歌，今天永久性文化工程“中国常德诗墙”上，就选刻了他的《天心湖即事》《潮音阁》《桃花源》《墨池遗迹》等四首，为同一作家选刻作品最多者之一。总之，王守仁对常德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学术文化方面。
这主要体现在两位有代表性的武陵先贤身上，他们就是当年去潮音阁拜望王守仁的蒋信和冀元亨。
先说冀元亨。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月亮在1999年1月推出的《王阳明大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开篇就以“一生极重践履的阳明，本身就像只鞋”，而冀元亨就是找到了这双“合脚的鞋”之人的生动比喻，介绍了冀元亨终身服膺王守仁的情况。他说：
《明史》阳明本传只附了一个学生，既因为别的成了气候的学生都有传，还因为这个学生最能体现阳明学的“鞋”精神，他叫冀元亨，他因去过宁王府而被当成阳明通宁王的证据给抓起来，在锦衣卫的监狱里受百般折磨，但他对人依然像春风一样，感动得狱吏和狱友一个劲的哭，他把坐大狱当成了上学堂。所有的司法人员都以为奇，问他夫人：“你丈夫秉持什么学术？”她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阃帏之间。”闻者皆惊愕不已。
……
再高贵的鞋，也是踩在脚下；但路也正在脚下。不能生活在别处的人的所谓脚下之路，只是不得不走的路；有生活在别处之权力意志的人才能“践履”在希望的道路上。
在比做什么事成什么人更哲学的语义上说：穿什么鞋走什么路。
阳明这只鞋，至少有亲在性、超越性、诗性、葆真性、有应必变的践履性……许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一只合脚的鞋。阳明这只鞋可以叫真、善、忍；可以叫真、智、乐，叫六通四辟……
致良知，就是要你找到可以上路的合脚的鞋。致者，找也。能否找到呢？就看你肯不肯去找——因为，它就在你自身“心即理”。阳明这样解释孔子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
宁王，即朱权，为明藩王，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十四年(1381)受封。二十六年(1393)就藩大宁(内蒙古宁城西)，带兵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个个骁勇善战。后来燕王朱棣起兵，朝议恐怕朱权同燕王联合，便派人召朱权，朱权不至，结果被削三护卫。这年九月，江阴侯吴高进攻永平(河北卢龙)，燕王救援。吴高军退兵之后，燕王率军攻破了大宁，挟持宁王朱权回北平，并收编了他的精锐部队。燕王即帝位后，永乐元年(1403)其改封到南昌府。传到四世孙即朱宸濠，因谋乱被王守仁率军平定，朱宸濠最后被杀。
《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学案》称：
冀元亨，字惟干，号暗斋，楚之武陵人。阳明谪龙场，先生与蒋道林往师焉，从之之庐陵，踰年而归。正德十一年，湖广乡试，有司以“格物致知”发策，先生不从朱《注》，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阳明在赣，先生又从之，主教濂溪书院。宸濠致书问学，阳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谈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与之言学而已。濠拊掌谓人曰：“人痴一至是耶！”一日讲《西铭》，先生反复陈君臣之义，本于一体，以动濠。濠大诧之，先生从容复理前语。濠曰：“此生大有胆气。”遂遣归。濠败，忌阳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师，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颂冤，出狱五日而卒。在狱与诸囚讲说，使囚能忘其苦。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这是明中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最大一次角逐。朱宸濠生性轻佻，毫无威仪。他在南昌巧取豪夺，聚敛钱财，又有政治野心。弘治十八年(1505)，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是个有名的腐朽荒唐的皇帝，“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不问政事，大权旁落，太监刘瑾当道，朝政极端腐败，这就为朱宸濠反叛提供了便利条件。朱宸濠准备反叛夺权，想多拉拢培植一些亲信，同时也想文饰自己，亲自写信向王守仁请教学问。王守仁便派冀元亨去南昌应付，也是为了试探虚实，观其动静。冀元亨在朱宸濠面前，则以君臣大义相规谏，让他大失所望。后来，朱宸濠果然自称皇帝，公然反叛。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得知叛乱消息，立即调集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地方官员统兵勤王。从六月起兵，至七月下旬，总共43天，朱宸濠即被王守仁所擒获。
王守仁等擒获朱宸濠之后，受到了明武宗身边的幸臣们的嫉妒。他们一面以搜捕宸濠余党为由，到江西大行株连诬陷，屠戮无辜，就连平叛有功的吉安知府伍文定也被抓来捆了；一面又制造流言污蔑王守仁“与宸濠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当王守仁从南昌出发，准备把逆贼献给明武宗时，他们又多次遣人阻止，要求王守仁把朱宸濠释放在鄱阳湖地区，“待上自擒之”。更有甚者，为了将平叛功劳延及明武宗及其各幸臣，于正德十五年(1520)闰八月，在王守仁不得已将朱宸濠押至南京献给明武宗时，制造了一个十分滑稽的场面：明武宗和他的近侍们身着戎服（军装），摆开作战的架势，然后将朱宸濠除去枷锁，释放在军队的包围圈中。接着就擂鼓鸣金，将朱宸濠重新抓起来带上枷锁，放在队伍的前面，作凯旋而归的样子。
宦官张忠、许泰等为了诬陷王守仁，在审问朱宸濠的时候，要他承认与王守仁曾经“私通”。朱宸濠开始不承认，后来被盘问不已，就说王曾派冀元亨到过他那里，他也曾托冀元亨拜王守仁为师。那些幸臣们以为抓住了把柄，便逮捕关押了冀元亨。张忠等人拷问冀元亨，并使用炮烙的酷刑，冀元亨始终没有违心地招供。张忠等人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监禁，直到嘉靖改元之后，才将冀元亨释放。然而冀元亨因刑伤过重，出狱刚五天就去世了。
冀元亨被捕入狱之后，王守仁曾多方上书营救。《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三十二保存了他当时所写的一份《咨六部申理冀元亨·申理冤诬》文，由此可见他们的师生情谊：
照得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于远迩；孝友之德，化于乡闾。本职往年谪官贵州，本生曾从讲学。近来南赣，延之教子。时因宁藩宸濠潜谋不轨，虐熖日张。本职封疆连属，欲为曲突徙薪之举，则既无其繇，将为发奸摘伏之图，则又无其实。偶值宸濠饰诈要名，礼贤求学，本职因使本生乘机往见宸濠，冀得因事纳规，开陈大义，沮其邪谋。如其不可劝喻，亦因得以审察动静，知其叛逆迟速之机，庶可密为御备。本生既与相见，议论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职所遣，一时虽亦含忍遣发，而毒怒不已，阴使恶党四出访缉，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职风闻其说，当遣密从间道潜回常德，以避其祸。后宸濠既败，痛恨本职起兵攻剿，虽反噬之心无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无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系本职素所爱厚之人，辄肆诋诬，谓与同谋，将以泄其雠愤。且本生既与同谋，则宸濠举叛之日，本生何故不与其事，却仍乃反回常德聚徒讲学？……
《姓谱》一书也称冀元亨：“幼有志操，每以古人自称。待对妻子如宾，幸族人。以正为学，务探本源，不为口耳之习，学者称之。”冀元亨的事迹为此后的各种地方志所记载，成为当时人们敬仰的道德楷模。
再说蒋信。
在学术史上自成派系的则是蒋信。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明代湖广常德人。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于正德三年春抵达常德，被春汛阻隔潮音阁（寓贤阁）之时，当时跟从常德当地名贤杨褫在城西闻山书院讲学的蒋信和冀元亨，结伴到潮音阁拜访了王守仁，继而拜他为师，因而他们是楚地王学最早的亲炙弟子。冀元亨跟随王守仁终身，蒋信后来又师从湛若水（1466—1560，明代哲学家，字符明，号甘泉）。蒋信曾两次陪同湛若水游览南岳。湛若水的学生很多，蒋信边学习也边为先生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因此《明史》说他“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
嘉靖十一年(1532)，已年过五十的蒋信，才参加礼部考试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被授予户部主事，后转兵部员外郎，不久出任四川水利佥事。他为官正直，致力于为地方兴利除害，此类事迹各种方志记载很多。例如在四川任职期间，有道士用妖术鼓惑人心，骗人钱财，蒋信便召来道士当场验证，法术不灵验就绳之以法，使得道士不敢再招摇行骗。在升调贵州提学副使之后，他在那里大兴办学之风，曾同时创办“正学”和“文明”两所书院，为当地的民智开化作出了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蒋信十分注意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有一次，有个叫易裴的犯法者窜入苗民中，“诱其酋为不法”，御史赵大佑捕获了他，苗民不明真相，便起哄闹事，巡抚刘彭年很担心。蒋信就派手下的人去苗民中宣传国法，很快就得到苗民的理解。由此可见，蒋信是一个为人正直不谋私利、并有一定干才的开明官吏。
蒋信是怎样离开官场的，各书说法不一。《明史》本传只说他“坐擅离职守，除名”。《明儒学案》则称“寻告病归，御史以擅离职守劾之，削籍”。《湖广总志》的说法是“信擢贵州提学副使，适湖广征苗，都御史檄信往湖北议兵饷，信闻命即日就道，不及辞御史。御史劾其擅离职守，削籍归”。《古今图书集成》中所收《野史·蒋信传》说得更详细:“信以病数乞(乞)归，(刘)彭年不许。会都御史万镗以勘苗情至辰州，檄监司一人赴军中议事，彭年乃以属信。事竣，暂一过家，而御史魏洪冕劾其擅离职守，遂除名。”根据这些记载，蒋信因“擅离职守”的罪名被削职是一致的，究竟因何原因说法则不一样。
综合各种情况，让人感觉这也也不过是封建官场权力斗争的常事，蒋信成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蒋信很有才能，且为官廉正，不贪钱财，当然也就不屑去巴结权贵，这些都可能成为他被嫉妒遭怨恨的因由，再加上他多次因病乞归，对官场事务并不十分热衷，虽然有如刘彭年那样惜才挽留的上级，也不排除像魏洪冕之类的对他不能容忍的长官。总之，不管是“告病归”还是“暂一过家”，都只是一个别人攻击他的借口而已。试想，蒋信的家乡在素有“云贵门户”之称的湖南常德，从贵州到湖北出差，顺沅水上下是当时最捷径的一条路，有意无意都必须经过，“暂一过家”作为罪名，岂不冤哉！即使“过家”也是顺路，因“病”则情有可原，无论怎样都不该当撤职除名处分。不过，这对蒋信来说则无所谓，因为他在官场早已是心猿意马了。这种心态在初离官场时所写的《桃岗即事》一诗中看得出来:“箬笠藤蓑此寄眠，莺啼花发重今年。旋载松桂树千本，闲和沧浪诗百篇。胜客每惭携酒过，佳晨空负看溪还。何时计取青蚨足，买个支篷鸭嘴船。”
蒋信脱离官场，回到武陵之后，先是打算隐居终身，于是卜居于常德古城东门外一里左右的万桃岗(即今常德城内芷园宾馆一带)。但他毕竟是一位对家乡有着相当责任心的学者，他更希望为家乡民智的开化贡献力量，因此不久就在他居住的万桃岗创办了桃岗精舍(即书院)——精舍是我国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带有研究性质，非一般启蒙学馆可比。著名教育家湛若水还为他手书了“桃岗精舍”匾额。桃岗精舍广收生徒，讲学授业，武陵文风一时大盛。
蒋信在桃岗精舍一边著述一边讲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集部收录了他的《蒋道林文粹》九卷；卷九十六子部儒家类存目二收录了他的《道林诸集》。其下介绍说：
明蒋信撰。信字卿实，常德人。嘉靖壬辰(1532)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尝师王守仁，又师湛若水。《明史·儒林传》附载《湛若水传》末。是编乃其卜筑桃岗时与诸弟子讲学之书，而其门人章评所刊者。首《古大学义》，专释《大学》。次《桃岗讲义》，摘取《论》《孟》诸条，附以论断。又《桃岗日录》，则与门人问答语录也。《桃岗规训》，则读书日程也。《传疾录》，则疾痛时记也。史称“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其学得之若水者为多”。又称“其践履笃实，不尚虚谈”。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初桃岗精舍教学内容的丰富和办学形式的正规。它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日录”和“规训”，并且十分讲究教学方法，提倡“践履笃实，不尚虚谈”、“以达乎居静穷理之奥”，很受学生欢迎。桃岗精舍培养的学生很多，据生徒回忆，“昔年讲学近千人”，可谓盛极一时。如武陵先贤龙膺八世孙龙正楷所辑《先集搜遗》卷一便记载：“公（龙翔霄）与郡人蒋道林为道义交，道林讲学桃冈精舍，公命四子从游。尝题其祠，有联云：一溪萍藻千秋泽，万点桃花百仞冈。”
蒋信特别强调德行修养，“慎独之旨，是先生一生切要处”，所培养的学生，都“长于政事而优于德行”。因此，桃岗精舍在当时江南影响很大，《明史》本传称“湖南学者宗其教，称之曰‘正学先生’”。学生中后来著名的就有姚世英、柳东伯、丁有周、龙德孚、龙德中、徐仲文、姚学闵、邹元标、曹司贤、唐炼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当时有卓有成就的朝廷官员或学者。
蒋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晚年。他在重病弥留之际，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即《属纩时作》:“吾儒传信即传神，岂向风尘滞此生。吩咐万桃岗上月，要须今夜一齐明。”“属犷”就是重病将死，也就是临终之意。《礼·丧大礼》上说:“属犷一俟绝气。”犷是丝绵絮，质地轻，遇气就动。人将死时，在其口鼻上放一点丝绵，以观察有无呼吸，就叫做“属纩”。如南朝宋鲍照《松柏篇》:“属纩生望尽，阖棺世业埋。”诗的前两句是对家人和学生们的安慰。历来办学授徒从事教育者皆以孔子为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此过去教书之人一般都自称为“儒”。蒋信教学恪守“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的古训，实事求是地教给学生知识和学问，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敬重。在武陵地方风俗中，人老去时有人送终是福气好的象征。他在重病弥留之际，许多学生都赶来为他“送终”，心中很是欣慰。看到大家心情沉重的样子，他却说，我教给你们实在的知识，你们能够照此行之，从你们身上就可以看到我的影子，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意即我过去为你们“传信”，实际上也就是“传神”。现在即将撒手人间，不能再为你们“传信”了，如果你们能够按照我教的去行事做人，那也就是保存了我传的“神”，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是早就年过古稀，加上重病在身，还滞留在这人间尘世求取什么呢？因此，我现在是心安理得地离去，你们不必为我过度的悲伤。诗的后两句是临终交代:叫这万桃岗上的月亮，必须在今天晚上同我这四周的灯火一齐大放光明，为我照亮去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路！旧时武陵风俗，老人弥留之际，家中灯火齐明，为他照亮“升天”之路。蒋信希望天上地下一片光明，他在这里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阔大的灯火辉煌的魂归天堂的境界，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一生中为人行事的自信与自豪。
2010年第1期《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小明研究员全面评价蒋信的专论文章《试论楚中王门蒋信思想》。该文对蒋信在继承王学，开辟新意，以及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阳明心学从贵州龙场正式确立，如此可以说，阳明在龙场的亲炙弟子应为真正开始理解王学的及门最早弟子。其中最为杰出的，无疑当为专门到龙场学习的道林。阳明及后学内部，心学和理学之间围绕心、气、性这一基础、根源问题讨论非常激烈，心学视野中的气从蒋信开启，发展到黄宗羲“盈天地皆心”与“盈天地皆气”集大成。本体与功夫范畴在王学中具有关键的地位，基本可分为“功夫所至即是本体”与“悟本体即是功夫”理路。（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p475）作为及门最早的道林，可以说开启了即用即体的重功夫的路径，发展到黄宗羲“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高峰。在这一意义上，道林兼启了王学后学论心、气、本体、功夫主要议题，在王门后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这里，笔者认为需要说明的是，王守仁的心学在贵州龙场正式确立是不错，但其酝酿过程应是在从走上贬谪之路的那一刻开始。而经过刘瑾派人追杀、海上风暴、天心湖风涛之后，到达并滞留常德城西潮音阁（寓贤阁），并在这里收徒（蒋信、冀元亨）讲学，写下《吊屈平赋》，广泛深入地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应该是他心学开始逐步形成的阶段性标志。总之，常德城西潮音阁（寓贤阁）这个地方、蒋信和冀元亨这两个常德青年，以及《吊屈平赋》这篇文章，共同构成了王守仁心学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据此，笔者觉得可以这样认为，是王守仁贬谪旅途的坎坷经历，加上武陵屈原文化的催化剂，发酵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到达贵州龙场驿之后，便逐步走向成熟并正式形成。因此，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能撇开王守仁的贬谪经历，更不能撇开王守仁在武陵地区所受到的屈原文化启迪，来大谈王守仁坐在贵州的山洞里冥思苦想，就得出了“心学”的成果，于是就成了著名的思想家。
站在常德地方文化的角度，笔者还认为，是王守仁的到来，一方面在这里感受屈原文化的影响，深入思考人生问题，一方面广泛接触地方先贤，同时接收有志青年为徒，从而开启了武陵学术文化的新篇章。因此，《明儒学案》卷二十八专列《楚中王门学案》，并在《前言》称：“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蒋信）、暗斋（冀元亨）、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
更重要的是，王守仁对常德地方文化的影响，也不仅只是在当时，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资源、文化符号。清同治初年，在常德德山创办“移芝讲社”（德山书院的前身）的地方先贤杨彝珍（1807—？，今鼎城区黄土店回龙桥人），同时在德山孤峰顶整修了乡大儒祠。他亲自撰写的乡大儒祠联称：
师新建，法甘泉，心学得真诠，两庑牲牢方有待；
近仙源，依枉渚，灵祠托胜地，千秋俎豆永无愆。
对联有自注：“祠建于孤峰顶，祀冀惟乾、蒋道林两先生。”冀惟乾就是冀元亨，蒋道林就是蒋信。“师新建”，即以新建伯（王守仁封号）为师。“法甘泉”，就是跟甘泉（湛若水的号）学习。“近仙源”是说这里接近千古名胜桃花源，“依枉渚”是指这德山孤峰岭下就是屈原当年“朝发枉渚”的地方。可见，王守仁在常德早就同屈原一道，被列入地方人文的开创者行列，成为人们崇敬文化先贤之一。
屈原所经：澧水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