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营帐被扎下，再疲惫的马儿或许都终于得以享受片刻的安定。至于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马上的人们总是有着默默记在心中的路线。

而对于一个他者而言，这幅展现在眼前的画面，似乎便变成了风吹草地见牛羊，变成了狂放又略缺章法的游牧，或是蒙古包所带来的种种幻想。

这是每一天里，位于北京“朝阳公园CBD”旁的蒙古大营迎来送往的族人与宾客的情感状态，同样更是每一位有着游牧血脉的蒙古人，在当下避无可避的现实困境。

游牧的铃声在风中飘扬...

6月8日，第二届“游牧计划”在蒙古大营举办。或许在一些刻板印象中，所谓的游牧，便是逐水草而居，亦或浮于表面的“哪里有水有肉便去哪里的”散乱的肤浅画面。但事实上，游牧文明曾建立过诸多的帝国或文明，并具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移动的秩序”——在其中，蒙古帝国甚至曾建立了一个世界的秩序，因而蒙古族对于游牧文化保留得也最为完整。

蒙古族的游牧方式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气息，以天然草地放牧，遵循畜群性及季节规律，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承能力之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资源又不使其破坏；同时，面对大自然，心怀敬畏，才使得草原永远长青，他们赖以生存的故土才会永远保持活力。在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下，游牧式的生产方式既是适应自然的结果，更是主动保护草原的选择。

▲ 游牧计划的四位发起人在现场，左起：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会长乌·额·宝力格，艺术家、导演乌尔善，杭盖乐队队长伊立奇，艺术家琴嘎

这种可以被称为经典范式的游牧文化甚至可被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末期。而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但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也似乎在表明：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而对于蒙古帝国来说，其在游牧的同时，又具有非常强大的世界性与多元性——这来自于它对不同文化与不同信仰的宽容性。但是，十九世纪末以后，农业移民、开垦、定居使得游牧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半农半牧与农耕的进程，农耕蒙古人逐渐形成；随后，经过自20世纪初袭来的社会进化论和接踵而来的屡次近代洗礼，游牧自身渐渐被视为落后的、应该被淘汰的存在，而定居也成为了硬性流向；1980-1990年代之后，游牧文化又迎来了激烈的市场化洗礼，蒙古人的游牧业（或传统畜牧业）开始受市场调节，这种市场化与蒙古人的城镇化一起，使得游牧传统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 活动现场

古典游牧者之“死”？

就这样，蒙古人经历了“多元化”（主动的）、一元化（封闭的）、多样化（被动的）、一元化（幻想的）这一波折的历史过程。最终，如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内蒙古人都可以被称作是“农耕蒙古人”，传统意义的“游牧”早已消失在绝大多数人的血液中，整体的社会形态也从半农半牧走向了几乎完整的农业化。但在同时，自身与他者幻想的“游牧一元性”却与现实的“多样性”在时间的流逝中被建立起了巨大的鸿沟。

值得注意是，这种鸿沟不仅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同样来自游牧民族内部的复杂争论：是否说蒙语、是否骑马游牧成为分群分层的“谁才是真正的蒙古人”的鄙视链标准——于是，当今天的蒙古人怀念游牧传统的时候，不断地试图去强调它的一元性与纯粹性 ；但在同时，这种一元性不仅成为与他者在概念上的界限（排他性），也成为了早已多样化了的内部世界的界限（排己性）。

▲ 活动现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会长乌·额·宝力格，与日本滋贺县立大学人间文化学部教授孛儿只斤·布仁赛音对谈

因而，仿若双刃剑一般，曾经的多元化给蒙古人带来了荣誉和整个世界，但近现代社会以来愈加广阔的多元化却给蒙古人带来了生存及自我身份确认的危机。辉煌的历史与民族的当下生存所产生的巨大鸿沟，随着蒙古文字与时代的不适应，以及市场化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游牧-畜牧业不再是政策保护的对象，游牧本身的不可返回性愈加显现。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被消费的“游牧文化”，同样给游牧者的后裔们带来了有悲有喜的微妙感受。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就像拉康的镜像理论所说的，或许从来没有真正的本我，人永远是通过外界的变化来感受与塑造自我，并构建新的主体性——正因为自我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所以人必须从在外在世界的游牧中去寻找自己。但是，征伐与拥抱世界的过程，仍旧被蒙古人视之为丢失自我灵魂与纯粹性的过程。

▲ 当代艺术单元的策展人琴嘎在现场介绍蒙古国艺术家陶格弥德希热沃·恩和宝力道作品

这种创伤性的挣扎，或许可以从蒙古国艺术家陶格弥德希热沃·恩和宝力道在现场的行为作品中窥视一二。艺术家使用在蒙古大营里废弃的蒙古包废料，借来蒙古袍，然后在他带往世界各处的圆形蒙古包前，用马粪烟熏净化自己的内在，再用被视为神圣的牛奶净化外在身体。最终，他在考验着自身极限的同时，与这些游牧材料相共生、对抗，并不断试图在蒙古包的内部与外部间挣扎，最终在重生中暗示着艺术家对于蒙古及蒙古后代的未来的思考。

▲ 行为作品现场片段

▲ 恩和宝力道在行为现场

一方面，这些游牧材料是日常的、习俗的、传统的；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数千年来植根于蒙古血液中的传统，在当下似乎也成为遮蔽与阻碍他自身的某种因素——痛苦与对于未来的挣扎，也就此产生。在日本滋贺县立大学人间文化学部教授孛儿只斤·布仁赛音看来，这种痛苦或许来源于在清代时期所树立的封闭的盟旗制度，使蒙古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与外界隔离，并处于被动状态从而失去自我认识的更新机制。因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变化意味着失去自我——但在同时，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不处于变化的状态中呢？

▲ 行为现场

异化的世界，数字全球化的游牧

近些年来，文化学者们在高声呼喊着：“人类纪已到！”尽管这一说法在一开始并未被地质学家们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愈加影响、决定着自然的发展命运。但在另一程度上，事实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世间已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人一旦踏入那片领域，便形成了同时包含两者的结构。那么，当我们谈起“自然”时，我们在谈些什么？是异化的自然、社会化的景观，还是充满着人类幻想加持的真实世界？

在这个语境下，“自然”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自然，人也不是之前原本的那个人，游牧者也不再是以往的游牧者，异化的自然代表了异化的社会，造成的则是异化的个体。而所谓游牧的边界，其实也正是试图去打破单一性的幻想与自我禁锢，从而超越这个异化的边界本身。

▲ 蒙古国艺术家策仁皮勒·阿荣特古斯作品

当代游牧者的重生

文化史家们曾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如今，人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中转站——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点，也是信息的发出点。人和碎片化的外界并不是以对立的方式相抵抗，人也并不在其景观环境中，而是你就是它，它就是你，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你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

在此时，“游牧者”的身份同样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路易斯·H·拉潘姆(Lewis H.Lapham)看来，如果把印刷文化的人们称为市民，那生活在电子文化中的人，则都是“游牧民”。这种游牧并非是古典的、物理空间的或肉体的，而是全球的、数字的、社会的，存在于人类数千年来所共同写就的“当下现实”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孤岛，无论如何移动，都仍旧被标注在现代社会系统的“地图”之上，而不再存有某种不断游离的、传统的、充满想象的游牧身份。

在媒介传播学鼻祖麦克卢汉那里，人类的社会传播形态已经历了“部落化”与“非部落化”，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多元化的部落生态中，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这些部落单元又进一步裂变分化为社群。相比部落，同一社群中趋同性更强，不同社群间差异化更大，社群间的联动多样复杂。

于是，在当下的混沌现代主义时代中，一种新的情感结构与游牧方式产生，其特点便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担当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超脱姿态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每个人也具有身份和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再有任何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与情感状态，也再也没有所谓的游牧与定居的对立性。

▲ 活动现场，艺术家恩和宝力道的代表作品选集

在这一层面上，“游牧计划”的几位发起者与嘉宾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当代游牧者的代表，并指向了游牧的未来可能性。他们的身上流着游牧者的血液，但又在国际化的舞台上，从电影、音乐、学术、艺术与诸多领域展现着其独有的气质——

乌·额·宝力格担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会长，他与日本滋贺县立大学人间文化学部教授孛儿只斤·布仁赛音共同构成了国际学术界的蒙古强音；艺术家、导演乌尔善与蒙古族电影制片人王彧（塔乐）和藏族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则以不同的民族身份，在电影领域建构着具有独特叙事风格与理念；杭盖乐队与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的突厥民间乐队阿勒泰盖乐队虽然语言不同，但都用着各自的音乐风格，在世界各地巡演传播着游牧性的张力；而艺术家琴嘎，则同样和蒙古国的艺术家策仁皮勒·阿荣特古斯与陶格弥德希热沃·恩和宝力道一样，在纷杂却又被主流控制话语权的艺术世界中，用自己充满力量感的作品，不断冲击着当代艺术形式与观念的边界。

▲ 艺术家、导演乌尔善的新电影《封神三部曲》将于2020年上映，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封神世界与极致的中国古典美学

他们可以出现在全球各处的地域或语境中，更是可以在数字化的世界中扬鞭立马。情景和情境性的现在性，也都得到了承认。在此时，“游牧”代表了一种开放性的、非中心的、无规则的、多元化的、无限生长的形态和活力——在融合中不断生长，在生长中仍旧产生并保持差异。

▲ 艺术家对谈，左起：“游牧计划”发起人、艺术家琴嘎，艺术家策仁皮勒·阿荣特古斯，艺术家陶格弥德希热沃·恩和宝力道

▲ 活动现场，左起：蒙古族电影制片人王彧（塔乐），藏族电影导演万玛才旦，艺术家、导演乌尔善

在黑格尔那里，差异意味着彼此的否定，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战争结局，意味着对差异的消除以及消除后的再生；在德里达那里，差异或许就是一种难以破解的永恒矛盾，一种各要素彼此难以同化的绝境；而在德勒兹那里，差异则意味着一种生成和变化的活力。

从这种角度而言，生命似乎只能从运动（或是游牧）中去衡量。它是因为差异而运动，是因为差异产生的障碍进而要克服这障碍而运动，并有着诸多的运动姿态：生成、游牧、逃逸、流动、共震、重复、分子、分裂、解域化、解码、繁殖……所以，对于德勒兹来说，最重要的概念是动词，而且是进行中的动词。

永远进行时的游牧

因而，我们或许可以如此说到，重要的概念是游牧，而更重要的则是进行中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游牧——只有无畏的探寻与不断的犯错才能在混沌现代主义的大漠中找到新草场；在此时，游牧本身既是行为，也是目的与动机。就如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所言说的，从来没有所谓推动历史变化的“时机”，介入历史进程的行动也绝对不会被还原为导致这个行动的必然原因——一切只有在行动之后才会发生。

换句话说，历史的车轮缓缓驶过，当古典的游牧者在生理上因再也无法回到游牧生活而不可避免地消逝时，当代的游牧者也就此产生，但游牧背后所蕴含的精神与意义却也因此以另一种形态传承与存在——那些刚中之柔，对于多元性的坚守，以及对于生命饱含的热情与不断游牧的古老智慧......

而就如琴嘎所畅想的，当多年后再次回首，那些游牧本身的、甚至超越游牧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便在当下产生：它无关偏见，甚至无关蒙古，而是关于蜕变、吸收、开放、多元，更是指向了全球数字化下，抛却肉身与那些厚重禁锢的，思想与情感的游牧。

▲ 活动现场，杭盖乐队与阿勒泰盖乐队共同演奏

部分图文来源于网络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撰文/王家北 责编/d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