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往往难以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理解棉花产业发展史是理解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关键。

《棉花帝国》一书的作者斯文·贝克特通过叙述棉花产业发展的历史，解释了欧洲国家和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这些人的命运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着巨大不平等的世界。

危机最能说明全球棉花帝国的基础。美国内战就是这样的一场危机。

1861年4月，当萨姆特堡炮击发生时，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核心成分。根据英国棉花商约翰·本杰明·史密斯的自吹自擂但基本上准确的说法，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任何年代或任何国家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最大的产业”。从许多标准—包括雇佣人数、产出价值、盈利能力—来看，棉花帝国都是无与伦比的。

美国内战

一位作者大胆估计，1862年，全世界有2000万人（每65人中就有1人）参与了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英国的工厂仍拥有全球机械化纱绽数的三分之二，英国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以棉花业为基础的。全部英国资本的十分之一投入其中，接近全部出口的一半由棉纱和布料组成。欧洲和美国大片地区都依赖可预测的廉价棉花供应。所以伦敦《统计学会杂志》宣称，除了小麦，没有其他“初级产品像棉花这样对人类需求有如此大的掌控力”。

棉花产业为欧洲制造商和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为成千上万工人带来了工作（虽然境况悲惨），也使美国跃入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建立了“美国各州曾经设想过或实现过的最成功的农业产业”。仅仅棉花出口就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内战前夕，原棉占美国所有产品出口总值的61%。

在18世纪80年代棉花繁荣开始之前，北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一个有前途但处于边缘位置的角色。现在，1861年，全球资本主义的旗舰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危险地依赖从纽约、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其他美国港口运出的白色黄金。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 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60%，以及俄国1.02亿磅中的92%。

美国迅速上升到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灵活地提供进入原棉生产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正如《经济学人》在1861年所说，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因为种植者的“土壤肥沃无比，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其劳动力一直非常充沛，而且不断地持续增加中；用来清理和运输棉花的安排和商业组织都很到位”。

到了19世纪中叶，棉花已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繁荣的中心。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哈希什”，这种药物正在制造强大的幻梦，让人们认为可以进行领土扩张，认为自己就是法官，可以颠倒是非，认为天堂就是有着“舒适的农场”，还有一些“黑人天使作为监工”。

奴隶制位于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影响深远的生产综合体的中心。英国殖民地官员赫尔曼·梅里沃尔指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富裕实际上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周边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根据梅里沃尔的说法，是大都市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而（必要时通过强制手段）获得劳动力是将丰富的土地变成生产性原材料供应商的先决条件。

无论是庆祝奴隶制带来的物质进步，还是要求废除奴隶制，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同时代人都认为，全球经济发展需要身体上的强迫。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很尖锐地表示，“资产阶级文明”和“野蛮行径”勾结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在精英圈子里只是常识。例如，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雷克斯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中写道：“英国的工业繁荣似乎与奴隶制的进步密切相关。”南方种植者热烈地同意这一点：棉花和棉花所依赖的奴隶制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欧洲惊人物质进步的根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和棉花种植者詹姆斯·亨利·哈蒙德有一次在参议院论坛上著名地说道，如果奴隶供应的棉花生长系统受到威胁，“英格兰将蹒跚地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

奴隶制使得工业有着惊人的进步，同时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然而，同时代人担心，这个庞大而醒目的机器只不过是一个表面，放大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政治稳定的担忧。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指出，作为“对外国的一个产业支流”，欧洲的棉花工业可能是脆弱的，尽管一位法国观察家认为它的繁荣“已经成为数以千计的工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关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繁荣和苦难”。

最重要的是，奴隶制本身似乎对稳定具有潜在的危害——用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话来说，是一个“有隐患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美国产生了局部的紧张局势，也因为奴隶可以抵抗甚至反叛。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在1861年宣布：“奴隶劳工是不可靠的。”《棉花供应报道》抱怨道，“奴隶起义与社会不和的恐惧”是永远存在的。就连伦敦货币市场也反映了这些担忧，南部铁路的债券比北部路线的利率更高。《威斯敏斯特评论》在1850年报道：“这种不信任起源于从道德和物质意义上对危险的精确计量，因为这个社会是建立在非正义和暴力的基础上的。”

美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威胁到它一手创造的繁荣，因为南方棉花独特的政治经济与刚刚出现的自由劳动和北方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相冲突。此外，这两个经济体同时向西部地区的暴力扩张给新生的国家机构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

充足的肥沃土地和奴役劳动力使得南方成为兰开夏郡的种植园，但到了1860年，大量美国人，尤其是北方各州的美国人，抗议这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他们及时引发了第二次美国革命。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南方奴隶主独立出去，把赌注押在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将介入并维护世界经济，以维护自身格外有利可图的利益。南方的种植者明白，他们的棉花王国不仅依赖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也依赖他们保持奴隶制，并将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新棉花产地的政治能力。

奴隶制领土的持续扩张，对于确保其经济可行性，甚至是其政治可行性至关重要， 而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让人担忧地持分裂态度的共和党的威胁。奴隶主明白，对他们拥有人类资产的权力的挑战，来自新政党加强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力主张的项目——这对于其自由劳动和自由土地的意识形态也是同等必要的前提条件。

然而，从全球角度来看，1861年4月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不仅是为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其“特殊制度”的未来而战，也是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全世界奴隶劳动的依赖而战。美国内战是对整个工业秩序的一次严峻考验，它能否适应（哪怕只是暂时）失去其提供原料的合作伙伴——扩张的、奴隶驱动的战前美国——而不至于让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毁灭他们的帝国？正如浸信会传教报纸《印度之友》的编辑约翰·马什曼在1863年3月所说的：

“可以说，南方的繁荣一直是以三四百万人处于奴役状态为基础的，这是 一个巨大的犯罪行为，我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念头：来自上帝永恒王座的清算日已经到了。”

清算日于1861年4月12日到来。在那个春日，南方邦联军队向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联邦驻军开火。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事件，是世界核心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一个小小的裂缝，但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恰恰彰显了全球棉花产业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利伯预测：“在这场战争之后，棉花和奴隶制都不会保持其原来的形态。”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其惊人的持续时间和破坏力，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并催生了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的出现。因此，全球资本和劳动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就是在偏远的北美战场上展开的。

内容选自

棉花帝国

作者: [美]斯文·贝克特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副标题: 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编辑 | 王白白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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