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6月14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章莹颖案”定罪庭审进入第三日,FBI第二轮审讯录像放出,过程中,嫌犯承认让章莹颖上车。问询中嫌犯称当日自己开车散心,在路边偶遇似乎很焦虑的章莹颖,于是提出带她一程。与之前称“整日在家”的证词矛盾。
对于“章莹颖案”,虽然属于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但是,因受害者是“中国人”,所以,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案件已经过去两年,并且一直没有定论。在舆论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在国内,都显然希望嫌犯“克里斯滕森”偿命。只是,回到法律的层面上,最终的定论还得依赖证据链定罪。
只是,在6月12日的庭审中,辩方律师称“我们承认‘克里斯滕森’造成章莹颖的死亡”,不过却强调嫌犯“克里斯滕森”婚姻失败、学业失败、滥用酒精,作案时绝望抑郁,并表示章莹颖在死前遭受强奸和折磨。“潜台词”是人是我杀的,但是,我有精神病。
可惜的是,在6月14日,随着FBI第二轮审讯录像放出,嫌犯“克里斯滕森”已经崩溃,并声称:“找到证据,我就要入狱”。说到底,“前言不搭后语”的回应,很明显证明,辩方律师在“撒谎”。但是,就案情发展而言,一面之词,往往也只是困兽之斗。
因此,随着“嫌犯承认让章莹颖上车”的事实浮出水面,死罪之门就在一线之隔。因为,“死罪密钥”已经显露,就差最终的证据链完善。当然,国内不少人也质疑,为何犯罪意图这么明显的案件,会折腾两年还没有结果。这其实,也缘于陪审团制度的“严谨性”。因为,陪审团成员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
虽然,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但是,但是不满18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总的来讲,就是希望定罪的判断权,更为分散,以便于“减少错误”,冤枉好人。就如威廉·布莱克斯顿所说:“十个有罪的人逃脱,比一个无辜者的人遭罪要好”。
詹姆斯·兰迪说:“法庭是个战场,律师在那里争夺陪审团支持”。对于“章莹颖案”中,“克里斯滕森”的律师,无论采取怎样的辩护逻辑,本质就是在争取陪审团的支持。甚至,当辩护方甩出“承认杀人时”,就意味着想尽一切办法,要给“克里斯滕森”保留性命做准备。
可是,法庭不是戏场,有辩护的自由,但是,没有胡说的逍遥。所以,当证据摆在面前时,“前言不搭后语”就会显得更加难堪。当然,陪审团的成员也不是傻子,不是随便几句煽情话语,就能改变对案情的态度。因为,最终的定罪,还是要基于证据链。
当然,对于因“精神问题”而免死的罪犯,也并不是没有。而是,要真的“有病才行”。所以,当事实和言说不符的时候,一切辩护都将会瞬间坍塌。总之,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话语游戏,更为核心的是“证据推理”。所以,从当下的案情来看,“克里斯滕森”应该已经陷入绝境。
本质上讲,“宽大”是陪审团制度最显著的特征,这也导致“断案效率”会很低,一个案件审几年,都是常有的事儿。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要是证据链条很明确,陪审团成员的意见也就不那么重要。很多人或许会认为,会不会发生陪审团成员被收买的情况,坦白讲,并不会。
因为,对于“伪证”和“倾向性意见”是违法的,一般人,并不会这样,尤其还是“非亲非故”(陪审团成员选择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此,这一点上的争议,其实是可以忽略的。当然,有没有让罪犯逍遥的事件?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也是小概率事件,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惩治强度上。
尤其,关乎“死罪”的陪审员,一般来讲,更为谨慎。因为,对于一个生命的存留,这本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对于断案的严谨度而言,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章莹颖案”的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对法理本身的使命感,应该是无差别的。
国内舆论在“章莹颖”案的声讨过程中,之所以一浪高过一浪,是因为在“群体认同”(同一国籍)的驱动下,渴望同胞能被法律昭雪。但是,因地域的法律程序不同,会导致断案的节奏有明显差异。当然,从正义的层面看,只要是“审判”,目的都是为惩治罪恶,沉冤昭雪。
总之,对于案件的认定,直接证据链条比陪审员的意见更为直观。因为,陪审员往往对于事实而非的案件,具有更大作用。所以,就“章莹颖案”而言,如果直接的证据链条足够,想必判决“克里斯滕森”死罪的可能性就很大。而这也是国内舆论场上,最为关切的事情。
所以说,到底是“死罪”还是“长期监禁”,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儿。但是,当“克里斯滕森”“前言不搭后语”出现的时候。“死罪密钥”就已经出现。所以,对于期待正义的人来讲,请别着急。相信,在直接的证据链条出现时,留给“克里斯滕森”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