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劲松：五代时期的江西书院考述
我国古代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代，在今江西省所辖地区有近十所之多。进入五代，始建于唐代的那些书院不仅大多继续维持，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势头。
五代，在今江西省所辖地区来说，始于李唐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至赵宋开宝八年（975）灭江南国（南唐）其间总70年。在这70年中，江西新建书院（书堂），据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书院名录所载有六所。它们是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梧桐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
留张书院在洪州高安县境内（南唐时改隶新设的筠州，今属江西宜丰县）西北云峰坛之麓。该书院创办人为张玉。张于唐末由新吴徙居高安，钟传卒，唐亡，张挂冠归隐，键户不出，建书院，讲学其间。其建书院时间应在杨吴政权占领江西之后。
匡山书院，在吉州太知县（今江西泰和县）东匡山下。创办人罗韬，。字洞晦，清修苦学，淡于名利，曾被后唐明宗征授学士。不久引疾而归，建书院教学授徒其间。
华林书院，在洪州新吴县（南唐新吴县改奉新县）西南五十里之华林山。创办人胡珰，胡珰生辰不详，葬于南唐保大四年（949），其书院起始时间应早于此时，为南唐初，或为杨吴间。该书院在南唐、赵宋时都曾得到朝廷表彰
梧桐书院，亦在洪州奉新县境内，罗坊镇梧桐山。为罗靖罗简兄弟所建。罗靖字仁节，人称中庸先生，罗简字仁俭，人称诚明先生。梧桐书院为罗氏兄弟聚徒讲学之所，因山多梧桐故名。有的学者以为该书院建于唐。根据是因《光绪江西通志》有一段记载，“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故有该书院建于唐之说。其实考察实地可见梧桐山在罗坊镇之北。又据宋人徐应云所作《梧桐书院记》称：罗氏兄弟教学乡里，“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己”。有的资料甚至讲“从徐铉游”。，由此可知《光绪江西通志》上的记载应断句为“梧桐书院在奉新县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该书院亦为创于五代的书院。
云阳书院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南唐时吴白举进士，后谪归，建书院聚徒讲学其中
光禄书院在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县）。之富田，为邑人刘玉所建，时在开宝二年（969），其时中原已为赵宋王朝，南唐自贬为江南国、奉宋“正朔”，然而实际上该地区仍在南唐李煜控制之下。
有的学者曾将庐山国学称之为建于五代的书院，并称其为书院的四个老祖宗之一，此说当然不妥。因庐山国学是与建在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相同性质的学校，是朝廷之学，帝王之学。它与民间讲学书院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入宋以后庐山国学改为白鹿洞书院，或者准确地讲是在庐山中学的旧基上江州士民建立民间的书院，那以不在五代了。故笔者不将其列于江西五代的书院之中。
除以上六所书院外，最近查阅有关史料又有新的发现，补充于后。
据明万历间南昌知府范涞主持，著名学者章潢总撰的《万历南昌府志》所载，新建县之西山有欧阳拾遗书堂和陈陶书堂。
欧阳拾遗书堂创办人为欧阳持，字化基，洪州高安县人（南唐改隶筠州）。唐光化四年（90）进士。为太学博士。天复四年（904）权臣朱温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欧阳持看到朱温有异志，遁归乡里，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当时杨氏占据江淮、奏除欧阳持为左拾遗、团练判官。持又见杨氏之心思不在匡复唐朝，故又辞官归西山。欧阳持在西山建书堂读书讲学其中，其书堂在江西凤翔洞侧。据《同治新建县志》载，其门人扁曰：“拾遗书院”。
陈陶书堂乃陈陶读书受徒之处。陈陶本人是福建剑浦人，世以儒业名家。据《江南野史》、《南唐书》、《十国春秋》等史书记载，其少学于长安，常以国器自负，以世乱不得逞。南唐升元南奔，居洪州，将诣金陵见南唐烈祖李弁。但“自度于宋齐丘不合”，遂隐居于洪州之西山，建书院自处。陈陶常说：“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陈陶博学，历象声韵无不精究，以诗名，兼通释，老之学，自号为：“三教布衣”。元宗李景迁都南昌，曾欲召见之。后李景晏驾，陈亦绝意仕进，以修炼为事，久之复变姓名徙去，不知所终。其书堂原在西山香城寺左。
洪州新建县尚有一所得名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的书院——秀溪书院。其创办人邓晏，本为南昌县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江西安抚使兼知洪州王明请其典教州学。二年后归里，其时朝廷割南昌西北部置新建县，邓晏故里在新建县。众多生徒侍从习学，其原先讲学之所易南精舍容纳不下，因此扩而大之，改名秀溪书院。邓晏在应聘讲学州学之前已因讲学易南精舍而盛名，故易南精舍之建成应在开宝九年（976）即太平兴国元年之前，时在南唐（江南国）。
再一所为“墨庄”。为庐山国学生徒、南唐状元、清江（今樟树市）人，刘式所建。刘式字叔度，他精于《春秋》公、谷之学，南唐时由张洎知贡举，试《三传》，独放其一人状元及第。后归里建墨庄，教训宗族子弟。入宋，太宗赵光义重其名望，授鸿胪、大理丞、太常博士最终官至刑部郎中而卒。刘式有五子，立本（咸平三年进士）、立言（大中祥符八年进士）、立之（大中祥符元年进士）、立德（天禧三年进士）、立礼（天圣二年进士）。终宋代刘氏子弟中进士者有十七人之多。《道光清江县志·列女传》有一段关于刘式夫人陈氏的记载：“陈氏，新淦人，幼贤慧，为父鄯钟爱，清江刘式游学新淦，鄯见妻之。式为郎中卒，或劝陈多置产为长久计。陈叹曰：丈夫官贫，藏书数千卷墨庄也，安事陇亩。诸子习学有怠则为不食。由是诸子能植立”。胡安定、朱晦庵曾叙记刘氏墨庄故事。朱熹《刘氏墨庄记》赞刘氏说：“非祖考之贤孰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其子孙，非子孙之贤孰能以仁义道德之贤，光其祖考。自今以来有过刘氏门而问墨庄之所以名者。于此乎考之则知其土之所出，庐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墨庄应该是建于南唐朝末年的刘氏家族的书院。
除上述四所书院外，还有两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书院，一是毛炳讲学南台山，一是沈彬进士书院。
关于毛炳，不少有关五代庐山国学的文献都将其称为庐山国学教师之一。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毛炳，洪州丰城人，好学，不能自给，因随里人入庐山，每为诸生曲讲，得钱即沽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洒，或嘲之曰‘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炳闻之微晒而已”。后徙南台山。据《万历南昌府志》称：毛在南台山曾聚生徒数十人，“讲诵迨数年”。然而终酒醉如旧。一次卧道旁。据马令《南唐书》载：里首张谷掖炳而起，炳曰：“毛炳不干于张谷，张谷不学于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毛炳讲学说经，从其学者多为成人，他从事的是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活动，而且是索起报酬——酒的教学活动。其南台山学舍，实乃一所佚名的书堂或书院。
关于沈彬进士书院，引起人们注意是因为一首诗。
《全唐诗》卷八四四记录了僧齐已的《沈彬进士书院》一诗。
相期只为话篇章，踏雪曾来宿此房。
喧滑尽消城漏滴，窗菲初掩岳茶香。
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伤。
应有太平时节在，寒肖未卧共思量。
对于沈彬，有关他的记载不少。郑文宝《南唐近事》载：“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江西之高安。三吴候伯多尚以粟帛……”。龙衮《江南野史》则载：“沈彬者，筠阳高安人，少好学，读书有能诗之誉。唐末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居云阳山十年许，与浮屠辈虚中、齐已以诗名互相吹嘘，为流辈所慕。寻归里访名山洞府与学神仙，慕乔松虚无之道，往来多之玉笥，閤皂二山人游息焉。先主移镇金陵。旁罗隐逸名儒老宿，命郡县起之……授秘书郎，入赞世子，未几以老乞归，乃授曹郎致仕。年将八十修齐不怠，嗣主至南昌乃撑舟往见……厚赐粟帛盐贷放还，寻卒。”马令《南唐书》则载“元宗南迁，彬年逾八十求见”。昊仕臣《十国春秋》则载，其“唐末应进士不第，遂浪迹衡、湘”，“隐云阳山，好神仙，善赋诗，句法精美。寻归乡里”。“烈祖辅吴表授秘书郎”，“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迁彬年八十余”，来见。
邓洪波先生在《唐代民间书院研究》一文中认为沈彬所建书院应建于唐末、理由是沈于唐末进士举不第已入中年。其实光化四年（901）沈彬第三举纳省诗《赠刘象》，主司杜德祥贝而放刘象及第，沈彬落第归。如果说建隆二年（961）李景南迁时沈彬年八十余的话，光化四年只有二十余岁，尚未入中年。而后南游湖湘十年才归故里，此时朱温已灭唐建梁朝多年。如果沈彬确有书院的话应为始建于五代的书院。
另外，沈彬进士书院究竟是聚徒讲学之处呢？还是诗人会诗之处呢？或如邓先生所以为是讲会之处？或者仅为沈彬读书晏客之所？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五代，在江西始建书院（书堂）有十余所之多。
五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中原板荡，而江南却比较安定。中原士人，以至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割据江南的杨吴、南唐的执政者，则比较注意发展其经济和文教事业。尤其是南唐三代君主李弁、李景、李煜都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故马令《南唐书》记载说：“呜呼！西晋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五代之乱也。礼乐萌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人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见。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瞻，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又说：“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壁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竟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物置学宫，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六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都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适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故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南唐之藏书，何以异此。”
我国历史上自东晋开始，有一个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自五代以来，南方在经济、文化发展上超过了北方。这是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五代，对于江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教育而言，有庐山国学，有一批书院，造就一大批人才，在科举考试方面成就亦颇为辉煌。这都为在而后江西数百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