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吗?——与曾业英先生商榷(一)

摘 要:曾业英在其发表于2017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的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查,曾业英此文的诸多论述并不符合史实,其所谓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结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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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在2017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以下简称“曾文”)一文,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的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梁启超不过是在当时人们对“护国英雄”蔡锷的尊崇和景仰的社会大环境下,为给蔡的早期生平增添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并借此展现一下自己在自立军勤王起义中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以博得更多的“点赞”,而有意编造的一个“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美丽故事而已。然而,笔者经过认真查考后认为,曾文诸多论述并不符合史实,其所谓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结论不能成立。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笔者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与曾文作者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一、《蔡松坡遗事》并非“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

曾文认为:蔡锷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10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第64-73页。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标注。)曾文所谓梁启超这篇演说词,就是其“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即由梁启超弟子周传儒笔记,发表于1926年11月8日北京《晨报》的《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上的《蔡松坡遗事》一文”。(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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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笔者查考,曾文上述结论与史实严重不符。姑举以下数例说明之:

1916年12月16日,梁启超在蔡锷母校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其前身为南洋公学)发表演说,其中就提及蔡锷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之事:“公(指蔡锷——引者)在汉口谋革命,同事者五人,唐才常其一也。后事败,公得脱,即东走日本。”(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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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0日,梁启超又在《大中华杂志》刊发《祭蔡松坡文》一文,再次点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一事:“庚子汉口之难,君之先辈与所亲爱之友,聚而歼焉,君去死盖间不容发。君自发愤而治军,死国之心已决于彼日。”梁氏此文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并于上世纪30年代被夏丐尊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编入初中国文教材而使之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此文被蔡端先生收入其1982年所编之《蔡锷集》、又被毛注青收入其1983年所编之《蔡锷集》,并被各种版本的梁氏文集所收录,因而流传甚广。由上可见,梁启超明确提及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比曾文所断言的“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1926年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整整早了10年。(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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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至1926年之间的十年中,梁启超又曾多次提及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1920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中说:“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这里,梁启超虽然说追随他到日本的时务学堂学生,“十一人者先后归”,但这十一个人,除了林锡圭、李炳寰、蔡锷三人外,其他人的名字没有一一点明,但时务学堂头班学生唐才质在《唐才常烈士年谱》中则说得很完整:“(1899年)秋七月,公(指唐才常——引者)资送范源廉、蔡艮寅(后改名锷)、唐才质赴日本留学。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学生感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之压迫,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者,有林锡圭(官书称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鐄、朱茂芸、李渭贤等,合计共为十一人。”

1922年12月25日,为纪念云南护国起义6周年,梁启超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说:“(在日本)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此文后来题名为《护国之役回顾谈》,为梁氏的各种文集和有关蔡锷的纪念集子所收录(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忆蔡锷》一书中收录此文),流传甚广。

值得一提的是,除梁启超本人之外,知道蔡锷曾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者还另有其人。自立军起义的发起者之一康有为在1923年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写道:“才常遂尽鄂、湘之士众,欲以力胁武昌。令林圭立之,蔡锷、范源廉咸从焉。其奔走疏附,皆梁启超时务学堂高才生也。”其弟子张篁溪(名伯桢,1877-1946)1904年赴日留学后,广泛地接触革命党人,直接参与革命活动,并通过亲见、亲闻而大量记录我国早期民主革命史实,留下了《记自立会》《自立会始末记》《同盟会革命史料》《华兴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苏报案”史料》等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史料。其中《自立会始末记》明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应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引者)夏秋之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力山)、吴禄贞等会于日本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借以夺取武汉以为基地;乃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系,因林圭与哥老会中人多所素习,易于结纳故也。同行者有秦鼎彝、蔡艮寅(松坡)、田邦璇、傅慈祥、黎科、郑保晟、蔡承煜等人。”

以上史实充分证明,曾文所谓梁启超1926年《蔡松坡遗事》一文“首开”蔡锷参加1900年自立军起义“这一说法的记录”的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不能成立。(未完待续)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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