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标志着长征的开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而在这个过程中，红军属川康境内转战、停留时间最长，也经历了党内严重的分裂危机，形成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所以才有了“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说法。而四川藏区民众也与红军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千里转移进蕃区，意外惊喜得相助

首先，1936年4月，紧跟中央红军后续赶来的由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在中旬（今云南迪庆州）进行休整期间，积极争取松赞林寺僧侣的支持。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松赞林寺派喇嘛夏拿古瓦为代表，到建塘镇公堂红二军团部拜见贺龙。5月3日，贺龙等红二军团领导一行40余人应邀到松赞林寺回访，送了—幅“兴盛番族”的红布幛（如保存在寺院内）。在松赞林寺八大老僧的支持和藏民的帮助下，红军筹集了急需的粮食，得以继续东进，实现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另外，1936年6月，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在理塘县甲洼镇（今四川甘孜州）向阳寺会师，受到向阳寺僧侣群众的欢迎，两军在向阳寺内召开了中共西康南路工作会议。当时红四军32军将指挥部设在向阳寺内，并在此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甲洼博巴政府，政府由政府由8人组成，每人都获得红军颁发的委任书。博巴政府成立后积极为红军筹集军粮及牛、羊、肉等食品，红军留下了一些银两，并留下一张欠条。有一个藏民给红军作了向导，红军送给他一张手绢留作纪念，红军后来还专门为甲洼向阳寺写了一封感谢信。

时年7月6日,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团同时出发，向理塘县城出发，理塘县城有康巴藏区最大的寺庙长青春科尔寺，寺庙内的喇嘛武装防守。因此，在进军县城前，博巴政府主席安戈、委员拿卡吉村、得扎（喇嘛）3人前往理塘喇嘛寺谈判，达成协议，使得红军顺利进入理塘县城，并受到长青春科尔寺的欢迎。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红军在理塘建立的甲洼革命根据地（博巴政府），使红军获得休整和补充，并在甲洼停留了33天，在理塘境内共停留46天，不仅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有益探索，更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色方面军的全面胜利会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过草地实无奈，蕃僧理解供给养

而在另一边，当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后改编为红一方面军）并于愗功会师后，两军整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1936年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公然在党内搞分裂并另立中央。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1936年7月，张国焘最后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至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二、六军团旋即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再进草地。在这个过程中红军在沿路的藏区收到了原住藏民的支持，其中位于新都桥的塔公寺、毛儿盖的郎木寺以及碌曲（甘南）的拉卜楞寺均为红军提供了必要的给养，使得红军在极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得到了宝贵的休养和补充。

藏汉民族一家亲，首次实践民族治理

实际上，包括甘孜、阿坝以及甘南在内的川康地区，1935年1月到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和停留、途经和活动区域近70个县，历时一年零八个月。作为红军长征从南向北的桥梁和中转基地，四川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加油的总驿站，四川各族人民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途中开展民族工作最频繁的地区，建立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可以说四川是我党首次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地方。红军在宣扬信教自由的同时，又努力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地区17个县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变革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积累了经验，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具有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