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古代的“分桃”和“断袖”、“跪舔”等这些词来源都与男风有关。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头说“杂说娈童始黄帝”，看来自中原的黄帝开始就好男风，真的自古以来一些人冠冕堂皇的人就好这口。

春秋时卫灵公有男宠弥子瑕，恩爱非常，弥子瑕吃了个桃觉得好，留一半给卫灵公，都让人感动——这叫做分桃；加上后来汉哀帝为了不打扰他家男宠董贤睡觉，划拉掉半截袖子，合成“分桃断袖”，算个成语了。其他如魏王家那位龙阳君，和清初偷窥巡按屁股被处死的胡天保——也就是兔儿爷，凑在一起，就是男风代言人了。

《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很直白地讨论过若干男宠。司马迁开篇就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愈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非只女子靠美色来媚好上头，仕宦也有啊。

然后就点名了：

汉武帝家的韩嫣与李延年。韩嫣是“常与上卧起”，直接为汉武帝暖床了。李延年是跟司马迁一样挨了一刀，但人脑筋活络，仗着有漂亮妹妹，也是“与上卧起，甚贵幸”，汉武帝睡觉真是忙得很。

最微妙的是这段：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聊了一溜儿男宠，忽然甩出来卫霍的名字，就很邪恶了。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中，卫青是“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个“和柔自媚”，稍微咂摸咂摸，便觉得邪恶。《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里则说汉武帝跟卫青关系好，“上踞厕而视之”。反过来汉武帝见汲黯（西汉名臣），“不冠不见”，就很正经。汉武帝跟卫青蹲着厕所见面，这个未免露骨，苏轼评论得最为尖酸刻薄：“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大概是中文里头，最早隐含“跪舔”二字的吐槽了……

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真是书不胜书。被一些人崇拜的汉武帝，所宠的男子竟达5个之多。 

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员是绝对禁止参与嫖娼。他曾发布诏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之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 到明宣宗以后，裁汰官妓，禁令更加严格，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这就把官员逛妓院、嫖妓女的路子堵得死死的。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玩起了同性恋。明代的男风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也就说在此时，男性同性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都发生了改变 。 明朝好男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对此都花气力做过研究探讨。

其主要观点有三：

一是欲望发泄的逆向逆反作用。明代的意识形态完全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礼教上，官方甚至发动起禁欲运动。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而好男色不会导致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

二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认为异性之间性交时，男方如果控制射精，从而还精补脑，再加上从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阴气，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则会耗损自己精神。而男子同性性交，却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三是士人行为的带头示范的影响。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宽容了，而是男风又回复到魏晋之前，成为一个公众接受的常态。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存在，导致了好男风现象盛行。

我们在明代的笔记小说中，往往可见士人们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书童。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相对地，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