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创建大顺政权，随即率军北上，仅用两个多月便攻入北京，迫使崇祯帝殉国。李自成入京后威望至顶峰，但出乎意料地，仅过了42天他便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出北京。为何这样？均与李自成的作为有关，也只能说他没有一个长远的路线。

推翻旧王朝后，新生政权想稳固发展，必须最大限度优待前朝遗臣，既要笼络人心，也是防止大动乱的必要手段。然而，李自成反其道而行，以“助饷”政策，将自己推向前朝遗臣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种下骤兴骤亡的诱因。

助饷本为明末田赋中附加赋银名目，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而设，在李自成手上就成为勒索抢劫官绅富商的手段。早在由陕西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便推行助饷，等到进京后更甚。李自成特设中央衙门“比饷镇抚司”，按明朝降臣品级及身份，制定助饷金额，据《甲申核真略》记载，规定“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为保证助饷顺利，比饷镇抚司主管刘宗敏制作五千具夹棍，对无力助饷者或交钱不足的官员大肆用刑——“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可想受刑人遭受怎样苦楚。死在夹棍下的官员，富商多达千余人，甚至还包括末任首辅魏藻德。

大顺政权最终在京官、富商身上劫掠勒索到白银七千万两，但考虑到刘宗敏，李过等人中饱私囊，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隐瞒不报等因素，实际金额肯定要远远超过此数。

助饷政策令大顺军即时有养肥之效，但让整个明朝降臣集团与其为敌。事实上，李自成能由一介流寇，蜕变为推翻明朝的强大势力，关键在于他能动员底层民众，他适时对百姓“不当差，不纳粮”政策，赢得民心，间接瓦解朝廷军队斗志，为李自成顺利进京创造条件。然而，李自成“不当差、不纳粮”政策有颁授，但只是口号，根本没有施行过相应举措。

另一方面，大顺军团进京后，由以往夺取明军军资作为资源，迅速堕落为扰民害民的匪兵，大肆抢劫勒索官员和富户，也对百姓下手，为害之深甚至超过当年赤眉军和黄巢的乱军。

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曾引述东村老人如何对大顺军深恶痛绝——“自成入京，大类赤眉、黄巢，盖盗贼之性，本无霸王之略。”

正因为大顺军劫掠民间，使百姓对李自成集团恨之入骨，渐渐产生光复明朝期望。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京，当年四月十四日便有人在大街上张贴私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可见百姓强烈思旧情绪。

李自成其后兵败山海关，民众皆纷纷反抗。在《明季北略》、《泰安县志》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等文献，都有讲到德州、泰安、安丘、河北及山东等，都有明朝遗臣、乡绅聚众起兵。李自成在北京只待了42天，便在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下一片溃败，仓皇逃出北京，并重新做了流寇，次年，李自成逃窜至湖北九宫山，被当地民团击杀，终年40岁，大顺政权也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