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衡山胡安国文定书堂的历史兴衰
一、衡山文定书堂的创立
衡山胡文定公书堂，又称“春秋楼”，始建于绍兴三年秋。
早在南宋靖康元年（1126），程门弟子侯仲良因避乱自三山赴湖北荆门。时胡安国一家正寓居荆门。胡安国见侯仲良学行、见识、人品超于常人，故令五峰胡宏及其兄茅堂胡宁从学于侯仲良。侯仲良议论时势，“纤维皆察”，建炎二年，侯仲良告诉胡安国，荆门不可久住，很快就会成为“盗区”，劝说胡安国抓紧迁移。胡安国听信侯仲良的劝告，举家于建炎三年冬迤逦来到湖南湘潭，定居碧泉，创“碧泉胡文定公书堂”。除了碧泉书院以外，胡安国在湖南还创立了另一书院，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春秋楼”的衡山胡文定公书堂。
绍兴元年（1131）春，孔彦舟与马友于衡州和潭州之间展开激战，“兵漫原野”。湘潭已无法安居，胡安国父子遂于四月间举家南迁至邵州（今湖南邵阳）。未及少息而他盗又至，于是继续南避进入山区，“与狪獠为邻”。[1]山居依然不得安宁，十二月，大盗曹成兵败之后，帅兵进入衡州，胡氏父子只得继续奔避，进入广西全州，一直逃到灌江和清湘一带。割茅草为屋，以避乱御寒。胡氏父子在“瘴雾昏昏，大风不少休。郁薪御寒，粢食仅给”的艰境下，挨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天。绍兴二年（1132）春，朝廷有旨，召胡安国赴行在，胡寅、胡宁侍行，胡宏守舍。胡安国父子“行既远六”，大盗曹成率部卒到达全州，并于六月间进入灌江一带，胡宏及家人仓皇奔逃。一天夜里，盗匪忽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家人于乱中逃散。直至年底，胡寅从江西丰城回，才在一所破庙中找到妻室张季兰和幼子胡大原。胡氏父子一家当时的境遇正如胡寅在诗中所描述的一样：“四海兵戈里，一家风雨中。逢人问消息，策杖去西东”。[2]
胡安国本于绍兴二年七月入对于临安行在，就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八月即因反对朱胜非的都督江淮军马除命被贬。胡安国离开朝廷之后，没有立即返回湖南，而是到江西丰城小住了半年。胡安国并不知道家中又遭此劫难，所以首先派胡寅回省家人。直到绍兴三年春，胡安国才回到湖南湘潭，七月全家才重新聚合于衡山，胡安国从此不想出山，准备在衡山和湘潭终老天年。此后，孔、李、马、曹等相继败亡窜叛，湖南一域稍安，胡氏父子这才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繄繄
胡安国在衡山紫云峰下“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记”。[3]这就是衡山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亦称“春秋楼”。胡安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胡氏春秋传》的最后撰述的删改。“春秋楼”告成之日，五峰胡宏亲自撰写《上梁文》称：
我祖武夷山传世，漳水成家。自戎马之东侵，奉板舆而南迈。乃眷祝融之绝顶，实繄诸夏之具瞻。岩谷萦迥，奄有荆、衡之胜；江、湖衿带，旁连汉、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怀千里之乡邦。燕中未适于庭闱，温情不安于枕席。背枕五峰，面开三径。就培松竹，将置琴书。良为今日之规，永作将来之式。工徒大会，筑削告成。所用修梁，聊申善颂：
抛梁东，爰有仁人住岳峰。万里春光来席上，四时和气在胸中。
抛梁西，诸峰秀色与天齐。人间日望兴云雨，雪月吾皆自品题。
抛梁南，靖深端北俯澄潭。池面跃鳞看似锦，竹间流水胜于蓝。
抛梁北，大家尚尔淹南国。春秋拨乱仲尼书，年来献扫妖氛则。
抛梁上，道与天通自奋扬。当仁不愧孟轲身，禅心事业遥相望。
抛梁下，明窗净几宜凭籍。道义相传本一经，儿孙会见扶宗社。
伏愿上梁以后，庭帏乐豫，寿考康宁；中外雍和，子孙蕃衍；流兴后世，受福无疆。
从绍兴三年（1133）底到绍兴八年夏初，胡安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四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生活在衡山文定公书堂和碧泉书院两处，时而往返于其间。绍兴六月年底，《胡氏春秋传》告竣，胡安国自为之序，称：《春秋》是圣人“史外传心之要典”，上呈高宗说：“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避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儿，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4]高宗赞《胡氏春秋传》“深得圣人之旨”，诏赐银绢二百匹两。
衡山文定书堂在胡安国过世以后，胡宏、胡寅等亦曾在此讲学，直至宋末一直未废。历代胡氏子孙及乡人共祀之，尤其胡寅、胡宏过世以后，胡氏后裔与里人一道在书堂正中朔胡安国像，左右以致堂胡寅与五峰胡宏配享。
二、元以后衡山文定书堂的历史兴衰
明崇祯年间修复时，掘得宋元时旧祭器数件，[5]知宋元时即以岁时祭祀，后历元明而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六月乙亥，诏以宋胡安国、蔡忱、真得秀从祀孔庙，[6]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明廷又追封宋儒胡安国为建宁伯。[7]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胡安国及其所著《春秋传》再度成为儒者之宗和圣经要典。朝廷倡导于上，地方官行动于下。彭勖在福建建宁府创办“尊贤堂”，以祭祀宋儒胡安国、蔡忱和真得秀。[8]明孝宗弘治乙卯岁（1495），监察御史郑维垣按衡山文定书堂原样，于原址处筹划重新修复，并嘱托当时同知衡州府邓淮具体经办。邓淮上奏朝廷，得准并且直接拨款。当时构造是中间设堂以祀胡安国，左右配享者是胡安国长子胡寅和季子胡宏。四周房屋、庖厨之类齐备，“又掘地得旧祭器若干，葺而完之”。每年春秋两季按古例祭祀。同时由乡里学者和胡安国后嗣子孙居住其间，以表明朝廷的崇儒重道。不久，兵部主事何孟春路过此地，前往拜祭。郑维垣托何孟春带书入京，请求当时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太常少卿、史馆编修并直文渊阁参与机务李东阳为撰写记文，李东阳应邀作《文定公紫云书院记》。
李东阳于《记》中称：“公（指胡安国）之学，以尊王贱霸为本，安夏变夷为用。当金强宋屈之时，朝野靡然，附会和议者为识时论，雪耻者为主事。而公引经议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为《传》，卓然成一家之言。至我国朝，遂列诸学宫，用诸场屋，为不刊之典。使公用于一时，孰若传之后世之为远哉！若五峰，虽不见用，而出处明决，未尝屈己以干禄，深得乎家学之正矣。古者，乡先生没，必祭于社，而圣贤道在万世，则天下祀之。盖视其功德小大以为久远，有不可得而诬者。公今从祀孔子庙廷，天下之所亲视，儒臣之所分礼，天下学者必所尊祀也。……况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峰者，出而成之。征诸南轩之授受、考亭之议论，又若是著也。而可以无配乎？书院……前贤往迹，风教之所关，亦不容废，如兹院是也。衡之学者，读公之书，学公之学，故将亲羹墙于庙貌，思景行于高山。虽欲自尽于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东阳世家长沙……闻文定公之风而有感焉，因为之记，以成贤御史及贤有司之志”。
衡山文定书堂在明代崇祯六年（1633）又加恢复重修，衡州守令何仕冢为作《记》称：“周东迁先师之《经》（指《春秋》）成，宋南渡先生之《传》（指《胡氏春秋传》）出。上下二千年间，揭大义以责鲁、宋之君臣，若同堂授受，锱两不差。逮我国朝，遂定其书为制科，左、公、谷皆属外篇。《春秋》乃不孤行，则先生之羹墙又遍天下。衡岳之有书院，盖先生之藏书处也”。[9]这次重修之时，胡安国及其子胡寅、胡宏的遗像已经将要毁掉了。乡学博士刘元淬、庞光辅建议胡仕冢想办法予以恢复，何仕冢深表赞同，并请清乐僧寻访胡氏后人，得胡来誉。何仕冢命其“董工集材”，并托付以书院之事。清乐僧提出要将长寿庵一同恢复，何仕冢表示同意。“不旬月而院工告成”。恢复“院田之昔废者”，并刻石记述了这次修复过程，附在石碑的背面。
清康熙时，胡安国后裔殿长、影桑又集族资重修，乾隆时，守令谢仲坑、高自位以官资再加重修，道光年间，胡安国后裔省山铲除亭中杂草，清理书院环境，归而后与族中人咸吉、楚池、砺之、恪甫诸人一道再度重新修葺，并增添房府等，使院制为之一新。曾国藩原于同治三年（1853）赴衡州训练湘军，当时曾赴衡山文定书院，拜谒胡安国父子，本拟在修复之后再度前往拜谒胡氏父子，但因同治四年奉命出山镇压太平天国，未果。同治七年（1857）乡人旷尧臣等晋谒曾国藩，请求为重修后的文定书院作记，曾国藩欣然应允，为作《重修文定公紫云书院记》。
曾国藩在《记》中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南之书院，衡为盛。以隶岳故也。岳志载衡书院十又八，惟胡文定公书院，独敕建为最著以传《春秋》故也”。曾国藩不同意把长寿庵一同修复，提出：“院毗长寿庵，修院不修庵”的主张。因为长寿庵时有扩充地域之心，并不时与胡氏后裔争讼。后胡氏后人自出资独修书院，曾国藩乃为题《记》，称颂胡安国对风化等的“丰功伟绩”，曾国藩并且赞扬胡氏后人贤能忠孝，以为“衡古院多虚，[惟]公（指胡文定公书院）院如鲁殿灵光，独巍然存也”，乃是胡氏后人的了不起的贡献。在他看来，“兹院春秋官记，非家祠”，“胡姓私修私祭，反小公”。他认为，胡安国“著《春秋传》，使人明君臣大义”，是大有功于纲常的宏勋伟绩。曾国藩甚至认为“干戈扰攘，忽忽十余年，而凯未奏。若明《春秋》，安得至此”。曾国藩甚至企图用胡安国的《春秋传》激励乡人，“诸君主读公之书，修公之院，是必深明《春秋》者。目击时艰，其激于义愤，当何如也？”曾国藩只言《春秋》，未及“春秋大义”，这是很有趣的。胡安国极尽对于“春秋大义”的强调，力主“用夏变夷”，而曾国藩则助满清，屠汉民，其惟取胡安国的“君臣之义”，而放弃夷夏之辨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他的身份所决定的。而钱邦芑则在《文定公春秋楼记》中指出：“生人之道，无过五伦；明伦之学，无过五经。五经在宇内，上如日月之经天，下若江河之行地。世界之所以不毁，则斯道之纲维也。故古今大贤，凡注五经者，或德配天地，功侔帝工。其血食百世，非有所私也。道义之存于人心，自不能毁也。自吾夫子修明圣学，表章六经，而何以云志在《春秋》？则其精意之所存，盖可知矣。夫《春秋》一书，岂直二百四十年之事已哉！明千古之人伦，立君臣内外之大防，意甚深远。非浅学所能窥”。钱邦芑进而指出：“文定公作《传》，总会左、公、谷之旨，而折衷之。深切著明，其于人心世道，危微剥复之关，辨之精而防之密。是以前朝独取，列于学宫，为取士典程。而凡左、公、谷诸家皆列为外传。则文定公有功于圣学，有裨于世道之人心，岂他贤所可额媲？”钱邦芑盛赞胡安国说：“呜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文定公在胡氏，为族姓之祖；在天下，为生民伦常之祖；在儒林，为经书之祖。过斯地者，能无饮水思源，……”[10]钱氏与曾氏之不同评价，一方面与各自的身份有关，另外也与双方对“春秋大义”的理解不同有密切关系。
衡山胡文定公书院后来在民国时，还有胡氏后人代为保护，直至大跃进时开始被毁，至文革期间更甚，今原址已成岳云中学校园，而胡氏父子及其“春秋楼”却早以被当地人所忘记。原有碑文塑像等均已不知去向，余尝苦苦寻觅而至今终无所获。其可哀之甚也欤！
注释：
[1]胡寅《斐然集》卷二十《悼亡别记》
[2]《斐然集》卷三《和文定题范氏壁》。
[3]《斐然集》卷二十五《先公行状》。
[4]胡安国《春秋胡传·序》。
[5]（明）李东阳《文定公紫云书院记》，转引自《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
[6]《明史·英宗前记》卷十，第一册第129页，中华书局，1974。
[7]《明史·礼四》卷五十，第五册，第1297页。
[8]《明史·彭勖传》卷第一六一，第十四册，第4383页。
[9]《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所引何仕冢文《重修胡文定公书院并长寿庵碑记》。
[10]《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之三《庐记》。钱邦芑（1600—1673），字少开，江苏镇江丹徒人。曾任南明隆武时御史，永历元年因占据遵义之功升右佥都御史，并巡按四川。后招降张献忠大西军孙可望部。后清兵入州，悔恨出家，号为“大错和尚”。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第1版