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三友

王琪玖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

——韩愈

每每看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在美原中学上高中时结识的三位朋友来。最先想起的，是张学锋。

张学锋，又叫张国庆。

张国庆身材微胖，眼大而圆，说话语速慢而吐字清晰，美原镇米家巷人，属马，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张柏云，在美原中学当事务，也就是采购一类的职务吧。张国庆有一个哥哥，当兵在外，有两个姐姐，大姐早已经出嫁，嫁给水渡村一个在西安工作的小伙子。二姐学名叫张淑云，浓眉大眼，蛮漂亮的，但不知为什么却有一个叫做黑女的小名。张黑女和我们同级不同班，她的教室好像在最后一排。和张国庆相似，这姐弟两个都性格内向，沉稳和文静。

张国庆母亲白晢富态，干净利索，是他们大队的妇联主任，她的娘家，也就是张国庆的外婆家在我们邻村，大概是有一年张国庆走外婆家，我们竟意外地在路上相遇了。同学见同学，自然是要谝上几句的，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得知他的外婆家，是我的小学同学杨忠直的本家。扬中直是个很聪明的少年，他用自行车链条环儿做的木头枪，外型简单而机关灵活，能打火柴头，与我也很交好，在一块捣鼓过不少小刀小枪之类的东西，我的会修锁子和配钥匙，还是跟他学的呢。这个杨忠直，后来被推荐上了天津大学，学什么激光，后来留校当教授，跟我也通过几次话，我结婚后，他还到我家来过。

再说当年，不知道怎样三谝两谝，我们俩越说越投机，我竟然答应和他一块去杨中直家玩。杨中直家在沐西村最东边，靠近城壕，我俩去的时候，杨中直正好割草回来，于是，三个人就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谝起来了。到底那天都谝了些啥，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好像那天，还在杨中直家里吃了搅团呢！

正因为有过这次交往，到学校里再见面的时候，我和学锋自然就亲近了许多，有事没事，都在一块说些闲话。学锋的语文知识很丰富，他知道许多课文外的知识，尤其是对当时我们学的鲁迅的杂文，似乎理解得比我们都透彻得多，对某个字的读音，字义，读得比我们准，理解得深。比如，有一天，他对我说，某某老师把“忏悔”的“忏”字读错了，“忏”应该读chan，不应该读qian，但是，某某老师读成qian了。我不相信老师同读错，所以就和他查对字典，一查，果然是他说对了。我就很佩服，因为我也将“忏悔”，读“千悔”呢！再比如，他知道鲁迅还有一个老婆，叫什么朱安，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鲁迅的弟弟是汉奸等等，这些，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说，都恍若天方夜谭，我听得惊心动魄，咦呀，鲁迅，神一样的人，竟有这等事！

随着和他的交往，我发现他真是个全能式的人物，他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熟悉得很，比如，我们那时只学过《兵车行》，但他却知道，杜甫还写过《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比如我头疼的数学，物理，那点儿作业，对他都不算什么，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数学本儿上，不再是一片红叉了。由此，我和他也渐渐地熟了。不过，让我对他很崇拜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胆大”和“学问高深”。这年秋天吧，在他家里，我读到了郭沫若刚刚出版的《李白与杜甫》，那时，郭沫若大名鼎鼎，被一般人视为神人，可是，张学锋却能指出，郭沫若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三重茅，是指三重茅草盖的屋顶，而且这三重茅的屋顶很结实，风根本吹不破，杜甫说秋风能吹破，是无病呻吟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三重茅是夸张的说法，是形容风大，能把很结实的茅草屋顶吹翻。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过，那时，敢于挑郭沫若书中的刺，却是我万万不敢的，也是我的“学问”达不到的！

张学锋和我一样，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呆了一两年。最初，我还经常到张学锋家里来闲聊。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晚上没事干，我就骑了自行车到张学锋家里来，和他，还有他的母亲，姐姐一块剥玉米，或是剥棉花桃，一块说闲话。记得有一次，说到我们大队有个年轻人叫铁娃，因为不满意家里给订的媳妇，反抗不过，竟然跳鱼池死了。我竟然无由来地发神经说，我以后要考大学，上大学，我决不在农村呆一辈子，如果真的没指望了，我就跳鱼池。（鱼池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关中农村村村修的防旱蓄水池，有一亩地大三五米深）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因为那时候就没有考大学一说，而且上大学，在当时听来就像是有人说要上天一样，不可思议。但是我竟然说了，真是胆大不知羞啊！好在张学锋和他的家人和我很熟了，不计较，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要不，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呢。后来，张学锋的哥哥复员回来了，结婚了，他家里人多了，我也就去的少了。但是，我俩个常常通信，说来大家可能不信吧，相距只有五六里路，却要通信！然而这却是真真切切的真事！那时候，不知道那里会有那么多心事，竟然要通信。张学锋的信封很讲究，虽然是白纸信封，但他却在信封背面写一句两句古诗，显得很是有文化，很是与众不同。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吧，张学锋被推荐上了武功农林学校，不过，学的好像是测绘，毕业后，分配到地址在西安南城门内湘子庙街的省水电设计院测量队。两人离得远了，但心却离得很近，他喜欢写信，信不长，但却比较勤。现在，虽然他与我的往来信件都已经失佚了，但还是能记得，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诗人气质比较浓郁的人，信中常常会有唐人的诗句。其中杜甫的《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一诗，还是他写在信封后边寄给我的。我不知道他当时写这首诗的心情，但明显能感觉出他的忧郁，因为，这诗情明显与当时的社会气氛，以及年轻人的心态是很不相符的。

一九七九年秋，我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写信给张学锋，张学锋很高兴，专门从西安回来，到家里来祝贺我，临别时，还送给了我十元钱，让我添置点学习用品。在上大学期间，我和张学锋虽然离得不远，但是来往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他常常去外地测量，行踪不定。不过，他还不时地给我写信，多次接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离他单位很近的古旧书店，我看中了一套王力先生的《龙虫与雕斋文集》（前两册），还有艾治平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等，想买，但是钱却不够。张学锋说，想买就买，都是好书。一边说，一边替我付了帐。这两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每每说起与古典诗词有关的话题，我就会记起这件事来。我有时想，张学锋骨子里是一个文人情怀极浓的人，如果学文，从文，一定会是一位大诗人，或者大学问家，只不过造化弄人，他竟然以测量为职业，为祖国的测绘事业贡献了一辈子。

我大学毕业后，去了延安，一呆就是十多年。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电话，而我又忙于教学，忙于建设自己的小家，忙于应付世俗事务，渐渐地，我和他竟然断了联系。直到一九九三年秋吧，我爱人来西安师范学校试讲，路过湘子庙街，我想起了张学锋，和爱人一块去测绘局的院子里找他。很碰巧，他在，于是就上了楼，在他家里谝了一会儿。十多年未见，他明显地有些老了，所谓老，也不过四十刚出头的样子，然而，大概是长年风里雨里的野外工作罢，面色有些黑红，不过眉目如旧，还是那副沉静稳健的样子。临走时，从他那里，我借了一本《汉语大词典》，给爱人备课用，这本词典，至现在还在我家里。在西安这些年里，我老想着学锋，但却很少亲自去看他。有一年，他儿子结婚，他给我打了电话，我那天恰好有事，但我却硬是推了，跟爱人一起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儿子的婚礼是在太阳庙门附近的万紫千红酒店，离他家不远。参加完婚礼，我和书平又到他家去坐了坐。那天，他母亲也在，仍然是那副福泰泰的样子，只是头发白了，想想，啊，多少年过去了呀！

这一晃，又是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爱人跟儿子一家长住宝鸡，离张学锋更远了，唉，想见他一面，不容易了呀！

除了张学锋，不知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与党旺利也成了朋友。党旺利是美原镇东北方向的党里村人，他好像与我的堂大姑（翠翠大姑）是一个村（大队？）的。党旺利的个子高高的，留个小平头，浓眉大眼，鼻梁高直，肤色白净，文静而有乏热情。记忆中的他夏天里总是穿一件家织布条纹制服式白衬衫，黑裤子，蓝球鞋。他和学锋跟我都说得来，吃完饭，或者课间里都挤在一起说闲话。在学校期间，我和旺利之间到底都有过些什么交往，现在想起来一片模糊，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夏天的黄昏，我和学锋，旺利坐在美原中学残破的北城墙头上，海阔天空地说着些大概是国家呀革命呀一类的大而无当的话，我记不清我当时说什么了，旺利说，你呀，恐怕一辈子要吃嘴上的亏了！这句话，几十年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时地泛上心头。也真是怪了，旺利这句话，真像谶语，这一辈子，我吃得最多的，就是嘴上的亏。扪心自问，我还是一个个子大胆子小的人，也不愿意与人为敌，可是往往管得住心，却管不住嘴，尤其是在自己得意的时候，大凡自己认为不对的，不看场合，忍不住会说上几句，自然得罪了不少人。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特别是受了打击，吃了大亏之后，自己虽然也很注意自己的这个毛病，但过不了几年，形势变好，就会故态复萌，得意忘形，说些得罪人的话，让自己又陷入吃了亏无处说的境地。

尽管我有这么多的毛病，可是旺利却和我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高中毕业后不久，他便当兵去了青海格尔木，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十多年。我回到家乡务农的那些年，最初，一会儿跟着县上派来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组长崔海潮驻村，整顿自己也不清楚的村干部的路线问题，一会儿跟着沐西村的李飞钊学习《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后来，又跟着公社的宣传组反击右倾反案风，批林批孔，学了不少新名词，把一些不着实际的所谓理论问题说得头头是道。在与党旺利的通信中，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带上那么一笔两笔，显得自己的学问和进步。当然，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苦闷的流露，也有对某些社会现象，比如农村阶级斗争的茫然。而党旺利的回信，虽然字是狂放有力，但语言总是那么四平八稳，有鼓励，有支持，有排解，但更多的是让我不要丢了文化课的学习，他说，到了部队，才发现文化课的重要，可惜不能专心专意地学习了。那个时候，我对他，只有羡慕，（当然，不光是我，是所有青年人都羡慕）以与他为友而骄傲。

党旺利的通讯地址是青海冷湖石油管理处。冷湖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是全国日照时数最长、光能辐射最大的地区，全年日照率为81%；冷湖属多风和风力较大的地区之一，年平均风期为13—150天，最长达到180天。当时，我不知道这些，觉得旺利吃上了“皇粮”，十分羡慕。我上大学时，经常接到党旺利的来信和汇款，所以有青海来的同学，就认为我有个青海的亲戚，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亲戚，后来知道是我高中同学，跟我是好友，常常接济我的生活时，他很羡慕，也夸赞我这个同学真够朋友。事实的确如此，我那时上大学，虽然吃不愁，但穿衣和零用，包括买书呀什么的，还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党旺利时不时对我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十分重要。但遗憾的是，我到了延安以后，忙于教学和生活俗务，和旺利的信件往来少了，后来竟渐渐断了联系。

然而，我和旺利，却似乎是有天生的扯不断的联系。2007年，我母亲去世，我在老家给母亲办丧事的时候，却意外的见到了旺利，他恰好从青海回家办事，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我也回到老家，就带了妻子过来看我，却不料碰到我母亲去世。他给我母亲上了香，行了礼，因为要急着回西安，所以在我家，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走了。这次见到他，已经是相隔三十多年了，但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比以前略微胖了些，说话的时候，那个“这个话的话”的口头禅也一如三十年前，往往走在前头。

这次见面，虽然仓促，也没说些什么，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几十年的交情，又续上啦！

此后，过了一两年，旺利退休了，他和爱人住到了西安北郊马家湾，在这期间，他和爱人专门到大雁塔我的住处来看我，我请他吃饭，带了酒，席间，我们都喝不少酒，说了不少话。从那次我才知道，他提前内退了，回内地来了，住的是他们单位在西安团购的房子。他的女儿党静，考上了陕西省公务员序列的选调生，在吴起县经贸局工作，还当了副局长。只是婚事未谈，让他忧心。此后，旺利还来到过我家一次，是让我给他的父亲写铭文，要立碑哩！我当然是很用心地写，和他一起斟酌字句，写好了，便在家吃饭，当然，也少了不酒。可是，再怎么喝，我觉得都没有喝够。啊，这一生，我和多少没有交情，或者小有交情的人喝过不知多少酒，唯独没有和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帮我助我，扶我救我的好朋友喝过酒！这次过后，我们两家还聚过一次，那次是在海底捞吃火锅，他带了他的儿子党辉来，党辉也考上了公务员，分在蓝田县后镇，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乡镇工作，他和他爱人为此很苦闷，让我想点办法调一调，可是，我那里有什么办法呢！唉，真是辜负了老朋友的期望！

好像是不2014年夏秋之交吧，我手里有点小钱，想购买个商铺赚点房租，和保姆水玲抱了我的小孙女到北郊的一个售楼部去看，不想却被售楼部的小姐糊弄到了马家湾，我看罢商铺，忽然想起党旺利就在马家湾呀，何不顺道过去看看老朋友？于是就打了他的手机，没承想，他还真的在家，离得并不远，于是我们就过去了。党旺利两口当然是喜出望外，热情招待。党旺利家装修得很漂亮，他家里虽然也有三个不满周岁的小娃娃，但却收拾得很整洁，很干净。那天，我的小孙女突然拉肚子，我和保姆有点慌，可是旺利爱人却说不要慌，他家里有治小孩子拉肚子的药，于是就拿了药，让我的小孙女吃了。那天，我身上没有带大钱，只有几十块零钱，按礼行第一次见人家的孙子，是要给钱的，可手里没有呀，只有作罢。

这次见罢，到今，我们除了通了几次电话，再也没有见过面。原来，他跟爱人住到蓝田，给儿子看孙子去了！我呢，从2015年起，也到了宝鸡。啊，见一面，真是有些难了！

跟张学锋、党旺利相比，我跟杨树平见面的次数多一些。杨树平，中上等个儿，瘦瘦的，鼻子尖，深眶深，头发有点自来卷，说话的时候，眼睛有着闪。杨树平是赵村双羊村人，好像比我大一岁。他有个哥哥，叫杨树林，比他壮实一点，也跟我们也在一班。在高中学习期间，我就到他家去过一次。他家境不是很好，甚至比当时的庄稼户还要略微差一些，不过，他的精气神要比一般人好得多。杨树平好学，字写得遒劲有力，跟他人一样，棱角分明。他英语要比我学得好，听他唸英语，就觉得跟英语世界的唸英语一样，比较标准。可是，他最擅长的是语文，作文写得漂亮，尽管那时的作文，都带有空喊口号的政治味儿，但写得顺，写得流畅，有文采，却是超过一般人的。

杨树平的哥哥刚一毕业，就当兵去了。第二年吧，杨树平也当兵去了。他当兵的地方在甘肃，好像是中卫县。他当兵之后，跟我通信很多，大多都是互相思念，勉励共同进步之类的话。那时的他，很是有些年轻人特有的青春豪情，在我写的信中往往有对军营生活的赞美以及为国戍边的激情。我记得他在一封信中，还抄录了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那时读诗词很少，看到他信中抄录的诗，一时间竟然也豪情满怀。中卫县春秋战国时期是羌族和戎族的杂居地，秦以后有10代王朝设郡置县，属于“塞上”。他的来信中也常常有“塞上秋来风景异”一类的句子，或是对中卫风土人情的简约介绍，惹得我十分向往，觉得他真是到了一个好地方。我年轻时十分向往军旅生活，觉得大丈夫就应该是横刀立马，万马军中取上将人头的样子。心里常暗暗跟杨树平他们比，觉得自己真是太窝囊。

不过，少年心事如浮云，一回这样想，一回那样想，而且那时政治运动多，一会批林批孔，一会评法批儒，让初涉社会的我眼花缭乱，这些自惭形秽的情绪，不知不觉中也就冲淡了。大概是七四年吧，不知怎么听人说甘肃的二毛子（羊皮筒子）很好，也比较便宜，于是，我母亲便让我写信给杨树平，托他代买一件。往来几次信后，他给我寄回来了。当时，我接过小小的卷得紧紧的邮包，我想，一件大皮袄的羊皮筒子，就这么一点，轻飘飘的，有点疑虑。可是，打开，一抖擞，嗬！白亮亮的，展展的，柔柔的，不小哩！杨树平在信中说，这是血羔毛，价钱有点高，62元呢。的确，价格有些高，那时，一个工人一个月，才挣34元钱，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放到现在，价格怕要上万了吧！然而，这的确是好东西，母亲给父亲做了个黑面大皮袄，暖和得很，也让村里人眼红得很！

杨树平当兵三年多吧，就复员了。这大概就到了1976年左右吧，我记得他穿着大头鞋和旧军装，到我家来过，我俩谝了大半天。那时，我在富平庄里铁业社当泥水匠，纯粹的作家梦呀，跳农门呀之类的想法比较淡了，我俩个好像谈得都比较务实，说的都是些如何过日子的话。后来，我当上了美原公社的通讯员，脱产当土记者写广播稿，他在农村干啥，我不太清楚。再后来，恢复高考以后，我俩走动得多了些，互相借阅复习资料等等，他跟我一样，也参加了七七年，七八年两次高考，但是都名落孙山。七八年年后，公社在吴村新建的初中学校里，办了一期师资培训班，我和他都被招收在里面，在那里，我俩又成了同学。不过，我只在这个班里上了两星期课，就被借到晨光中学当代理教师去了。当年，他也被留在吴村中学教书了。再后来，我考上大学，上学去了。记得在去西安上学前，杨树平也来送我了，他送了我一个很精美的日记本，写了鼓励的话。当然，上大学后，我们还通过信，记得好像他的哥哥早早地就学了中医（原来在部队就是卫生员），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就在西安开了个诊所，他也来帮忙过一段时间。

杨树平在吴村中学教书时间很长，我的弟弟就是他的学生。我在延安工作之后，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爱人头晕，颈椎有问题，到他家去看他时，他还给按摩了一次。再后来，由于我工作变动，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不过，吴村中学也有我村的教师，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他结婚了，他有女儿了，他评上职称了……

今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宝鸡，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但说话的却是杨树平！啊，声音还是年轻时那样刚强，还是年轻时那样热情！他告诉我，他的俩个女儿都工作了，他现在退休了，住在富平县城里，给女儿看娃，一切都好。他热切地问我这问我那，连我的父亲也问到了，叮嘱我，一切都要看淡，身体好是第一位的。我回答着，好，好，好，不知怎的，眼眶子却湿了。

啊，我的年轻时的好友们哪！

我晚上睡不着，想着年轻时交结的朋友们，想着各自的生活，想着那些聚聚散散，那些曾经的生活波浪里的枝枝叶叶。我想起了一句话，“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是啊，人生本如浮萍，生活的浪把我们聚在一起，又把我们打散，又一阵偶然的风，卷着生活的细浪，又把我们聚在一起，又轻轻地分开……这辈子，我们能相遇一场，那是缘份啊，如今，只要各自安好，联系得多与少，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特别是我们都有了一个不愁油盐酱醋柴米的晚年！

我想起了《庄子》中“曳尾途中，不如相忘于江湖”的鱼之乐，是啊，相忘于江湖，要比在涸辙中相濡以沫更快乐啊！

转自《陕西文谭》

王琪玖 ，陕西省富平县人，1955年生，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西安社会科学》主编，原《长安学刊》主编，《西安干部教育》报执行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陕西省杂文学会会员、陕西省写作学会理事、西安市地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大秦帝国的崛起》《沐惠村纪事》《紫气千寻落楼观》等十二部，在《学习时报》《名作欣赏》等报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