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王恭厂大爆炸真相为何?崇祯年间大爆炸竟达4次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许),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京城东北方渐至西南角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许),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京城东北方渐至西南角,但见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之间,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天西单以西的西长安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塌)以数万计,人(死)以万计。

以上是明末史料《天变邸抄》中记录的王恭厂大爆炸的大致经过。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则记述说:“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时,忽大震一声,烈逾急霆,将大树二十余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数丈,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自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将近厂房屋,猝然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杀有姓名者几千人;而阖户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只卖酒张四家两三间之木簿焚然,其余无毁。凡死者之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盖皆裸体;未死者亦多震褫其衣帽焉。真未有之变也。”

王恭厂位于北京内城西南隅的包家街(今鲍家街,即中央音乐学院附近)、光彩胡同(旧名棺材胡同)一带。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负责制造军器的是工部下属的军器局,宣德二年设立盔甲厂,后来又设立王恭厂【注】。军器局每年要造盔甲、腰刀三千六百件,其余长枪、鸟铳、火炮、铅子弹丸和火药的制造数量不等。凡工部领银制造军器,由盔甲厂制造十分之六,王恭厂制造十分之四。王恭厂由皇帝任命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数十员,辖匠头九十名,小匠若干人。每年京营开操,各营具册,赴总督衙门,用印投厂,领取火药,每五日领取三千斤。从这个数字来看,王恭厂平时所贮的火药当在数万斤以上,甚至可能有十余万斤。

【注】按照大明会典记载,工部营缮司下辖“大五厂”和“小五厂”,大五厂包括神木厂、大木厂(两厂堆放木料)、琉璃厂、黑窑厂(两厂烧造砖瓦及内府器用)和台基厂(堆放柴薪、苇席);小五厂包括营缮所(木工)、宝源局(金工)、文思院(丝工)、王恭厂(丝工)和皮作局(革工)。大明会典记载工部军器时,也提到盔甲厂与王恭厂。从记录来看,明代似乎存在过两个职责不同的王恭厂。

明朝京师各处火药厂局所贮的火药平时都保存在地窖中。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中记述说,“乙丑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日,京师旧火药局地轰,坏屋伤人无数。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时即藏火药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实火药于中,上盖石板,再加横木,复覆以土,以备不虞。至崇祯十五年忽轰,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复发其五。”王恭厂大爆炸后,地面上出现了多个大坑,例如刘若愚《酌中志》“又有坑深数丈”;高汝栻《皇明法传录》“平陷数坑”;吴长元《宸垣识略》“平地陷二坑,约长三十步,阔五十余步,深二丈许”。这些大坑就是王恭厂火药窖藏库被一个接一个引爆的证据。

王恭厂爆炸数日之后,御史王业浩上疏说:“臣等于辰刻入署办事,忽闻震响一声,如天折地裂,须臾,尘土火木四面飞集,房屋梁椽瓦窗壁如落叶纷飘。臣等俱昏晕,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拼命扶行,及至天井,见火焰烟云烛天,四边颓垣裂屋之声不绝。又觅马出衙门,首见妇女稚儿泣于街,则知屋碎坏不胜计也。震压冲击,蹂踏死者,不可胜计也。比策马行不数步,又见万众狂奔,家家闭户,则因象房倾倒,群象惊,狂逸出,不可控制也。”文秉在《先拔志始》中也说:“王恭厂藏旧火药发,惊象,象狂走,民人遭践踏,死者更无算。”象房位于宣武门内,即今天新华社大楼所在地。

神奇的是,在王恭厂大爆炸的核心区域,竟然还有幸存者净身男子(阉人)吴二等数人。吴二自称“身系厂中本撮火药人役,但见飚风一道,内有火光,致将满厂药坛烧发,同作三十余人,尽被烧死”。六月初一,戎政尚书冯嘉会上疏说“今睹王恭厂厅库栋宇,虽已倾塌,而偏东库房及匠作小房尚存百有余间”。“最可异者,庭树尽拔,而无焚燎之迹。药楼飞去,而陷数丈之坑。库中军器如故,神剪火木尘封。”

紫禁城的三大殿——皇极殿(太和殿)、中极殿(中和殿)、建极殿(保和殿)在万历二十五年失火焚毁,天启五年开始重建,王恭厂大爆炸时,三殿尚在施工中。当时在三殿高处施工的工匠有两千多人,纷纷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落在地,“跌成肉袋”,死伤惨重。皇极殿最高处有一根木料被冲击波吹走,坠入乾清宫大殿之东暖阁,将窗格扇打落两处,打伤太监二人,乾清宫内“御案皆碎”。明熹宗朱由校当时正在乾清宫东暖阁中用早膳,听到爆炸声后扔下杯箸,“惊而徒跣”,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在一个小太监的掖扶下匆忙逃往交泰殿。奔逃途中,建极殿“鸳瓦飞坠”,正中小太监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

大爆炸之后,紫禁城中的宫人“披发双袒,奔迸四散”。各宫嫔妃凡是有戚畹在京城居住者,无不宣差内官,前往各自娘家传呼慰问,“平巾骑马,缘道而不绝”。皇贵妃任氏(由魏忠贤进献,是其侄外孙女)所居宫室的陈设器物在大爆炸中纷纷陨落坠地,任氏所生的皇三子朱慈炅当时年仅七个月,在爆炸中“跌荡仆地”,惊悸过度,抽风薨逝。这是朱由校所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此后一年间后宫再无皇子降生,以致一年后明熹宗去世时,不得不传遗诏让皇弟信王(即崇祯帝)入宫继位,这也导致了魏忠贤集团的垮台。

灾变原因众说纷传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熹庙登极以来,物怪人妖,无不叠见,未有若斯(王恭厂大爆炸)之甚者……乃古今未有之变也。”明熹宗本人也惴惴不安,在爆炸之后“饮食惶惶,悚悚危惧”,不得不下罪己诏,并亲诣太庙“恭行问慰礼”。大爆炸后,王恭厂的最高领导——工部尚书董可威被撤职,以追究他玩忽职守造成的责任事故。王恭厂原址被废弃,新厂迁往西直门内大街北侧,今天的桦皮厂胡同和铁狮子巷一带,并改名为“安民厂”。

关于王恭厂灾变的原因,明朝当时和后世有几种说法。灾变发生后,兵部奏称“接塘报,奸贼差奸细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齐至京师,潜图内应”,因此有人认为这次爆炸可能是有人潜入王恭厂引爆炸药。但是兵部会同各部、科道查勘,并未发现任何奸细行迹,因此此说在当时亦不能成立。兵部尚书王永光则说“火药原系制胜之神器,修合收藏,须万倍严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云扰,万众受害,典守之罪,夫复安逃”,则把爆炸原因归咎“火药自焚”。

现代研究者对王恭厂灾变也提出了种种假说,其中最广泛认可的两种解释是“地震引起的火药库爆炸”和“火药堆放管理不善引发爆炸”。其他假说还有“陨石说”、“龙卷风说”、“球形闪电引爆火药说”、“地震火药和可燃性气体静电合成爆炸说”,甚至“反物质爆炸说”和“外星人恶作剧说”等等。撇开各种过于荒诞离奇或不符合当时气象状况的假说之后,还是“地震说”和“管理不善说”可能性最大,而从明清各地火药库接连不断的爆炸记录来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一些研究者从《天变邸抄》中的若干条记载中推测,在爆炸之前可能出现了疑似地震的预兆,比如“后宰门(北安门,清代地安门)火神庙栋宇殊巍焕,初六日早,守门内侍忽闻音乐之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众内侍惊怪。巡缉其声,出自庙中,方推殿门跳入,忽见有物如红球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众共瞩目,俄而东城震声发矣”,认为这有可能是地震之前的地电现象。再比如“哈哒门(崇文门)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势将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爷,外边天旱,切不可走动。火神举足欲出,庙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间,而震声旋举矣”,有可能是火神塑像在地震之前和地震初期发生了震动,脱离底座。

火神庙

王恭厂大爆炸七天之后,顺天巡抚刘诏上朝,说在爆炸当天他正在一百八十里以外的平谷县,听见响声如雷,以为发生了地震,派差役调查才得知是王恭厂爆炸。距离京城一百四十里的密云县也听到了爆炸声。杨士聪在《玉堂荟记》记载说:“遵化去京三百里,皆闻其声,人或以为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以王恭厂灾变的威力而言,换算成地震的话应当不低于六级,而六级地震的传播范围会达到五百里以上,比如嘉靖十五年北京通州以南发生六级地震,周围六百里以内的北京、永平、保定、宣化等地“均震”。以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不会将地震与其他灾害轻易混淆,所以这些记录恰恰证明了王恭厂灾变并非地震。距离王恭厂约两华里的天主教堂在爆炸中并未严重受损,房倒屋塌的情况也在宣武门内大街-刑部街(西长安街)这片范围内戛然而止。这显然也不符合地震后的建筑倒塌情况。

就声音传播的距离来说,王恭厂大爆炸的响声传到几百里外也并不是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的梅森战役中,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在德国第四集团军的阵地外挖出26条坑道,一共埋入454吨炸药,并在1917年6月7日凌晨引爆了其中的20条。爆炸产生的巨响一直传到了226公里外的伦敦。

以王恭厂灾变死亡人数来说,《天变邸抄》称“人(死)以万计”;然而西城御史李灿然统计这次灾变的损失是“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编纂《帝京景物略》时,访求京城各处名胜史迹,在写到日中坊(即北安门)火神庙时也提到了王恭厂大爆炸,文中称“东自阜成门,北至刑部街,亘四里,阔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这里提到的死亡人数更接近西城御史的统计,而与《天变邸抄》所称死亡上万人的数字不同。明朝遗老史玄在清朝初年所写的《旧京遗事》中也称“王恭厂之变,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需要注意的是,《天变邸抄》当中所记录的大爆炸前后种种离奇现象,比如“火球”、“火神飒飒行动”之类,应当考虑到口头传播中不断添油加醋、甚至为了耸人听闻而夸大的成分。我们可以拿1929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情况来做类比。关东大地震发生在王恭厂大爆炸之后三个世纪,当时的日本已经有电报、电话、报纸、新闻电影、无线电广播等多种现代化传播手段。然而在震后的最初几天里,日本全国也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流言传播,比如“大海啸一直冲到赤城山(日本中部)脚下,东京和整个关东平原已经被海水淹没”,“内阁和国会成员全部遭难”,“伊豆诸岛火山喷发,已经沉入海底”……在具备多种现代化传播手段的昭和时代,地震后仍有如此众多的荒诞传言,在三百年之前的北京,因为史无前例的巨大爆炸而出现各种玄奇神怪的传言,看来也不足为奇。

王恭厂大爆炸发生在天启六年,当时东林党已经在同阉党的政治斗争中彻底失势。朝野之中的反阉党势力出于政治需要,也有意夸大王恭厂灾变的种种“怪异”之处,把大爆炸向“妇寺作乱、天变示警”的方向引导。比如朱长祚就在《玉镜新谭》里面评论说:“钦天监占曰:‘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时有奴酋作难,黔南、八闽继乱,妇寺大乱。”但是魏忠贤把这类言论视为“妖言”,凡是抓到借王恭厂灾变传谣造谣、攻击九千岁者,一律处死。像进言“妇寺大乱”的那位钦天监官员就被魏忠贤下令杖一百,给打死了。

魏忠贤画像

明清火药库灾变为何屡见不鲜

历史上明清北京火药库起火爆炸的事件屡见不鲜。像明朝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三十三年、崇祯二年、崇祯三年、崇祯七年、崇祯十一年,京师的几处火药厂都发生过大爆炸。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位于京师内城东南隅的盔甲厂发生爆炸,爆炸原因是官军领取的火药年久受潮,凝结如石块,一人用斧子将其劈开,结果产生火星引爆了火药,“忽响一声,起烟如灵芝,烧死京营药把总等官九员、军人六十三名,重伤者二十一名,毁房屋若干间”。崇祯三年三月,位于积水潭南侧的火药局也发生爆炸,死伤数十人。

崇祯七年九月七日,盔甲厂再次发生火药大爆炸,“损房屋人甚多”,将研制火药的一尊石碾子远抛至泡子河城墙下;又有一石碾自空中落下,砸中民居,打透房顶,坠至炕上,而炕上所卧小孩安然无恙。又有一人尸首挂在梁上,头与脚下垂,“止有皮,无衣无肉骨,比生时颇长许多”。有一个叫吴羊儿的小贩,当天担食物入盔甲厂售卖,忽觉眼前一黑,耳畔略闻有些微响声,移时始醒,开眼视之,则身立于泡子河桥上,安然无恙。又有一卖肥皂者,平日素在崇文门外售卖,当天偶然入城索债,被震死于姜百户家门口,肥皂箱油粉狼籍,见者无不悚惧。

崇祯十一年,京城接连发生了三次大爆炸。当年四月火药局发生火灾,引起火药爆炸。六月二日,西直门内的安民厂(原王恭厂)发生大爆炸,死伤万余人,震坏西直门、阜成门门楼,连西直门附近的城墙都炸坏了。当年八月初七卯时,位于旧鼓楼大街东绦儿胡同的枪局(京营官军从盔甲厂、安民厂领出火药军器后,暂时堆积以便教场取用之处)又发生大爆炸,爆炸之后升起浓烟,“如灵芝、如云、如浪”。崇祯十二年六月,火药局再次发生爆炸。

翻检清代历朝实录以及文人笔记,有关火药库起火爆炸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康熙三十五年冬天福州火药局爆炸,康熙批示令典守者赔偿。乾隆二十九年肇庆火药局失火轰毁。嘉庆二十五年宁波提标右营火药局因舂配火药迸出火星,引发爆炸,轰毁房屋多间,轰毙兵民三十一名,受伤者四十八名。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昌火药局因晾晒火药不检,发生火灾,延及半里之外的火药库,附近居民死伤不少。

晚清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庸盦笔记》中记录的同治九年二月长沙火药局爆炸,其威力也十分骇人:“十里之内,忽闻天崩地坼之声,墙屋震撼,门户动摇”,“环局二三里外,居民无一免者”。爆炸产生的黑烟笼罩长沙全城达两个时辰,“仰视则如黑云遮空,又如群鸦蔽天而过,寥然辖然,其声砰然,间有堕地者,则皆门窗砖瓦器皿,及死人血肉”。火药局外原本有一条溪河,竟然被这次爆炸掀起的泥土填为平地。距城二十里以内,皆有死人手足肩股挂在屋脊上、树枝间,累累不可胜数。湖南巡抚署前有一人自半空坠下,依然徐步而行。众人见状诧异问之,答云“我乘气而上,乘气而下,初不自觉也”。长沙火药局中的火药都藏于地窖之中,不知火从何入。幸运的是,火药库中最大的一处藏药地窖距爆炸之处较远,幸未被爆炸波及,否则长沙全城将夷为平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初七日,位于京师石碑胡同的军器厂也发生火灾,引发火药库大爆炸。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述说,当时“西城忽有大声如地震,屋宇皆摇阖,厂房均震飞,地陷巨坑。右邻尼庵,禅房、香积,尺椽不存,惟佛殿仅在。四旁人家,毁屋无算,伤人亦无算。奉旨确察,金吾仅以六人塞明诏,实则不止也。是日人家有从空坠人首足者,亦有炮子飞落屋上者。正值护国寺庙市,琉璃器碎无一存。其日,厂兵点卯甫毕,众往食肆早饭,故免者甚多”。而且巧合的是这次爆炸发生在五月初七,与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的王恭厂大爆炸只差一天。

在历代火药库爆炸中,也有人为舞弊的情况存在。比如清朝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御史报奏说江宁、江阴火药局先后发生火灾爆炸,“难保无枭匪会匪与营勇句串盗卖,自焚灭迹,请将该局员役密查严究,勒令赔补”。慈禧太后批示说:“查明实在情形。并将火药加意收储。随时防范。毋任再有疏虞。”

道光二十四年杭州火药局遭雷击起火,奏折上说库中火药全部轰失无存。但是道光帝也对着奏折生起疑心:杭州火药局存储火药两万多斤,爆炸火势必然猛烈,然而看奏折的意思,大火和爆炸并没有延烧它处。所以道光帝在奏折上批示说:“其被轰火药,难保非所贮本不足数,恐被查出,因而捏报雷轰,冀无凭据。其中情节种种可疑,该抚所勘显有不实不尽,著再行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得稍有讳饰。”

古代黑火药原料杂质多,配比不精确,像自燃温度这样的指标难以确定,但在受到摩擦、撞击时,乃至铁器相击的星星火光,都会引发其爆炸。此外黑火药在受潮之后也易发生自燃。今天搜索社会新闻仍能看到许多黑火药自燃爆炸的事故,比如2007年山东栖霞市某村民就曾为办采石场而私自购买175公斤黑火药,因存放不善引发自燃爆炸,导致数人死亡。2014年8月湖南醴陵某烟花厂存放数十吨黑火药的仓库也发生爆炸,推测爆炸原因也是黑火药受潮自燃。笔者认为,王恭厂灾变的具体原因虽然已无法探明,但无论是操作不慎还是受潮自燃,爆炸始于窖藏火药“不戒于火”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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