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 李厚辰

「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是阿多诺在文集《棱镜》中写下的话，我想，提问“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是不对的，真正当问的问题是“这句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毕竟奥斯威辛和阿多诺提醒着一些异国和遥远的符号，听上去和我们毫不相干。犹太人受苦的历史早已远去。这句话显得仅仅是一个空洞的修辞，因为那之后我们当然写诗了，不仅如此，我们塑造电影工业、铸就美食与商店林立的城市、培养夺目的偶像、开发令人沉迷的手机娱乐。

谁敢说这一切是「野蛮」的？

如果我的文章曾经给你启发，那么今天我恳求你更多的注意与理解，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1. 患眼疾的人

尼采有一句很动人的话，他说让年轻人瞎掉很简单，你用多变而夺目的光辉照射他的眼睛，他就瞎了，成为一种“壮年的自我主义”。

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是瞎的，瞎到只能看到自我和那些黑暗中强烈的聚光灯，一般由商业企业和权力所有者控制，数量不多，但都极其巨大，被各种数字和排行榜不可质疑的证明着。让这些枯燥的夜像是白昼。

明晃晃的，让野蛮之行似乎镀上一层理智和文明的光晕。

我敢肯定，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瞎的。

2.「幸运的旁观者」之罪

所以阿多诺的话引我们看向生活中那些已经渐渐隐去的光亮，有的被时间隔绝，有的被一些别的东西，更多的甚至被我们自己主动隔绝，凝视这些光亮，可以恢复视力。

其实奥斯威辛后写诗的野蛮那句话和我们很近。我们常在因意外丧失亲人的家属口中听到一句话，他们说：“多希望当时是我就好了。”

理解这句话不复杂，有时厄运降临到那些“不该如此”的人身上，我们这些旁观者会深感“遗憾”。有时厄运太过巨大，且受害者是恰恰因为“真诚”落难，衬得我们这些“幸运的旁观者”倒像是侥幸苟且才逃过苦难，余下的日子多少显得“不配”，诗情当然野蛮。

在那些可以举的例子里面，第一个是林昭，这个名字年轻的读者已经不熟，她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因为倔强地拒绝“违心认罪”而被处决，其后年月出生的知识分子，无一不生活在林昭的注视下羞愧不已。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

1957年因支持大字报“是时候了”被划为右派，因罪入狱

于狱中写了20万字血书，表达追求人权、自由和平等的信念

再来是2016年自杀的江绪林，这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系讲师自缢身亡，引起了人们关于“知识分子的困境”的探讨。他在遗书中交待好书籍的去向后，写道：“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如今，你在豆瓣绝大多数大部头的著作下，都会看到他缜密详尽的读书笔记，数量之多令人震撼。

他的死让每个号称对生活和世界仍然求索的人扪心自问，活下去是自己真的乐观，还是胆怯。

总是有一些人，一群人，一些事件，他们如此真诚却惨遭厄运。以至于，当我们出门去，顶着明晃晃的艳阳，看着整洁马路上的车水马龙，看着我们自己这一身光鲜体面的服饰用品，无地自容的觉察到，这平静安稳的生活中深藏的侥幸和苟且。

那些该面对的黑云压境我们躲过了，那些该经历的鞭打泪水我们逃避了。

在他们的苦难后，我们的幸福安稳必然是带着罪的，若我们再付诸诗情画意，当然野蛮。

3. 凝视人之“仁”

有一种叫“历史主义”的大灯晃着我们的眼睛，说，这样的罪感不过是一种西方情怀。

不是的，《论语》有云：“子食于有丧者之側，未尝饱也。子於是日哭，则不歌”——孔子在为他人办丧礼时，总是吃不饱。如果他那天哭了，他就不会唱歌。

孔子当然看到了，经历了丧礼的这天，如果再抚琴歌之，是野蛮的。

这不是因为墨守成规，孔子早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人没有仁之心，讲礼有什么用呢？懂乐有什么用呢？

我们总说儒家虚伪，但“仁”字的本意既是人与人之间本然的亲与意，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起码的真诚。

我懂“平安之罪”给人的第一感觉：我又没蓄意伤害他人，为什么要治我的罪？在这种“眼盲”中，我们的目光只瞥见人与人的关系是“不要彼此伤害”。我本想讲出一堆道理论证为何不能如此，但又觉得这种感觉绝不罕见，我们为观看他人而羞愧，尤其是他们的“奉献”而羞愧，这种“羞愧感”本身就够了，强烈地提示着在我们的自然本能里，对他人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现实实在是软弱人互相推诿的社会，我们只需照瞎自己的眼睛，就可以不必看清他人。

因此像孔子或阿多诺这样想是圣贤吗？我们便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了对吧。可这只是基础啊，我们并未要求孔子令丧者起死回生，也未要求阿多诺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仅仅是真诚的观看。

若是活于一个崩坏的时代，平安与享乐将是带着罪的，那意味着你其实没有承担那些该承担的重量。

这份重量当然被很多人承担着，他们运气差，或比我们更真诚勇敢。

4.最后的承担——祈祷

我们难免不扪心自问，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到底要我承担什么呢？

一个个体的能量如此渺小，像是一滴水要去撼动大海，要怎样做才算是承担生活，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如果行文至此，这个问题浮现在你心中，那么你怕是已经触摸到问题至深的渊源，接近理解并感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个至深的秘密。

这绝不仅是小人物的烦忧，即便一位大人物，掌握着至高的权力，难道不会有一些问题，依然束手无策吗？当柏拉图向上触摸着“理想国”的至高，又深刻地领会着理想国那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理想国要变成现实中将要遭遇的所有野心和危险，他也某种程度上束手无策了。

在这时，柏拉图提到了「祈祷」。

那个“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他对柏拉图最大的批评即在于他过于“理想主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中，他推理着“最佳政体”，依然走到了“祈祷政体”。该怎么理解这份“祈祷”呢？

这当然和基督教没有关系，亚里士多德是远早于基督教的。有人说祈祷是“精神的寄托”，有人说是“徒劳无用”的，有人说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其实亚里士多德也论证过神无法一一倾听并响应每个人不同的诉求。但我们先简单地设想，一个身处六十年代的人，面对林昭的处境，除了“漠视”或“祈祷”，他还能做什么呢？

这绝不是在主张一种自我安慰的仪式，我想这个祈祷，至少有以下三层意味和承担——

首先，依然凝视着这件事，不要移开视线，并凝视着最好的结果的可能；

其次，你排除了「实现好结果」中的“恶意”，如果面对一个处境：要屠杀尽一个城市的孩童，才能令伟大胜利降临。你选择不这么做，转而祷告；

最后，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分析的，「祷告」作为修辞即不真也不假，祷告不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在祷告中，人才真正自由。这代表他放弃任何现实的致盲，自由而纯粹的凝视真诚。

抬头看，是城市的耀眼灯光霓虹，再往上看，是在大都会灯光下显得黯淡的群星，好了，现在你可以祈祷了。在过去我们觉得祈祷是走投无路彻底绝望时才做的事情，那么可以试试在满怀希望甚至信心满满时，依然祈祷。在看到星星之时，就该祈祷了。

这是这个或许渺小的个体，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可以做的，最自由的承担。

他侥幸而平安地活着，祷告令他不以此为理所当然。祷告令他在面对自己的选择时，例如是否要吃饱，是否要诗情画意，即便他被迫诗情画意，也可以在内心自由的与丧者共悲。祷告让他面对那些不得不的“恶行”时（今天多少罪恶顶着“不得不”之名），可以放心停止恶行，转而祷告。

这听上去是不是像无力的自我安慰，但这是不是又是最有力的自我改变呢？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子曰：“丘之祷久矣。”

或许我们还认为祷告简单，就是心里想想，没有实际的负担。也许吧，在读完这篇文章时，你可能因为这个新鲜的触动而可以去试着祷告，便会发现祷告带着巨大的负担——承担平常之罪的负担，持续凝视着给你巨大压力事务的负担，承担着无法作恶的惴惴不安，承担着需要持续祷告的巨大紧迫感。

你可以一时祷告，你可以在落难时祷告，你能时时祷告吗？你能在享乐中意识到自己的恐惧而祷告吗？

5. 自知野蛮并祷告着

你敢越过那些巨大的探照灯，望向被阻隔遮蔽的幽暗星空吗？因此而意识到自己的诗情画意，不管这种诗情画意被什么样的文化包装着，是一种巨大的野蛮，意识到自己平安的生活是一种罪。

并因此学会祷告，并不住地祷告着。为那些代我们受苦的人们，那些我们早该受到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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