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清政府启动了旷日持久的洋务运动。期间以奕訴为首的洋务派和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进行了数次激烈的争论，那么这次“自改革”的推行是否顺利，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又持什么立场和态度？
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维新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种种的阻力，洋务运动的核心思想又有限地涉及到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因此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三次激烈的争论。
第一次，同文馆之争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五日，恭亲王奕訴上奏建议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学馆，专门教习天文、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当时的奕訴意识到：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而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无裨实用。”
随即，奕訴于1866年12月，代表总理衙门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建议选取20岁以下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贡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京外官，经考试入馆学习天文算学。
顽固派认为，奕訴竟然把西学正式引进封建教育的神圣殿堂，并让科举正途人员公然拜夷人为师，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们便散布谣言：“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处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以此来谩骂奕訴、文祥为首的洋务派。而后，发展到正式上奏弹劾。
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发难，上奏指责奕訴是“习为机巧之事”，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伤气节”，请求朝廷予以严厉斥责。慈禧接到奏折后批示“着毋庸议”搁置不办。
于是顽固派首领倭仁亲自出马上奏，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甚至还危言耸听地说：如今正途人员向外国学习，势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慈禧将张、倭两人的奏折令军机处抄送总理衙门，要奕訴详细上奏。奕訴连忙上奏，指出倭仁所主张的理论为误国空言，最后还将了他一军，说：
“该大学士既如此举为窒碍，自必有良图，如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槽等词，臣等实未敢信。”
几日后，奕訴再次上奏，重申设立天文算学馆的紧迫性，并将京师及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发阻拦”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倭仁。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虽有利用倭仁等顽固派、清议，以达到牵制奕訴的意图，但基本上还是支持洋务派的。因此，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虽遭受顽固派的阻挠而有所减少，但还是正常开班，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培养近代人才的同文馆，也终于坚持下来，并获得一定发展。
第二次，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争论
这次争论，起因是日本入侵台湾，其时海防空虚。奕訴上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建议，军机处将这份奏折密寄各督抚商议。慈禧以同治帝名义下发谕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之事数条详加商议，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处别有要计，亦既一并奏陈。总期集思广益，不得以空言塞责，原折均着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急密谕告之。钦此。”
可以看出这是慈禧、同治为这次讨论定下的基调。上谕下发后，李鸿章等督抚大臣纷纷具奏议论，其中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丁日昌转呈了水师章程六条，内容特别详尽周密。慈禧颇为赞赏，要求总理衙门议奏并转发各督抚一并筹议。
在筹议的奏章中，大部分人同意和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提议，但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保守的意见。如湖南巡抚王文韶便反对丁日昌设厂兼造耕织机器；又如通政司使于凌辰还高昌“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长在人心”的滥调，并借此攻击李鸿章、丁日昌；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极力反对购买和制造轮船大炮。尤其指责丁日昌“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以上种种顽固议论，慈禧虽未加申斥，但概不采纳。她于1875年4月26日，批准了总理衙门的海防经费一折，规定每年从户部封存的四成洋税中提出二成（约银二百万两），再从江浙等六省厘金项下提银二百万两，分解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处。从此海防经费有了专款，可以逐年添购船炮。
尽管顽固派集中火力攻击丁日昌，但慈禧对他还是照常任用，未遭受顽固派保守意见的影响。由此可见，慈禧在这次争论中，也是基本支持洋务派的。通过这次争论，洋务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展开。
第三次，修筑铁路的争论
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提出了修筑铁路的设想，但未被清廷采纳。1880年底，直隶提督刘铭传奉召入京，提出了修筑铁路专折，主张：南路应修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条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
慈禧考虑再三作出批示：“刘铭传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与今年李鸿章请设之语皆系自强，着李鸿章、刘坤一按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复奏，完全支持刘铭传的意见，并强调修筑铁路于国于民皆有大利。但顽固派却纷纷上奏表示反对，顺天府府丞王家璧攻击李鸿章、刘铭传请开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我朝廷谋也，臣恐或有联合诡谋，使四面受敌。”
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修筑铁路有六不可解，“皆舍本务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的奏折，洋洋洒洒数千言，指出修筑铁路有八不可和九大害。其他顽固派官僚也连篇累牍地上奏反对。
1881年，李鸿章创办了开平煤矿，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运煤铁路，同样遭到顽固派的一再反对，先是勒令停办，后来禁止机车行驶，导致了车厢由骡马拖带的“马车铁路”。
顽固派提出的反对意见有一条对慈禧的触动很大，他们认为修筑铁路“震动陵墓，烟伤禾稼”，慈禧向来迷信，在一片反对声中，她于1881年2月14日下令暂停修筑铁路。这也表明洋务派修筑铁路的计划暂告失败，李鸿章等人不得不伺机而动。
1886年，李鸿章不顾顽固派的反对，把开平煤矿铁路延长至阎庄，全长约85里。同年醇亲王奕譞巡视北洋海军，李鸿章借机与他商议希望将该路延长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醇亲王出面奏准动工兴建，并于1888年10月竣工。同年11月，奕譞又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李鸿章等人这一系列组合拳遭致顽固派的不满，纷纷上奏弹劾。尽管洋务派有奕譞做后盾，但顽固派亦不甘示弱，他们各执一词，争论愈来愈激烈。为此，慈禧不得不颁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抚就修筑津通铁路问题各抒己见。
在各省督抚的复奏中，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以卢汉铁路代替津通铁路的折中方案，为各方所接受。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着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骏德随同办理。”
很显然，慈禧的这一道上谕，还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务派的意见。而且自此以后，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的种种谬论，再也没有市场，全国各铁路干线，次第兴修，逐步奠定了旧中国近代铁路的基础。
虽然慈禧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三次争论中天平都倒向了前者，但毕竟洋务运动非一日之功所能见效，也非兴办几个企业、修筑几条铁路就能自强。因此慈禧需要重用一大批洋务官员，继续巩固和发展既有的成果。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的主要职责是决策和用人。如果说上面的三次争论中，慈禧基本上支持洋务派，是对洋务运动起到了决策作用的话。那么在用人方面，她同样重用并信任洋务派人物。
奕訴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又是洋务派首领，但因奕訴的特殊地位和崇高的威信威胁到最高权力，曾一度受到猜忌，并在“同治中兴”局面稳定之后最终被赶下台。但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兼地方实力派，慈禧基本上还是放手任用的，尤其对李鸿章依赖更重。
此外，对湘、淮系洋务派中坚人物沈葆桢、曾国荃、刘坤一、张树声、郭嵩焘、丁日昌、曾纪泽、丁宝桢、刘铭传等人都一一加以重用。
慈禧之所以支持洋务运动，并非是出于简单的支持或是反对，而是她从历次与外国的交涉和耻辱中，清醒地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和清军大刀长矛的不足。所以她认定制器练兵、求强自富是有利于王朝的富强之举。
事实上，慈禧从来没有怀疑过倭仁等顽固派的忠心，只是不同意他们的迂腐守旧。所以慈禧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对大清强盛兴旺有利，不问亲疏，只论利害。在洋务运动中，慈禧扮演的正是革新力量保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