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好《易》尚贤，好伏羲以来圣贤书，慧悟洞彻，尤敬神明。作为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易经的卜筮功能是神奇而灵验的。

并且，《史记》记载了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伏羲至纯厚，做《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周本纪》“西伯盖继位五十年，因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汉武帝为啥酷爱易经呢？

刘彘幼时便熟读易经，在景帝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

有继子杀母，依律，大逆论。景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曰：“彘者圣彻过人也。”因改名彻。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孔子解释“咸卦九四☱☶曈：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爻辞时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此处司马迁有误），故长于变；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易经爻辞没有论及五行。但并没有掩盖司马迁对易经的推崇：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熟能注意焉”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史记·日者列传》“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

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于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学一伎能立其身。”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者，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由上可见，司马迁也是深懂易经的真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